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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天涯（第4页）

张爱玲看到幼时的“偶像”就这样真切地站在自己面前，竟一时不知所措起来。幸好她是拉着炎樱一起去的，有炎樱和胡适夫妇说笑，她的紧张就不那么显眼了。回想起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桌前翻阅的《胡适文存》，还有经胡适考据的《海上花》与《醒世姻缘》陪自己度过的围城岁月，再看看眼前这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神情甚至有些落寞的“卸甲将军”，她心中感慨良多——既为偶像，也为自己。

谈话间，张爱玲向胡适提出自己将《海上花》与《醒世姻缘》翻译为英文的志向，胡适十分高兴，勉励她坚持下去。得到胡适的肯定，张爱玲渐渐放松下来，还跟他聊起自己在香港围城期间，在日军的空袭下如饥似渴地读《醒世姻缘》的往事，胡适听了颇觉有趣。

后来，张爱玲又单独拜访过胡适一次，没有了炎樱的“掩护”，张爱玲只得自己想方设法地找话说。幸好胡适本身很健谈，从世界政局到历史掌故，他侃侃而谈，张爱玲在这些方面涉猎不多，只得乖乖地听着，插不上话。似是觉出了张爱玲的窘态，胡适便将话题转到彼此的家世渊源上，说他的父亲曾受惠于张爱玲的祖父，对此，张爱玲自然不甚了解，只得又尴尬地支吾两声。

胡适还提到自己在美国《外交》杂志写文章，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张爱玲听了既诧异，又难过，胡适的文章都要改么？谁有资格改？她能听出这份不好意思背后的失落，她想起上次拜访后，炎樱四处打听后告诉她：“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这样一位中国新文化奠基人在西方却如此不受重视，实在让她感到悲凉，她想替胡适打抱不平几句，但考虑到自己现在的落魄，并不比他好多少，最终只能以无言来表示理解和安慰。

张爱玲与胡适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也就是那年感恩节的第二天。感恩节那天张爱玲陪炎樱一起去一个美国朋友家吃饭，直至天黑才回去，结果受了凉，胡适本来是怕她一个人过感恩节太孤单，约她去吃中国菜的，但见她病了，便到了第二天才来看望。张爱玲的女子宿舍比较简陋，她便邀胡适在宽敞的公共客厅坐坐。这个客厅足有一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是一架旧钢琴，台下则是许多旧沙发，宿舍负责人鼓励大家去那喝下午茶，不过大家都不愿去。胡适倒是觉得这里不错，他四处打量，说这里很适合聚谈，张爱玲心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这种比较的心态似乎每个出过国的人都曾有过：站在自己的国土上艳羡“外国的月亮”，站在异乡的土地上遥念故土的人情。说到底，不过是乡愁太浓郁，无从稀释罢了。

那天很冷，风也大，胡适望着街角那段起雾的河面，似是怔住了一般，笑眯眯地出着神。张爱玲心中“一阵凛然”：“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张爱玲也学着他的样子，微笑着向河面望去，却“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这苍凉、神秘如命运呓语的一望永远钉在了张爱玲的心中，她似是感应到了自己晚年同样凄凉落寞的境遇，不禁将衣领拉紧。

那是她见胡适的最后一面。

次年2月，为了换个好点的写作环境，张爱玲申请到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艺术营”去居住，由于该申请需要担保人，张爱玲便写信给胡适求助，胡适爽快地为她出具了担保证明，同时还把她的《秧歌》寄还给了她。拿到稿子时，张爱玲看到上面满是细心的圈画和批注，扉页还有题词，她“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与此同时，胡适也接到邀请，要回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4月便离开了美国。

胡适走后，张爱玲对他颇为挂念，时常在报上寻找他的消息。直至1962年2月，张爱玲在报上读到噩耗：胡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

张爱玲强忍悲痛，下决心要将答应胡适的翻译《海上花》的工作完成，但她每次动笔，都会想起“适之先生不在了”：“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胡适谈不上是张爱玲的知己，两人一共也只见过三次面，但在张爱玲心中，他却是极其重要的。他是张爱玲幼年的文学启蒙老师之一，也是她在围城岁月里心底的一点光明的慰藉，更是她在异乡土地上难得的一份亲近与温暖。

