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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第1页）

现在

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步态从容地从长途车上跨到地上。这是她四十年后重返家乡。她的脸是黝黑而狭长的，眼睛略微长得有点上——这样的脸看上去有些局促，有些紧张感。但是她手指间夹香烟，腋窝里夹着人造革皮包，显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松弛。她的衣着打扮显见得是个外来人，但她满不在乎的神情仿佛是刚到县医院去了一趟的本地农妇：查查头晕的毛病，看看颈后的扁担瘤；右胳膊上的骨质增生是不是又大了？脊椎骨特别是靠近下面的那一段因为秋忙的缘故痛得夜里睡不着觉。另外，皮肤瘙痒，绝对不是虱子和跳蚤的问题，医生告诉她这是老年性皮肤瘙痒。人老了各种不适一齐袭来，为的是减轻你对人生的留恋。

柏油路面坑洼不平，两边长着参差不齐粗细不一的树。女人带着异样的目光审视公路两边的泥坡。泥坡上的草拔得一毛不剩，如果下雨的话将会被雨水冲走大量的泥土。这也是公路为什么越变越窄的原因之一。但眼下是秋季，下雨的可能性不太大。泥坡下面是快要干涸的河沟，肮脏的水草里不时有鱼的嘴唇“喋喋”作响。河沟那边，收割过的稻田里留下烧过的焦黑的痕迹，令空气里充满似苦似香的味道。傍晚的阳光无边无际地涣散开来。

女人走下公路，沿着一条狭窄的光秃秃的泥路向东走去。熟悉这条路的人都知道，她一定是去全庄的，因为这条路上只有一个村庄，那就是全庄。全庄的男人都姓全，在过去，女人都叫全×氏，那也是家谱上客气的叫法。在现实生活里，女人全都没有名字，只有大妈大嫂二婶三奶等等的称呼，像仓库里堆放的外观差异不太大而品种不同的谷子。有姓有名的女人还不能算作女人，这些被称为全梅、全秀兰、全淑英的村里“小芳”，眼睛一眨就出口到外村去了。全庄是个老游击区。虽然现在已是九十年代，县城里放的《红高粱》被商业性地改为《高粱地里结私情》，小饭馆里妖冶而粗俗的服务员轻车熟路地招徕皮肉生意，颠簸得厉害的县城大道上行驶着本县长官乘坐的高级轿车，那些搞房地产、搞电器生意、搞猪饲料发家的款们，手指上套着硕大的金戒指，穿着“皮尔·卡丹”等名牌西装。但本地人，从县长到刚上初中的孩子，全都乐意谈谈他们对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海边的张怀玉的游击队的认识。他们说起家乡土特产的时候总是顺带说说游击队的传奇，说话的口气丝毫不像在回忆漫长而遥远的一件往事。听他们回忆，你会觉得时间根本就还停留在某个光荣而让人激动的日子，现在的一切不过是时间之上的海市蜃楼。这一点是奇怪的，但我们可以把这归结为本地人不切实际的荣誉感，抑或是虚荣。但更奇怪的是作为游击区中心的全庄——过去全庄的男人有一半或明或暗地参加过游击队，而与游击队有瓜葛的人就更多了。

现在，这个年龄在六十至七十岁的女人就朝那个神秘的全庄去了。她在路上遇到一队抬着担架的人马，这使她感到有点意外。这个女人作出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离乡人的正确反应：她急步迎上前去，拉住担架一声高一声低地哭起来。她的宣泄是如此自然而贴切，显露出一个农村女人应付日常生活的基本功底。

“这是哪一位？”哭了一通后她问。在她看来，不管是哪一位躺在担架上，只要是全庄的男女，都值得她恸哭一场。

“全丰。五保户全丰。我们把他抬到县医院去让医生看看，要是死透了就顺手抬他到火葬场。”

