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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第2页）

——《竹马》，载《重编学校唱歌一集》，1915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冬冬冬冬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兵操》，载《学校唱歌集》，1904

由此可见，沈心工的儿童歌词具有教育的、音乐的、通俗明白的、格调高昂又适合儿童的特点，这从他的《学校唱歌集》在两年内就再版五次也可看出。沈心工在儿童歌词方面的成绩，黄炎培（1878—1965）曾有中肯的评价：“吾国十余年前学校课唱歌者尚少，沈君心工雅意提倡，自制词同任教授，一时从而和之如响斯应。论篮筚开山之功，沈君定于其间占一席焉……其所制小学校用歌词尤注意儿童心理，其所取材与其文字程度，能通俗而不俚，其味隽而其言浅，虽至今日作者如林，绝不因此减其价值，且与岁月同增进焉。”

李叔同（1880—1942），我国近代艺术教育的先驱者。1906年，他独自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他认为，音乐可以“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音乐之粹美”。为此，一方面，他采用我国民间乐曲的形式，填作新词，鼓吹“新学”与“爱国”，如借用民间乐曲《老六板》填词的《祖国歌》；另一方面，他又大胆采用西洋歌曲配制新词作为教材，如《送别》、《西湖》等。而在歌词创作上，又注重借鉴人们熟识的旧体诗词的格调，易唱易懂，清新优美，广为流传，现录《祖国歌》和《送别》可窥一斑。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今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开平？！

——《祖国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送别》

学堂乐歌的勃兴是与辛亥革命之前日益高涨的“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一致的。感于那个时代的政治需求，人们在将国家、民族之未来与儿童、儿童教育联系起来考虑时，又从西方国家的儿童教育得力于儿童歌诗的事实，便毫不犹豫地将中国文学“正宗”地位的诗歌运用到儿童教育中去，于是有了“学堂乐歌”这一新生事物。然而，受到社会儿童观的局限，学堂乐歌在注目于“救亡图存”这样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时，却对儿童身心之于文学的需求关心不够，这使得学堂乐歌具有儿童文学的诗歌形式，却缺少从儿童的立场供给儿童以文学的自觉意识，从本质上说，学堂乐歌仍是一种“上关政治、下益人群”的教育工具。

就在“学堂乐歌”日益衰微的时期，先后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却毅然将他们的注意力投向儿童歌诗，视它为儿童启蒙的“主课”，虽然对儿童歌诗的主张相似，而在性质的理解上却又与儿童的联系进了一步。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值日本儿童学兴起之时，他们有机会读到不少有关儿童学与儿童文学的著作，其中就有不少与儿童歌诗有关。譬如周作人，就先后阅读了日文的《日本民谣集》，日本学者著的《儿童研究》、《民歌之研究》、《儿童之文学》、《儿童学纲要》、《歌谣字数考》等，还有英国学者的《儿歌比较研究》。回国后，他又在其兄鲁迅的支持下，利用其主持教育会工作之便，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倡导儿歌童谣的搜集与研究。1914年，他编印了《搜集绍兴儿歌童话启》1500张，随《越铎日报》分发，还将启事刊于他主编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月号上。开篇写道：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

