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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天涯（第2页）

当然，张爱玲和桑弧之间偶尔也会有冲突，而这些冲突，自然多与胡兰成有关。胡兰成取道上海回温州时曾来张爱玲这住过一宿。那天，胡兰成刚在客厅坐下，桑弧的电话便响了。当张爱玲听到电话那头桑弧的声音时，她感觉“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擦身而过的洪大的嘈音”。那一刻她以为：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慌乱之中，她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局促不安，桑弧是知道胡兰成来的，所以见张爱玲这样，他有些不高兴地将电话挂了。

后来，一次聊天时，桑弧笑着说道：“他好像很有支配你的能力。”张爱玲则解释说：“上次看见他的时候，觉得完全两样了，连手都没握过。”桑弧听了忽然有些激动：“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他碰。”对此，张爱玲既觉得他有孩子似的好笑，又十分感动。再后来，张爱玲给胡兰成写分手信时，桑弧正好也在，她便将写好的信递给他看：“我不过给你看，与你没关系，我早就要写了。”由此可见她还是很紧张桑弧的态度的。

总体来说，张爱玲对桑弧是矛盾的。她一面十分信任这个低调认真的男人，她曾说：“我一定要找个小房间，像上班一样，天天去，地址谁也不告诉，除了桑弧，如果他靠得住不会来的话。”一面又不想对他喜欢得太深，她曾告诉姑姑：“我怕我对他太认真了。”

但爱情哪里是可以“规划”的呢？对一段感情陷得有多深，只有老天爷才说了算。一次，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出来时，她注意到桑弧的脸色不太好，她敏感地拿镜子照了一下，原来是因为她的妆花了，桑弧试图聊电影解脱尴尬：“我喜欢琴逑罗吉丝毫无诚意的眼睛。”但这话听在张爱玲耳中，却像“针扎了一下”似的，很不好受。

和桑弧在一起，张爱玲其实是自卑的，因为桑弧是个“漂亮的男人”，这也是她对他不敢太过喜欢的原因：她不相信漂亮的男人。一次，桑弧把头枕在她腿上，她抚摸着他的脸，却突然感觉“不知道怎么悲从中来，觉得‘掬水月在手’，已经在指缝间流掉了”。为了让这流逝更慢一些，她希望自己更漂亮一点，好追得上他的流速。所以，每次桑弧来找她之前，她为了“使皮肤紧缩”，总去用冷水冲脸。一次被姑姑撞见，她感到很是窘迫。

有次，桑弧几天都没来，她以为他对她意兴阑珊了，在笔记本里哀怨地写到：“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等他来了，她忍不住哭了出来，他试着安慰她，她却依旧哭着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他说：“我知道。”她的心绪却又有些反复，半嗔半怨地说：“我不过是因为你的脸。”只是，从未停止的眼泪透露了她的真意。

换个角度，桑弧对张爱玲其实也是想爱又不敢爱的：一方面，他隐隐觉得张爱玲早已把整颗心给了胡兰成，她对自己还能全心投入吗？另一方面，张爱玲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心藏得很深很深，因此性情多有反复，让他无力分辨她哪句告白是真，哪句绝情是假。所以，各有保留的两人终究没能勇敢地携手向前一步，跨过那“喜欢”与“爱”的鸿沟。

1949年，张爱玲和桑弧一起合作了第三部电影《哀乐中年》，这是他们最后的“相伴”了。而张爱玲对“哀乐中年”四个字的解释，也恰好是他们这段感情的最好注解：“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

是的，桑弧就是张爱玲最贴心也最动情的安慰，她曾说：“桑弧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哀乐中年》上映不久，上海解放，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也宣告结束，转而以“梁京”为笔名开始写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之后，他们的感情究竟发生了哪些转折，张爱玲没有再说，我们无法妄加揣测。我们只知道，1951年，桑弧娶了一个漂亮的圈外女人做妻子，而张爱玲，亦在第二年远赴香港。他们的感情经历正如他们第一部合作的电影《不了情》那样，最终不了了之。