女人扔掉手指间的香烟，两只手一齐用力把担架上的人翻一个仰面朝天。这一折腾，她腋窝里夹着的人造革黑包戳到了背后，须臾，“啪”地掉落，抬担架的年轻人弯腰替她拾起。这个女人仔细端详担架上半死不活的病人，由礼节性的哭泣变为掏心掏肺的伤心：“全丰噢。我不认识你了。想当初你在张怀玉的手下多高的身条？你怎么这么瘦小了？我是全金，四十年前没有死得成，老脸皮又回来了。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我，能吓你一跳。”

担架后面的人说：“你老，他能吓一跳倒省事了，我们也不用朝县医院抬了。”

女人抬眼打量抬担架的一行人，企图在某张脸上找出她熟悉的特征。“我是全金。”她说。人造革包回到她手上，担架又开始移动。这个自称为全金的女人疑惑地又冲着担架说了一遍：“我是全金。”这一次有人回答说：“全金是谁？什么全金全银。”女人的脸上掠过一丝不知所措的惶恐，这是她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居然没有人知道全金了，难道四十年中全金真能从全庄的时空里消失？消散在某个漫长的，然而注定要被遗忘的日子里？女人捡起扔在干燥土灰中的香烟。在下车时她还是倨傲的，满不在乎的。现在她除了疑惑外，还有着进退不能的愤怒。此去此从，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她将要应付什么样的情形？她的复杂的经历使她具备了预测未来的能力，但眼下她心中毫无着落。她抽着烟，很理智地开始盘算，悄悄地有条不紊地盘算使她具有了鬼鬼祟祟的神情。

一个归乡的老妇，连姓名都被家乡人遗忘了，说来这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毕竟她已销声匿迹了四十多年，何况她还是个女人。这一刻她伤心欲绝地想：全庄人是故意忘记她的。这也是她走下长途汽车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全金是谁？

不管她是否接受眼下的事实，如果她继续沿着这条土灰路向前走去的话，她就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她的出现，仅仅是对于她本人具有不寻常的积极的意义。四十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她自溺未成，从此销声匿迹了。当她再次出现在这里的时候，逝去的四十年，因为内容的无法吻合，使她与这块土地显出了生疏：她一看就像个外来人。她抽烟的样子，她拎的廉价人造革包，她打量环境的目光，都说明了这一点。她走到了村口，香烟从手指间再次滑落在地。她的恐惧也证明了一个道理：为什么会见老朋友总比结交新朋友难？她咳嗽、扯衣角、捋头发，动作一丝不苟，在黄昏的村口中越发显出孤零零的无可依靠的局促。她现在已不能称为全金，只能称为女人或老女人。她瘦削、高大，在她这个年龄是少有的，加之她走路飘飘忽忽的样子，就使她显出与年龄不太相称的风姿。她的腰板挺得很直，脸上带着随机应变的机警，这种机警在松懈状态是狡黠；但在现在，她却像一只受惊的母兔子。眼下她完全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一切从头开始。虽然这项工作很困难，犹如把一根掉下的树枝重新接回母树一样。但她如果放弃这项工作的话，整个一生便毫无意义。

她在村口第一家农舍停住，谨慎地向这家的小媳妇要水喝。“你是哪家的？”她问，这是当地女人惯常的问话方式。“全来。”小媳妇忙着把场上的稻谷收拢成一堆。老女人摇摇头，她不熟悉这个名字，因而也无法回忆名字的主人是何等模样。她指着第二家再问小媳妇：“这是谁家？”“全忠。”“那么，这家呢？”“全强。”老女人再次摇脑袋，这些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的名字给她构成一道道进入往昔的障碍。于是，她明智地打听村长的住址，得到明确而详细的回答后，她来到了村长那称得上气派的屋宅。在这里，她遇到了另一个媳妇，这媳妇比刚才的媳妇年龄要大些，正直着腰有一下没一下地用竹扫帚扫屋场，看上去仿佛跟谁赌气似的。她斜睨一下客人，作为对来客的招呼是低声吆喝狗不得咬人。“你找谁？”她问。老女人告诉她找村长。大媳妇考虑了一会，慢吞吞地问：“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长途汽车上下来的女人被问住了，心里立刻泛起酸楚同时伴有脑晕胃恶心，五脏六肺仿佛一齐出了毛病。她双膝绵软直想朝地上瘫坐下来，这种感觉使她迷醉和快乐。就在一瞬间她又挺直了腰板。我是全金。她肯定地想。这个庄子里总会有人认识我的。

