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票
第三次逃票成功了一半。
傍晚的阳光那么善变,神秘莫测。孔觉民从火车上一步跨下来,旋即把随身的小布包朝上衣里一塞,像肚子有点发福的样子。在还没消散的火车蒸汽里,他走得大大方方,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此刻正在逃票。
逃票需要勇气。一旦被捉,轻则罚款、批评教育,重则游街、拘留、判刑。不管轻重,都要通知本人单位或居委会。
每一次逃票成功,孔觉民的心里总会高兴一阵子,至少有一个星期他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样,他的老婆赵点梅也沉浸在幸福之中,于是一家子都沉浸在幸福之中。
但是这幸福是不能让外人察觉的,现在是表达苦和恨的时代,一个人愁眉苦脸或者满腔愤怒是正常的,一个人若是从心底里涌出喜悦,眼梢眉角闪烁银子一样的笑意,邻居就会怀疑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居委会干部就会上门探个究竟。如果有必要,派出所的同志也会召见他。要是他运气不好,派出所上头的专政机关,说不定已经在调查他的祖宗八代了。谁的祖宗八代能受得起考验呢?没有的!
此时,一斤米是一角三分九厘,买一斤米付一角四分,买十斤米是一块三角九分。豆油七角九分一斤,肉排四角一斤,虾四角一斤,猪肉六角九分一斤,青菜一分到一分半一斤,豆腐二分钱一块……
从吴郭城到上海,逃一次票,快车是一块九角,普通车是一块五角,棚车是八角。快车是买不到,而且也难逃票。棚车容易逃票。普通火车逃票的难度介于两者之间。孔觉民从不坐棚车,棚车到底是迫不得已的人才会坐的,但凡有点经济基础的都要一份体面。从棚车里出来的人,表情痴呆,眼神发愣,跟下来一群猪差不多。
每逃一次票,就是一块五角。一块五角,参照以上的物价,可以在菜场买不少的东西,当然你要起得足够早,菜场里东西少,早上七点过后,基本上只有烂青菜和僵土豆,连臭烘烘的死鱼烂虾都难寻踪影。
国营菜场五点半开门,赵点梅在菜场里有内线,知道什么时候有蹄髈买,蹄髈和肥肉一样,属于抢手货。她会半夜里起身,一点不到就去排队,排队的人大都是知道内幕消息的。买到大蹄髈,不管红烧还是白烧,赵点梅会请个假回到家里,这时候左邻右舍都不在家里,在家她也不怕,她的煤炉支在自家的小天井里,门一关别人没法看到她在做什么。她快速地把蹄髈去毛、焯水、下锅急火烧开。珍珠一样的水泡顶开汤面上的油层,一个个放逐在空气里,眼见得香气就要冒将出来,传遍四面八方……且慢,这时候她把砂锅端起来了,捞出蹄髈,放进一只布袋里。带上布袋,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到娘家去了。砂锅里的清油汤,她没忘了收到碗橱柜里。
赵点梅的娘家在枫杨树街,路上无人,骑二十分钟就到了。爹娘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回蹄髈,他们的肉票全都给了孙子。赵点梅一来,他们就知道吃蹄髈的日子到了,不是真正的吃,而是对外宣布吃,宣布吃蹄髈和真正吃到蹄髈不是时间顺序上的问题,而是两者永远无法相遇的问题。
现在,赵点梅可以重新出现在她的厂里了。而她的娘这时候从布袋里拿出半生不熟的蹄髈,上了锅慢慢煨。她知道她的外孙和外孙女是多么需要吃这只蹄髈,她不敢怠慢,把蹄髈烧到外面烂糯里面筋道。赵点梅要的就是这效果,烧得太烂一吃就没了,放在嘴里慢慢咀嚼才好,牙齿缝里嵌两条肉丝,夜里还能当点心吃。
肉味飘香。赵点梅的娘脸上挂着谦虚的笑容,回答邻居的问话,是的,是的,吃炖蹄髈。
傍晚,赵点梅过来拿蹄髈。回到家,只等天黑,关上门,落下窗帘,屏气静声地吃。吃完把大骨头收起来,赵点梅找个空扔到弄堂里老虎灶边上的河浜里。这河浜多年来不知藏了多少企图隐瞒的骨头和壳片,当然这不是她一家干的。居委会有个干部叫崔红心,她说她有梦游症,夜里会拿个手电筒,念着毛主席语录,一家一家地翻看垃圾箱。她说她在梦里接受上级指示,从垃圾箱里的骨头和虾兵蟹将的壳子寻找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几次还真的被她找到了阶级敌人,譬如老王家的垃圾箱里有一阵子骨壳不断,一查,原来是他的资本家父亲从上海给他汇了钱来。
崔红心再精,也不会下河去打捞证据。
静穆地吃完蹄髈大餐,安全地扔掉骨头,还有最后一道工序要做,那就是,第二天大家出去时要记得愁眉苦脸哦,千万不得嘻嘻哈哈、蹦蹦跳跳哦,不得满面红光、满眼笑意哦。对于装腔作势,孔家是驾轻就熟,小女儿孔妮甚至会冷着脸咳嗽一阵,再翻两个白眼,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她的大哥很正经,二哥又在与人打架,三哥佝偻着背沿墙根走,她父母亲都略微皱眉,似忧似恨,总之他们没有与众不同的样子,没有人格外注意到他们一家,没有人知道他们昨晚吃到肚子里的那些油脂正在哈哈大笑。