作为一对“秘密情人”，他们这几年对彼此的种种暧昧与深挚，实在难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倒不如细细回味一下这样一个细节：一次，桑弧深夜送张爱玲回家，他们害怕进屋后姑姑责怪，又舍不得立刻分离，便一起坐在楼梯上聊天，仿佛两个十几岁的，无处可去的小毛孩。

张爱玲嗤笑说：“我们应当叫‘两小’。”

而桑弧则接口道：“是‘两小无猜’。”

寻寻觅觅

就在张爱玲与胡兰成藕断丝连，与桑弧秘密恋爱之际，她的母亲回来了。

和姑姑住在一起时，张爱玲虽然把她当做长辈，也尊重她的意见，但终究不会有太多压力，更没有顺从与叛逆的问题。但母亲就不一样了，当初张爱玲从父亲家里逃出，在母亲那生活时，就处处受到母亲的管辖和压制，让她过得很压抑。

这次母亲回来，对她最大的影响就是：她要认真思考将来的出路了。

在母亲回国前，她就在信中斥责张爱玲是“井底之蛙”，因为张爱玲在上海写作成名后选择继续以写作为生，没有回香港完成学业。其实，时局变动下，张爱玲一直是把留学当做“最后一条路”的，只是看到战后的英国十分破败，美国那边她又没把握，所以才一直留在上海。她心想说：人生漫漫，要稳扎稳打！所以她时常向国外投稿，只是苦于摸不出门路。

母亲回来后，张爱玲和姑姑的神经一直很紧张，因为黄逸梵是很强势的，而她这次出国数年也算小有成就，一度还做了尼赫鲁两个姐妹的社交秘书。眼界更高的她自然对张爱玲沉迷于文学创作不满，她也早知道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情事，只是张爱玲骗她说他们早已分手，她才没有多追究。后来当小报上盛传张爱玲与桑弧的绯闻时，黄逸梵还来抽查过——她自然也是看不上搞电影的男人的。

过了一阵后，黄逸梵听闻了张爱玲在上海的文名，也去看了她的电影，感觉还不错，再加上张爱玲的感情生活似乎没有她预想的那么糟糕——当然，这是因为张爱玲隐藏得好，黄逸梵渐渐对张爱玲宽和起来。毕竟，做父母的一旦上了年纪，对子女的成就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当然，她偶尔也会端出长者的架子来，给张爱玲一些文学创作上的意见：“没有经验，只靠幻想是不行的。”

张爱玲见时机成熟，便打算做一件对她来说很郑重的事了，那就是：还钱。是的，张爱玲清楚地记得母亲当初为了照顾她、培养她是怎样节省和抱怨的，再加上名义上她自小过继给伯父，一直喊母亲“婶婶”。因此，她早就暗下决心：将来挣了钱一定要还给母亲！早在母亲回上海前，她就问姑姑母亲一共为自己花了多少钱，姑姑说按照现在的算法，大致是二两金子的价格。张爱玲算算自己的财产，之前去温州找胡兰成，一路上大概花了一两左右，现在将将剩下二两，刚好够还给母亲。

那天，她们坐在一起吃蛋糕闲聊。黄逸梵端然说：“我看你也还不是那十分丑怪的样子，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关起来。”她之前反对张爱玲在爱情上任性盲目，现在又担心起她“没人要”了。接着她又回忆从前，有些自省地说：“我因为在一起的时候少，所以见了面总是说你。也是没想到那次一块住了那么久——根本不行的。”

听到这，张爱玲觉得时机合适，便把金子拿出来，笑着说：“那时候婶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黄逸梵坚决地说：“我不要。”继而又忍不住流泪：“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黄逸梵仿佛觉得张爱玲还她钱就是要和她断绝母女关系似的，所以坚决不接受，她还想保存这份感情。