执子之手

1956年3月，36岁的张爱玲离开纽约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堡，她辗转来到麦克道威尔，那时刚下过大雪，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寒冷。艺术营远离市区，造型很像中世纪的小城堡一样，在张爱玲眼中恍若美国的“世外桃源”。进门时，张爱玲看到两旁的参天大树，脚下是酥酥的踩雪声，她突然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她哪里知道，自己这颗早已冰封的心，居然要在这遥远而寒冷的异乡土地上，重新复苏、跳动、迸越。

艺术营是为了让各个有志向的艺术家潜心创作而设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张爱玲也分到了一间。漂泊数载后，张爱玲终于有时间和条件安下心来创作了，她全心身投入到英文小说Pink　Tears的创作中，基本不参与社交活动。而为了让艺术家们互不打扰，艺术营规定在下午4点前不允许集会，所以在这个艺术家的天堂里，张爱玲不用担心自己的孤僻有什么问题，这让她感到很适意。

赖雅全名叫甫德南?赖雅，是德国移民后裔，哈佛大学文艺硕士，颇有天赋，早年即在文坛小有成就。赖雅兴趣广泛，尤其是摄影，在做了一阵英文教师后，他作为《波士顿邮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奔赴欧洲，全程报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国后他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开始了自由撰稿生涯，之后他又不安分地跑去欧洲采访了许多知名作家，如庞德、福特、康德拉，等等。期间他结婚生女，但最终以离异收场。之后赖雅的身体每况愈下，先是摔断了腿，后又轻度中风，1956年时，只能在麦克道威尔艺术营韬光养晦，期望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就这样，一个风度翩翩又热情洋溢的65岁西方男人，一个低调内敛又心思细腻的36岁东方女人，在那个充满奇思妙想的艺术营大厅里相遇了。赖雅无疑是大厅里最活跃的人，他被几个艺术家围着，正在热情地聊着他在好莱坞的趣事。而躲在角落看杂志的张爱玲却是最落寞的。赖雅无意间向她看了一眼，张爱玲瞬时就被他深深吸引住了：“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赖雅似乎也对这个神秘而优雅的东方女子产生了兴趣，便主动找张爱玲搭话：“你好，我以前好像从没见过你!”张爱玲礼貌地回答：“我刚从中国来。”赖雅刚准备继续和她多聊一会，就被其他几个朋友给拉走了。

这简单的一问一答究竟在他们彼此心中产生了怎样的涟漪呢？

当天回到工作室后，张爱玲心绪起伏，第二天，她又来到大厅中，却没发现赖雅的身影，就在失望之时，一声亲切的问候从身后响起：“爱玲女士，晚上好！”回头一看，赖雅正站那对她微笑致意。

“晚上好！赖雅先生！”张爱玲也笑着回应。他们很熟络地聊了起来，丝毫没有初见的生疏感。有趣的是，赖雅与胡适同年，张爱玲在面对胡适时可要比这拘谨得多。这里面自然有张爱玲崇拜胡适的原因在，但换个角度来看，赖雅的风趣与绅士也可见一斑。

赖雅对张爱玲颇为好奇，那时在美国的东方女性并不多，像她这样精通英文的更是少数。更让赖雅惊讶的是，张爱玲才来美国半年。

两天后，一场暴雪降临，天寒地冻里，艺术家们都挤在大厅取暖，张爱玲和赖雅自然默契地待在一起，继续深入地聊着。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午后，他们各自回忆起过往的传奇经历，在给自己带来无限感慨之余，也给对方带去了几分悸动与神往。在这毫无保留的分享与共鸣中，他们的灵魂比身体上的距离要更靠近了一些。

那天之后，他们的关系突飞猛进，很快便去彼此的工作室互相拜访了。张爱玲也将自己的英文作品拿给赖雅看，希望得到他的点评。赖雅惊讶于一个东方女人竟然可以写出如此漂亮的英文文章，大加赞赏之余不免也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更深的兴趣。对张爱玲来说，赖雅则是一个完美版的胡兰成，有他的儒雅、博学和体贴，却没有他的荒诞、风流和冷酷。因此，他们互相之间越看越喜欢，交流和共处的时间越来越多，晚饭后还常常一起执手散步，谈天说地。这几乎是每个艺术家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创作、交流、恋爱……实在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了！