萧家的小女孩,长得像洋娃娃,一点脑子都没有,她妈给她做了一件新衣服,在新衣服上打了一个补丁,有一次她走在路上突发奇想,把那块补丁扯下来了。这一幕正好被崔红心看见了,于是萧妈妈就进了“坏分子学习班”。
这说明一件事:孔觉民是有勇气的,赵点梅也是有勇气的,他们一家都是有勇有谋的人。
赵点梅是远近闻名会过日子的女人,四个孩子每天都有荤菜吃——买上四角钱的肉酱、四分钱的百叶,做上十只肉百叶,午餐和晚餐都有荤菜了。听起来好听,其实肉百叶里面的肉只是象征性的,那四个正长身体的孩子还是油水不够,整天馋,想着吃的。粮食也不够,三个哥哥每月各吃十五斤定量米,小妹妹只有十二斤。学费倒不贵,每个人每学期都是一块两角,挺便宜的。
孔觉民是中专生,在中学里教书,月工资是三十五块八角,赵点梅是二级车工,月工资是二十七块五角,夫妻俩加起来一个月有六十三块三角,从理论上说每天可以开支两块一角一分,可以放开肚皮吃百叶包肉,但实际上毫无操作的可能性,因为市场里没有那么多的肉和百叶,即使有,她也没有那么多的肉票去购买。于是她每个月要从工资里拿掉十五块钱,到黑市去换粮票、肉票、油票、豆制品票。
这样,全家一天可开支一块六角一分——这还不是真正的实际开支数,赵点梅还得从里面扣点儿出来备用,“备用”这两个字很有学问,覆盖面很广,到底备什么用,大家问她,她笑而不答。问急了,她就骂人,说这是她给自己准备的丧葬费。也许她也说不上来,只是她焦虑心情的一个备份吧。
她有一个铁皮匣子,上着锁,放在她的床头柜子里,有时候也坦然地蹲在床头柜上,里面就是她的“备用”金,她每天都朝里放钱进去,一角两角,甚至几分钱,但家里从没有人看到过她怎样放钱进去,她从不当人的面放钱进去。所以大家看到的永远是沉默的上了锁的铁皮匣子,它也永远那么神秘,它是孔家生活里的一大秘密。它还有一个奇特之处,有幸看到它的亲朋好友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从没有人对它表示出一丝一毫的兴趣,更没有人说三道四。沉默里流露出心照不宣的同谋犯一般的默契。
也许家家都有这么一个盒子吧?
家里有一个传说,说赵点梅把多余的钱都换成了粮票,藏在家里某个地方,数额惊人。那么到底藏在何处?谁知道?孔觉民知道吗?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只管交钱,三十五块八角,一分不少地交给妻子,这在今天听来是多么不可思议。
再说孔家这笔大钱。也许是妈妈赵点梅在墙上掘个洞藏起来了吧?孔妮从小就看到父母亲不在家里时,三个哥哥拿着棍子在墙上四处乱戳乱挑,有一次二哥认定毛主席像后面有机关,棍子从毛主席的肩膀那里伸进去轻轻按了按,没想到他手里的棍子诡诈地朝外一弹,就这样把毛主席的肩膀搞出一个豁口来了。二哥扔掉棍子大叫,不是我弄坏的,不是我!
孔妮的三个哥哥,大哥聪明,二哥傻,三哥人云亦云没主张,孔妮是家里最小的,又是女孩,不免娇宠,她的围兜里经常放着爆米花,坐在高脚凳上,一边从围兜里掏爆米花吃,一边高高在上地观察他们。她看到大哥拿了糨糊,颇为老练地把毛主席像的破损的肩膀上下黏合起来。他本来黏合得天衣无缝,但他想了一想,觉得还是应该让人看出一点来,于是他在糨糊接口的地方用手指戳了一下。毛主席像的肩膀本来是垂直的,略略鼓起,与他宽阔的胸膛保持完美得近乎自然的线条,这下朝里陷进去了,如果你盯着看,看上五分钟,就看见毛主席好像在耸肩膀,当然不细看还是看不出来的。
赵点梅是天下最细心的女人,她的眼睛比特务还厉害。邻居家的一只碗什么时候多了一条裂缝,她都看得一清二楚,这让人很害怕。她一走进卧室,眼睛不用抬就看到了,冷冷地说,毛主席的像坏了,一定又是那三个东西在墙上找什么东西。
她的语气告诉别人,她对毛主席像扯坏一事不怎么在意,她在意的是她的三个男孩的冥顽不化。
倒是孔觉民像个女人一样尖叫起来,什么什么?
他是深度近视,离远了看不清,于是走近了看,也没看出来,就脱了鞋子上床,鼻子一直戳到毛主席的胸膛上。
赵点梅说,看什么,坏了就坏了,重新换一张,把这张悄悄地烧了。
孔觉民这下子看清楚了,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地说,要判刑的。
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是赵点梅的语言,还是弄坏了毛主席像这件事。不管如何,让外面知道了,弄不好这两件事都可以判刑。
但赵点梅无畏地说,你怕啥?看你腻腻歪歪的,吓得像条西瓜虫。不说出去,谁知道?
孔觉民转过脸严厉地对她说,你这么大声嚷叫,怕隔壁邻居听不到吗?他脸色煞白,看来真的吓住了。赵点梅鼓起腮帮子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