此后还有“条例八则”，具体说明征集要求与方法。这则启事可说是我国第一次公开征集儿歌童话的重要文献，然而当时的响应者几无，一年过去了，周作人只收到一件来稿。饱尝先驱者寂寞的周作人便自己动手搜集，从1913年至1915年初春，共搜得绍兴民歌200余首，还从古籍中分门别类抄录了大量童谣、儿童谜语，仅《孺子歌图》中就抄录了50首之多，共计数百首。1914年，周作人还写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篇儿歌研究专论——《儿歌之研究》，发表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月号上。周作人通过对儿歌童谣的释义、性质、历史、种类、来源及作用的分析，有力地批驳了古代童谣“荧惑说”的谬误，认为“儿歌起源约有二端，或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或本大人所作”，后为童子所歌。而“儿歌的发生”则是因为它合乎“儿童初学语，不成字句，而自节调”的生理心理特点。进而将儿歌分为母歌，儿戏歌两大类，再分为游戏、谜语、叙事歌、人事歌等四种类型，并且指出：“在教育方面，儿歌之与蒙养利尤切近，自德人福禄倍尔唱自力活动说以来，举世宗之。幼稚教育务在顺应自然，助其发达，歌谣游戏为之主课”。虽然，周作人“论儿歌之性质”的目的也在“为研究教育者之一助焉”，但他看到了“儿歌之用，亦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的一面，又比鼓吹“学堂乐歌”者对儿童诗歌的认识上向“儿童的世界”迈进了一大步，使得他的儿歌论更富有理性和科学的品格。1914年2月，周作人又撰文《艺文杂话》，发表在《中华小说界》第1卷第2期上，认为：“中国自古有童谣，中不乏佳作，唯附会先兆者多，或本系他种诗歌而阑入者。日本中根淑著《歌谣字数考》曰，所谓童谣者，盖本有心人所作，流行于世，而童子习而歌之者尔。论甚平当。宋长白极称《城上乌》及《小麦谣》，然实乐府之流；如《新唐书》所载禄山未反时童谣云：‘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有千钱。’比物函意，皆合儿童心理，足称童歌本色。近人著幼稚唱歌，序云：吾国童谣之佳者，乃有乐府遗意，看似俚浅，顾非大文学家弗能。殆指《城上乌》等而言，若醇粹之童谣，岂有文人所能造作，反不如里老村妪，随口讴吟，为犹能得童心也。”周作人在这里对中国儿歌童谣的考述中，对这一历来未被重视的民间文学形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非大文学家”不能胜任其创作。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这里关于中国儿歌传统与遗产的议论，还可能是与鲁迅商洽或得到鲁迅首肯的。因为周作人在《艺文杂话》引有两首鲁迅翻译的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诗，并与英国儿歌作了比较，由此作为参照才说到中国自古有童谣的。而所引这两诗均为鲁迅手译，亦可见当年周氏兄弟时相切磋的关系。

鲁迅，作为周作人的长兄，不论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回国后分处北京、绍兴两地，确实始终在尽着“长兄当父”的责任，关心着周作人的生活、学习与工作，尤其是经常引导周作人去读新书，可以说，周作人在日本对儿童文学的兴趣以及回国后对儿童文学的关注都与鲁迅的引导与支持分不开。当周作人在绍兴征集儿歌童话反应几无时，远在北京的鲁迅则以实际行动给周作人以支持与鼓励。周作人曾回忆说，鲁迅“特别支持我收集歌谣的工作，大概因为比较易于记录的关系吧，他曾从友人们听了些地方儿歌，抄了寄给我做参考”。鲁迅自己也十分看重童谣的搜集与整理，曾明确提出搜集、整理、研究“歌谣、俚谚”，用以“辅翼”教育。周氏兄弟在辛亥革命后，五四以前对儿歌童谣的重视、倡导与躬行，虽然在当时响应寥寥，他们也因此而沉默下去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他们才“旧话重提”，然而其意义是深远的，它为五四时期将儿歌童谣作为儿童文学的基本体裁来倡导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作了不可或缺的准备。