钱终究没有还成，她们母女的感情也没有发生突兀的变化。过了几月，黄逸梵又动身去马来西亚了，姑姑说她就像“流浪的犹太人”——被罚永远流浪，不得休息的神话人物。张爱玲听了不说话，她不知道母亲这次回来是否本打算长住的，她也怀疑是不是自己把母亲气走的。

其实，黄逸梵的离开和张爱玲关系不大，她本性无法安定，注定漂泊。一次次回来，又一次次离开，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也是她的终生信仰。即便几年后她在英国病倒，甚至没钱看病时，她也觉得自己的一生颇为精彩，没有多少遗憾。

硬要说的话，在黄逸梵的内心深处，她唯一的遗憾就是张爱玲。她既遗憾于自己没有处理好和这个敏感内向的女儿的关系，也遗憾于张爱玲的人生道路充满波折，刚刚在上海文坛站稳脚跟，大时代的变革便来临了，女儿能安稳平顺地走下去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所有人，上至各界名流，下至平头百姓，都将面临一场重大的变革。那些曾在上海呼风唤雨的国民党官员早已仓皇出逃，未出走的各界名流大多惶惶不可终日，所有人都在等待，都在观望，张爱玲也不例外：她喜欢上海，她愿意留在这里，这里的小市民气息更合她的胃口。她也认为：自己从不沾染政治，从未坐过一天办公室，不过是个码字吃饭的普通女人，任何改朝换代的风波都不应该影响到自己的。

所以，公寓外的世界正在热火朝天地变革着，她却在屋里安安静静地耕耘着自己唯一熟稔的土地：文学。当然，张爱玲并不是一个不关心时代变迁的人，只是她关心的角度，要比一般人更低一些，因此也更细微贴实一点。

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张爱玲在《亦报》上连载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因为吃不准当时的文坛风气如何，加上自己曾遭左翼文人抨击，因此张爱玲用了一个笔名：梁京。这里张爱玲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梁”“京”其实是“张”与“玲”的声母韵母互相反切。这也是张爱玲这辈子唯一使用过的笔名。

这部《十八春》是张爱玲的“投石问路”之作，一来看看新政权对她这样一个与日伪汉奸有过交集的女人究竟有多大的容忍度，二来看看新上海文坛还有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凭借深厚的功底，张爱玲的《十八春》赢得读者追捧，不少人随着连载中主人公世钧、曼桢、叔惠、翠芝的不同境遇而喜怒哀乐，甚至有读者在读到曼桢被祝鸿才奸污时忍不住将报纸摔到桌上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

《十八春》之后，张爱玲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小艾》。《十八春》虽然结局还算圆满，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并不合当时的气候，所以在创作《小艾》时，张爱玲有意增加了它光明的一面。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小艾》是张爱玲迎合政治的“失败之作”，但这只是张爱玲在寻觅人生道路过程中的一次尝试罢了，她对自己文字的要求，还是保持着一贯水准的。她后来将《十八春》带有政治色彩的结尾删掉重写，并改名《半生缘》，即是明证。

上海解放后，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并接管了上海的文化工作，他十分欣赏张爱玲的才华，并一直关注着张爱玲的境况。1950年7月，夏衍特邀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很低调地坐在后排，但还是有些人对她记忆深刻，因为那天大家都穿着列宁装，而她穿的则是一件旗袍。张爱玲自然不是刻意与众不同，只是她个人的韵律并不符合新时代的脉动。

会后，夏衍又安排她随文代团去苏北参加土改，希望让她的履历好看一些。这段两个多月的下乡经历对张爱玲来说颇为难得，她难得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如此亲近，既觉得新鲜，又觉得紧张。所以，当她和一位妇女聊天，对方笑着和她应对时，她是很惊喜的——他们不讨厌自己！这对不善与人相处的张爱玲来说，其实是一件挺有成就感的事。张爱玲并不关心政治，但她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爱并不比其他人来得浅薄，她曾写过一首《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