但在张爱玲的一生中，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几个月后，先于张爱玲来到艺术营的赖雅的居住权限要到期了，他将转去纽约州的耶多艺术营，热恋中的他们即将面临分别。在火车站，经济拮据的张爱玲拿出了一部分存款强塞给赖雅，让他大为感动。临别时，张爱玲嘱咐赖雅记得写信，赖雅连连点头。两个年龄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一百岁的人，还像刚恋爱的小情侣似的依依不舍，实在令人动容。

其实，赖雅若是知道此时的张爱玲已经怀有身孕，想必会更加不忍离开的。是的，张爱玲虽没有子嗣，但却曾经怀过孕——就在那个寒冷而又温暖的冬天。

赖雅只在耶多艺术营待了一个多月，随后他搬到了萨拉托卡泉镇居住。7月初，赖雅收到张爱玲的来信，信上说她发现自己已怀孕。惊讶之余，赖雅开始思虑起自己的能力与责任：他身体状况不佳，写作的稿费也不稳定，他能给张爱玲一个稳定的未来吗？答案并不确定，但他似乎心意已决，他给张爱玲写了一封真挚而热情的“求婚信”，并连夜冒着倾盆大雨将它寄出。两天后，还没等到回信的张爱玲已经迫不及待地来找赖雅了，她要当面听听这个男人的回答。

见面后，赖雅表达了对张爱玲的思念与用情，并“再次”向她求婚，但是他提出：坚决不要孩子。他们的生活颠沛流离，收入也不稳定，哪里有能力和精力照顾新生命呢？张爱玲自然也顾虑到现实问题，但她毕竟36岁了，今后还有机会再要孩子吗？思虑再三，张爱玲最终还是同意了赖雅的意见。

1956年8月14日，张爱玲和赖雅在纽约举行了婚礼，这一天距离他们初次见面，仅仅过去了5个月零1天。但从这天起，他们便相伴了彼此的整个人生。

婚后他们在纽约游玩了一阵——如果这也能算“蜜月旅行”的话。到了10月份，他们重新申请到去麦克道威尔艺术营居住的机会。他们的爱情在那里的深冬萌发，开花结果后又在那里的深秋落地。他们虽然依旧是个“无家可归”的小家庭，但能一起回到那里生活，毕竟是幸运且幸福的。

也许是上帝不忍见张爱玲的一生如此困苦，便“网开一面”。

次年1月底时，赖雅的病情已经好转，甚至可以出门探访朋友了，张爱玲的《秧歌》也有公司准备改编成剧本，报酬有一千多美元。虽然他们的状况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善，但命途多舛的他们已经很知足了。

1957年4月，他们在艺术营的居住权限又到了，这次他们没能申请到其他艺术营，只得就近在彼得堡松树街租了一间61美元的公寓——这已经是他们能负担的最好的公寓了。虽然这间公寓不大，家具也很破旧，但他们终于拥有自己的小窝了，所以他们每天都很开心地去类似跳蚤市场一样的“庭院摊位”去“淘宝”，每次捡了便宜都能让他们高兴好一阵。张爱玲还亲自上阵客串了一把油漆工，将屋子粉刷成了自己钟爱的，浪漫的蓝色。他们会一起做饭，一起喝少少的香槟或红酒，一起畅谈文学和艺术……不管外面的人们过着怎样奢华安逸的生活，他们在自己的小屋里，都是富足而完满的。

这既是无奈，也是幸福。

5月份，张爱玲得知自己的小说Pink　Tears没能获得出版公司青睐，倍受打击。这部英文小说是以她的得意之作《金锁记》为原型改编的，她本以为可以靠这本精良之作敲开美国出版业的大门，没想到居然铩羽而归，再加上之前手术后没有好好修养，她终于病倒了。这次换赖雅照顾她了，赖雅还勉励她在创作上不要着急，良禽择佳木而栖，她只是还没遇到自己的“佳木”而已。

之后，张爱玲在赖雅的宽慰下重振旗鼓，一面通过老友宋淇给香港的电影公司写剧本维持生计，一面开始新的英文小说The　Shanghai　Loafer的创作。

8月份，张爱玲的写作事业渐渐有了起色，却突然得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彼时的她无力承担去英国的来回机票，只得写信安慰，并附上一张100美元的支票。可惜的是，母亲手术后不久便去世了，只给张爱玲留下一箱古董和无尽的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