2．儿童小说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虽然小说有悠久的历史与广大的读者，但多视小说为游戏文章，或博奕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酖毒视之，妖孽视之，动辄被科以诲**诲盗的罪名，即使在“小说时代”的清代，对它的研究极少，在公开场合还表示得很轻视、鄙视。如清初撰《国榷》的变迁，在史学上享有大名，但在《北游录》中对小说却深恶痛绝，嗤笑“施耐庵岂足法哉”。昭梿在《啸亭续录》卷二《小说》中，以小说内容与实际不符来贬低小说的价值，认为小说“无一佳者”。更有人扼腕诅咒普及小说的金圣叹，攻击金批《水浒》为“倡乱之书”。清学者中也有对小说持肯定态度的，如刘继庄、王士祯等，他们认为小说是“平民百姓的历史课本”，从小说与民众的密切关系来肯定其价值。然而，就在这一“民众”的视野里，却意外地揭示了儿童与小说的联系。刘继庄在《广阳杂记》卷二中写道：“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王士祯也在《居易录》和《香祖笔记》中多处写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这说明儿童爱读爱听小说故事。但人们有意识地将小说与儿童读物联系起来加以倡导，那还是近代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前后的事。

近代较早注意儿童小说的是黄遵宪。1887年，他在《日本国志》中表达了小说要用“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来写作，以便于妇女儿童阅读。1891年，康有为（1858—1927）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时，为编辑新儿童教科书《幼学》，提出了“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的新见解。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里也主张将“说部书”作为儿童教育的内容，让儿童“不以读书为难事”。1898年，适应“开通民智”与变法图强的需要，又从欧洲、日本各国“变革之始”得益于小说的事实收到启发，梁启超也将小说作为“国民之魂”来倡导。1902年，他创办《新小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进一步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文中还细致分析了“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熏”“浸”“刺”“提”，大致即是感染、沉浸、刺激、诱发四种作用。将小说从“郑卫之音”提高到“文学之上乘”的至高地位，小说这一文体经过梁启超的倡导，从性质与地位都发生了质的飞跃。

“小说革命”旨在“新国民”与“新人格”，这也是与儿童教育的目标相一致的。因而，相互的借重是必然之势。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围绕新教材的编写，就有人特别强调要借重于儿童喜爱的文学形式。尤其是1906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提出了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主张，强调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精神与体力“无不发达且调和”的人，进而提出了教育中的“美育”要求：“美育者……使人之感情发达，以完完美之域。”这无疑为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进入教材提供了教育学上的依据。于是，1907年，《中外小说林》第1卷第8期发表了署名“耀”的文章：《学校教育当以小说为钥智之利导》，鼓吹小说与儿童教育的结合。文章首先指出我国教育“无科学教育法，肄习也，以‘四书’、‘五经’为卒业范围；思想也，以试帖八股为功名符券。嫉视一切小说”，“以为引坏心思”，“旷碍功课”。继而以国外教育相比照，指出“东亚学者，改良教育，特注重于小说一科，而群视为钥智之导引也”。“18世纪而后，欧西各教育家，热心著书，以为启迪人材料；而学校之组织，日多而月盛，即小说之著作，亦日出而月新。……尤其注意者，对于小学教育，为之导师者，更择小说而曲解善喻之，务使勃发其性真，鉴导其识力，以养成国民之人材，振起灵魂之懦气，以此知学校教育之种因所自来矣。”最后写道：“试思环球斗智，优胜劣败，所恃以救国者，惟青年学生之未来主人翁耳。智慧不长，更遑论体育、德育哉！则钥智之道，安可或昧也？负钥智能力之小说，又安可不讲也？……倘自今而后，学校教育，群知小说之资益，编其有密切关系于人心世道者，列为教科，使人人引进于小说之觉略，而脑海将由此而日富。……著小说者，形容其笔墨，以启发人群；阅小说者，曲体其心思，以宏恢志愿。于学校植其基础，即举国受其陶镕。将来汉族江山，如火如荼，安知非由今日编辑小说鼓吹之力也哉！”作者从“强国启智”的角度，将小说提高到“强国之本”的地位，其实质是与梁启超等视小说为“国民之魂”的小说观相一致的。1908年，《中外小说林》又陆续发表了署名“耀”的《普及乡闾教化宜倡办演讲小说会》、老棣的《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为教书》等文章，仍然从“强国启智”立论，倡导以小说为教科书，认为“国民不欲求进步则已，国民而欲求进步，势不得不攻研小说；学堂而不求进步则已，学堂而欲求进步，又势不能不课习小说。总而言之，则觇人群进化程度之迟速，须视崇尚小说风气进步之迟速。学生少年就傅，使之增其知识，开其心胸，底于速成，则于智慧竞争时代，小说诚大关系于人群者也。故曰：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为教科书”。与此同时，徐念慈（1875—1908）在《小说林》发表了《余之小说观》（1908），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为儿童专出一种小说，即“儿童小说”的主张：