就在这时，村长回来了，是个不到四十岁的汉子。他先望着小媳妇嘿然而笑，道歉而怜爱地，一望而知就是乐意宠娇女人的男人。小媳妇扫帚“扑嗒”一摔进屋去了。村长这才转脸问长途汽车上下来的女人。“你找谁？”“我找村长。”“我就是。”长途车上下来的女人不慌不忙地点上一根香烟，用夹着香烟的手指戳戳村长说：“那我就找你了。”村长很有耐心地说：“有什么事，到屋里说。”

长途汽车上下来的女人坐在屋里了。她在汽车上下来以后几乎一直处在紧张之中，处在一个生死未卜的悬念之中。她有些烦躁，还有些伤心。如果她不是用抽烟来镇定的话，她一定会爆发，像一个年龄在六十至七十的真正农村农妇一样，连哭带数落。但她认为她已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村人了，从四十年前就不是了。所以尽管在很多时候她会流露出泥土地赋予她的无法控制的宣泄的本能，但在某些时刻特别是关键时刻她会以老谋深算取胜。屋里比外面暗多了，雾气把田野里的干草和青草的香味一阵阵驱赶进来，仿佛赶着一群羊。家具被黑暗模糊了线条，呈现发泡胀大的一团团黑影。村长窝在厨房他女人身边，并不急于了解这个女人的底细。这样，直到村长和她的女人从厨房里出来，电灯“刷”地一亮，家具受惊似地缩回它本来的线条中去，交流才继续开始。

村长说吃晚饭罢。晚饭简单得几乎是一种仪式：一碗粥，一碗用酱油泡的炒黄豆。村里人传说村长一天吃一只鸡。村长喜欢吃鸡是真的，但她女人的节俭也是毫不含糊的，吃鸡只是在一个星期中的某一天。这一天，半个村子都会知道村长吃鸡，传来传去，鸡还是那只鸡，但因为日期有所变动，村长就变成了天天吃鸡。这也是村长女人的错误，她为了显示慷慨而不惜让村长背上贪吃的名声。现在她经过村长一番柔言软语，面色温和了。她的心情好转的时候，就会对外界产生强烈的好奇。被男人娇宠的女人总是带着消失不掉的天真。她是个黝黑的美人，胳膊、面孔、脖项全都是一种乌沉沉的黝黑，黝黑在灯光下那么均匀而沉着地深入肌肤。她的尖削俊俏的下巴引人注目地突现了黝黑之上，使黝黑成为凸现物体的一整块黑丝绒。她咀嚼黄豆的时候，牙齿在黝黑之中一现一闪。晚饭很快结束，长途汽车上下来的女人却久久沉浸在晚饭引起的回忆中。

“你看上去像南边人。”村长试探地问。他女人几乎是倚靠着坐在他旁边。稳重和佻达的一对，天作之合。

“我不是南边人也不是北边人。”女人微微一笑，无限沧桑的样子，“我就是全庄人。”

于是长途汽车上下来的女人遇到第二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她小心地引导着村长的思路。她回忆她的家本来就住在村子的最东头，靠防汛堤那边，有两棵大柳树的后面。村长说那边早就不住人了，五八年搞人民公社，零散的住户就搬到一起了。至于大柳树后面的房子，小的时候是有印象的。那家人早就死光了。

“还有一个没死。”长途汽车上下来的女人不动声色地揭开惊人一幕，“就是我。我爹全宝善，我娘全张氏，弟全银。我叫全金。”