今之学生，鲜有能看小说者（指高等小学以下言）。而所出小说，实亦无一足供学生之观览。余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形式，则华而近朴，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积较寻常者稍小。其体裁，则若笔记，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倘有难字，则加音释；偶有艰语，则加意释；全体不逾万字，辅之以木刻之图画。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其价值，则极廉，数不逾角。如是则足辅教育之不及，而学校中购之，平时可为讲谈用，大考可为奖赏用。想明于教育原理，而执学校之教鞭者，必乐有此小说，而赞成其此举。试合数省学校折半计之，销行之数必将倍于今也。

徐念慈在这里对儿童小说的形式、体裁、文字、作用、插图、销行等的具体见解，对当时“将小说作为教科书”的实践无疑有着指导意义。虽然他也是从儿童教育立论，但却更多地考虑到儿童的兴趣与接受能力，催生了“儿童小说”这一新的儿童文学形式。

儿童教育的现实需求与顺应“西学”的文化之风相整合，首先兴起的是外国儿童小说的译介热。有“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之称的林纾，在其译介的170余种外国小说中，就有不少是“以稚童读本为笔记”，“使童蒙闻而笑乐”。如《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即英国兰姆姐弟为少年儿童编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1904）、《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美国增米著，1905）、《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英国哈葛德著，1905）、《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英国司各德著，1905）、《海外轩渠录》（即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906）、《希腊名士伊索寓言》（1906）、《双孝子噀血酬恩记》（英国大卫·克力司蒂穆雷著，1907）、《爱国二童子传》（法国肺那著，1907）、《块肉余生述》（英国狄更斯，1908）、《贼史》（英国狄更斯，1908）、《鲁滨逊漂流记》（英国狄福，1914）、《鹰梯小豪杰》（英国杨支，1916）等10余部。可以说，20世纪初的中国儿童正是通过“林译小说”开始接触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林译小说带领那时的中国儿童“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

与近代特定的政治形势、教育变革与小说理想相一致，译介小说逐渐集中到科学小说、教育小说、冒险小说三个主要方面。1902年，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新小说》上首辟“科学小说”专栏，发表了“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1903年，日本著名科幻小说家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也被译介过来。译者海天独啸子在《空中飞艇·弁言》中写道：“小说之益于国家社会者……，人人能读之，亦人人喜读之，其中刺激甚大，感动甚深，渐而智识发达，扩充其范围，无难演诸实事；使以一科学书，强执人研究之，必不济矣，此小说之所以长也。我国今日，输入西欧之学潮，新书新籍，翻译印刷者，汗牛充栋，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国普及乎，清自科学小说始。”并鼓吹要发挥科学小说的威力，使之成为“社会主动力，虽三尺童子，心目中皆濡染之。”1903年，凡尔纳的另一部科幻名著《月界旅行》又由鲁迅翻译在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在《月界旅行·辨言》里，鲁迅强调指出：“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905年，又有周桂笙翻译的英国解佳的《神女再世奇缘》发表在《新小说》上。1906年，英国濮龄锡的《地心旅行》，也由周桂笙翻译，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热心倡导“儿童小说”的徐念慈，不仅在其编辑的《小说林》上发表《电冠》、《魔海》、《飞行记》等科学小说，还于1905年译述了英国西蒙纽加武的《黑行星》，由小说林社出版。当时译介作品最多的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形成了译界引人注目的“凡尔纳热”。其他欧美国家的科学小说也有不少，如荷兰的《梦游21世纪》，英国的《飞行记》、《海底漫游记》，美国的《幻想翼》等。这些科学小说虽然并非全为儿童所创作与译述，但其科学的精神与幻想的品格，深得渴求新知、喜爱幻想的少年儿童的欢迎，并从中初步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启蒙。

教育小说直接与变革教育所需的学校教材相联系，可以上溯到1901年4月由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但标明“教育小说”的，仍是梁启超的《新小说》。该刊于1903年7月至8月间，连载了法国教育家卢梭的《爱弥尔》，当时译作《爱美耳钞》。译述教育小说最有成绩的是包天笑，主要译著有：《儿童修身之感情》（文明书局，1905）、《馨儿就学记》（商务印书馆，1909）、《弃石埋石记》（商务印书馆，1912）、《孤雏感遇记》（商务印书馆，1913）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馨儿就学记》，销行数10万册。《馨儿就学记》实际上是包天笑从日文转译的意大利著名儿童文学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但在译述时，译者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小读者的口味，将“一切都改为中国化”了，并且有数节，全是译者的创作。这种不恪守忠实于原著的译述方法，在今天看来虽然有其不妥之处，然而在当时特定社会背景下，却突出反映了译者可贵的儿童读者意识。

冒险小说，也可以说是历险小说。早在1898年，沈祖芬就翻译了《绝岛漂流记》，即英国狄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译者在《自序》中表明译述此书的目的是“借以药吾国人”，“激励少年”，“激发国人冒险进取之志气”。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发表南野浣白子译述的《二勇少年》时，始设“冒险小说”。此后，被作为“冒险小说”译介进来的有周桂笙译的《水底渡节》和徐念慈译的《海外天》以及英国的《金银岛》《荒岛孤童记》，日本的《澳洲历险记》。这类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鲁滨逊漂流记》，先后就有三个不同的译本，除沈祖芬的译本外，还有《鲁滨逊漂流记演义》和《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续记》。

3．童话与寓言

前文说过，中国古代虽无童话之名，却有童话这类作品。按周作人的说法，一是民间借以“娱小儿”的故事，可惜“未尝有人采录，任之散逸”；二是“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这些或自生自灭，或湮于志怪，总之是没有名目，也没有地位。中国有“童话”两字，是在1909年3月，孙毓修主编的《童话》期刊创办，这是我国第一次使用“童话”这一名称。那么，什么是“童话”呢？为什么要编《童话》呢？孙毓修在《童话·序》里说得很清楚：