村长沉吟。他抬眼一瞥这个陌生女人的时候，眼光里射出一星半点的严厉，这种严厉能使他撑拒任何不测的局面。

全金。我叫全金。

长途汽车上的女人适时地用了“我叫全金”而不是“我是全金”。在她闭着眼睛随着长途汽车颠簸时，“我是全金”，或者更感性的“我就是全金”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她预想的一些会面场合中。但现在她用了陌生的表达方式：我叫全金，并等待一村之长对她的名字确认进而对她本人的确认。她连气都不敢喘，紧紧地盯着村长的表情，在她富有经验的目光下，任何伪装都逃脱不过。她看见村长的身躯突然晃动了一下，配合着他脸上一闪而逝的焦急和恐慌来看，他的晃动可以看成是惊讶或者是退缩。他仅仅是那么失态了一下，接着又不动声色了。万事预防在先，有时候，被动是最好的武器。

“让我想想。”村长皱起眉头作回忆状。也许他皱眉的时间太漫长了，村长的女人在桌子下面揪了他一把，又用肩膀拱了他一下，最后狠狠地踩了村长一脚。村长向他的女人侧过身去，嘴巴在耳朵边一阵蠕动过后，村长的女人突然一跃而起，拍掌惊呼：“原来你就是那个全金。我的娘呀，好戏来了。”她雀跃着跑出门去了，她奔跑而引发的振**在屋里久久徘徊。她的冒失和莽撞使得全金这个名字重新回到家乡的土地上，也使得这个长途汽车上下来的女人被确认为“全金”这个名字的拥有者。事情突然转机了，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全金的女人和村长之间出现了一段沉默。看门的狗在沉默中悄悄地踅进来在桌子底下蹲着。后来，村长又说了一遍：“让我想想。”紧接着说道：“有这个人。但是怎么就能肯定你就是全金呢？”女人打开黑包，在一堆凌乱的物件里找出身份证、户口簿。户口簿的家庭地址上写着黑龙江×××市×××街××号。但村长随手就撂开了，他不相信这些东西。回忆往事是没有用的，村长本人不在往事之中。即使村长熟悉往事里的一些枝节也没有用处。村长承认了全金这个名字而不承认全金就是面前这个女人，他需要见证人，他不认识全金这个人就是不能承认她是全金。公事公办，这是他的责任所在。

长途汽车上下来的女人（瞬间她又失去了被称为全金的权利）报了几个熟人的名字，如她所了解的那样，熟人们死的死了，走的走了，走的无处寻找，死的更是人面不知，她不敢冒险找不太熟悉的人辨认，有村长的态度放着，加之四十年的沧桑过后连自己也认为是面目全非了，不成功的辨认会使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我不是全金，那我是谁？长途汽车上下来的女人对村长嚷嚷，她几乎忍不住地笑了。村长顺便也露齿而笑。他安慰她不要着急，留在这里睡一夜，村里六十往上的老人有好几个，明天他去找两个认认。“你们那时候的事情我不太清楚。”村长隐含了抱歉的意思，“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六十岁往上的人不一定认得你。我父亲就绝对认不得你。你想，你家那时候住在村的最东头——海边，又是张怀玉游击队的落脚点，所以别人不大见得着你的面。再说，你从鬼子那边逃出来以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一直到遇难。”村长不自在地在“遇难”两个字后面停顿了。他上过高中，语文也不错，但这个女人的一些事情让他无法用某个词来表述。譬如她的死而复生，你不能说她死，也不能说她没死，说“遇难”更是不适当，但也只能这样牵强附会了。

长途汽车上下来的女人放声嚎哭起来，她的哭声着实让村长吓了一跳。她的哭声尖利、倔强，嘹亮的长嚎里杂着“嘶嘶”的喉音，仿佛锋利的刀斧在丛林里一路砍下去带出茅草的杂音。这样村长就不得不干涉了，他的干涉其实也是一种让步。

“请你不要再哭了。我并没有说过你不是全金。现在，我正式通知你，我承认你就是全金，你来全庄有何贵干？”

女人马上刹住哭嚎，连一点过渡都没有，显得训练有素。她的脸因为被泪水浸润的缘故，呈现出光彩熠熠的红润和浮肿。现在她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村长已认为她就是全金，那她就是全金了。按照全庄人一贯的为人处事，当她自报家门的时候，村长就应该马上承认她就是全金。其中的原因，全金不想追究。还有谁比她更透彻人情世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