儿童七八岁，渐有欲周知世故、练达人事之心。故各国教育令，皆定此时为入学之期，以习普遍之智识。吾国旧俗，以为世故人事，非儿童所急，当俟诸成人之后；学堂听课，专主识字。自新教育兴，此弊稍稍衰歇，而盛作教科书，以应学校之需。顾教科书之体，宜作庄语，谐语则不典；宜作文言，俚语则不雅。典与雅，非儿童之所喜也。故以明师在先，保姆在后，且又鳃鳃焉。虞其不学，欲其家居之日，游戏之余，仍与庄严之教科书相对。固已难矣。即复于校外强之，亦恐非儿童之脑力所能任。至于荒唐无稽之小说，固父兄之所深戒，达人之所痛恶者，识字之儿童，则甘之寝食，秘之于箧笥。纵威以夏楚，亦仍阳奉而阴违之，决勿甘弃其鸿宝焉。盖小说之所言者，皆本于人情，中于世故，又往往故作奇诡，以耸听闻。其辞也，浅而不文，率而不迂。固不特儿童喜之，而儿童为尤甚。西哲有言：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诚知言哉！欧美人之研究此事者，知理想过高、卷帙过繁之说部书，不尽合儿童之程度也。乃推本其心理之所宜，而盛作儿童小说以迎之。说事虽多怪诞，而要轨于正则，使闻者不懈而儿于道，其感人之速，行世之远，反倍于教科书。“附庸之部，蔚为大国”，此之谓欤。即未尝问字之儿童，其父母亦乐购此书，灯前茶后，儿女团坐，为之照本风诵。听者已如坐狙邱而议稷下，诚家庭之乐事也。吾国之旧小说，既不足为学问之助，乃刺取旧事，与欧美诸国之所流行者，成童话若干集，集分若干编。意欲假此以为群学之先导，后生之良友，不仅小道，可观而已。书中所述，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类为多。假物托事，言近旨远，其事则妇孺知之，其理则圣人有所不能尽，此寓言之用也。里巷琐事，而或史策陈言，传言传疑，事皆可观，闻者足戒，此述事之用也。鸟兽草木之奇，风雨水火之用，亦假伊索之体，以为稗官之料，此科学之用也。神话幽怪之谈，易启人疑，今皆不录。文字之浅深，卷帙之多寡，随集而异。盖随儿童之进步，以为吾书之进步焉。并加图画，以益其趣。每成一编，辄质诸长乐高子，高子持归，召诸儿而语之，诸儿听之皆乐，则复使之自读之。其事之不为儿童所喜，或句调之晦涩者，则更改之。昔云亭作《桃花扇词》，不逞文笔，而第求合于管弦。吾与高子之用心，殆亦若是耳。今复以此，质诸世之贤父兄，其将如一切新旧小说之深恶而痛绝之也耶？小学生之爱读此书者，其亦将甘之如寝食，秘之为鸿宝也耶？

这篇长序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十分珍贵的文献，现全文录此，不仅可见《童话》的编辑方针与人们那时对“童话”的理解；而且它也是五四以前人们对于儿童文学的模糊认识与一般主张的代表性文字，展示了中国儿童文学萌生期的真实风貌。这里的“童话”是指这样一类作品：即“以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迎合儿童心理的发展程度且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有“寓言、述事、科学”之用的，以小说为其主要文体形式的作品。至于那些幻想性较强的，如今天的“童话”所指代的那些作品，却被有意地排斥在外。有“中国的第一本童话”之称的《童话》中的第一篇作品《无猫国》，也不合今天的“童话”之意。实际上是孙毓修根据《泰西五十轶事》编写的故事。显然，孙毓修此处“童话”是以“童子的话”或“童子所用之话”为标准的，与今天的“儿童读物”、“儿童文学”没有多大区别。《童话》从1909年开始至1916年，先后出版三集计102种，从刊载作品的实际情况看，包括了小说、童话、寓言、故事、神话、传记等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体裁。因而，《童话》出版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自此有了“童话”一词与所谓的童话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儿童文学读物的编辑出版事业；孙毓修也不仅仅是“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与“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开山人物。

《童话》的创办可以说是整合了当时教育领域和文学领域的各种有利因素而发展出的一种适合儿童欣赏的文学，用以教正新教科书与儿童兴趣仍有不合的弊端。辛亥革命以后，如潮日涌的中国教育界，又视“童话”为教育文化的一个部分。1912年6月成立的通俗教育会，曾以《刊行通俗图书之意见》为题，提出普及教育，采用“童话”是一条捷径，“东西各国对于儿童之印刷物种类至繁，欲其适合儿童心理，颇费研究，而影响亦非细”。所以，当时王西神主编的《小说月报》也有“较之旧书之童话，尤饶趣味”之说，若干笔记、轶闻，竟也冠以“童话”，诸如记述太平天国的天徒《吁斋童话》，以此为时髦。1914年，《中华学生界》和《中华儿童画报》都发表了关于童话的论文，将童话定义为：“童话，词意明浅，设想纯正，期于无形之中，陶养其性情，培植其道德。”然而，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欧美短篇小说丛刊》，却仍有安徒生等不少童话家的作品。真正将“童话”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来研究，将童话与小说等其他形式区别开来，并且从理论上确立“童话”为儿童读物的是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