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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第1页）

§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为它的儿童所产生的那种类型的文学，最好地标示出那个社会所理解的儿童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就是说，一个社会对儿童的理解，常常影响、支配着那个社会的儿童文学的发展。譬如在上一编中讲到的我国古代那些处于胚胎和萌芽状态的儿童文学，在漫长的古代文明发展史上一直处于潜在的自发阶段，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封建旧儿童观对儿童的漠视。“大人连合适孩子年龄的衣服，都不做给他们穿，又遑论儿童在精神上的要求呢？”

近代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的时期，它在社会儿童观与儿童文学的形式两方面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自觉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与准备。儿童文学第一次以一种明显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除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外，实在也是近代“儿童文学”活动的必然产物。

一　五四前的“儿童文学”

如前所述，近代社会的深刻变动，“强国保种”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不论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观，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都使人们最终将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之国民”——儿童的身上，将兴国的良方压在新式的儿童教育上。与此同时，由于人们看到了欧洲以及日本等国的某些文学作品在同外敌斗争中起了很大的救国、复兴因而富强起来的作用，对文学特别是某些政治小说发生极大兴趣，以为“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无文学不足以新民”。于是，文学的特殊社会功能与儿童特定的社会地位便自然地结合起来，以致形成了近代所特有的繁星般璀璨多彩的“儿童文学”景观。

1．儿童诗与学堂乐歌

儿童诗歌我国古已有之，它可谓是中国儿童文学出现最早与最完整的文体，其表现形式有三：一是活跃在民间的儿歌童谣，二是用诗文形式写作的一些启蒙读物，三是诗人创作中富于儿童情趣的作品。它们被称为儿童诗，并非是社会有意识地为儿童而编写创作的，而是儿童主动“拿来”占为己有的结果。近代社会的变革，需要设立学校来培养变革需要的新人才，而传统的启蒙读物已无法胜任此职。严复就曾抨击四书五经对儿童心灵的扼杀：“六七龄童子入学，脑气未坚，即教以穷玄极妙之文字，事资强记，何裨灵襟？”又说：“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从而呼吁合儿童心理与接受能力的新教材。1897年，林纾（1852—1924）还身体力行，创作《闽中新乐府》为儿子的教材，用通俗白话，仿白居易讽喻诗体，取训蒙歌诀的形式，以补正传统蒙学之不足。他在《自序》中写道：“儿童初学，骤语以六经之旨，茫然当不一觉。其默诵经文，力图强记，则悟性转窒，故入人以歌诀为至。闻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者。”林纾重视儿歌童谣这一文学形式是与他“强国之基在蒙养”的思想分不开的。这也是当时启蒙运动中的一种普遍思潮，把强国的希望寄托在儿童身上。1897年，以“端师范，正蒙养，造成才”为宗旨的《蒙学报》创刊，每期分上下编，上编注明供5～8岁儿童阅读，下编注明供9～13岁儿童阅读，每编又各分文学类、数学类、智学类、史事类与舆地类。这实际上成为当时新学堂所开文学、数学、博物、历史、地理诸课的课外辅助读物。其中对诗歌这一文学样式非常重视，既有旧体的古风、律诗、绝句等，更有当时流行的歌谣体新诗；而在内容上，或“彰明科学”，或“传授知识”，或“摹写儿童情趣”，虽然不免显得谫陋与幼稚，但“所有这些供儿童诵读的诗歌形式的尝试，其实也就是现代儿童诗诞生前的准备”。1901年，《杭州白话报》创刊，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期的宣传阵地与较早倡导白话文的刊物，也开辟了“新童谣”专栏，以童谣形式反映政治与社会问题，鼓“爱国心”，布“文明种”。1903年，《童子世界》和《中国白话报》先后创刊。《童子世界》这一中国最早的儿童报纸，坚持“以童子导童子”的原则，竭力使报纸从内容到形式都能为“蒙学生”所接受，专门开辟有“歌词”专栏。有“鼓吹革命之代表的白话刊物”之称的《中国白话报》，在其《发刊辞》中就表明将专为儿童读者开辟“歌谣”专栏，并解释说：“孩子们虽然不会唱戏，却也很喜欢唱唱歌，当然有各种好玩的歌谣教孩子们唱唱，也着实可以长进他的识见，畅快他的性情……因为那唱歌比念书容易些，又是很好玩的，又是容易记的。如今这报上也做了好几首好歌谣，送把各位阿哥姑娘们唱唱，虽是些俗语，却比那寻常的小儿谣好的多了。”该报第12期、17期和20期还分别刊载了专为“小孩子们”编撰的三种歌谣集：《板**集》、《出车集》和《民劳集》。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种专为儿童编写创作的诗歌正在得到广泛的倡导。尤其是“学堂乐歌”的兴起，更将晚清以来对儿童诗歌的重视、倡导与利用推向了峰巅。

“学堂乐歌”是五四以前对学校唱歌的一般称呼，其实是儿童诗在晚清特定社会教育背景下的一种变体。新式学堂建立起来后，若干留日学生仿效“明治维新”时期的方法，把西方的歌曲与中国的维新思想、爱国民主要求熔为一炉，开创了“学堂乐歌”这一新的诗歌形式。学堂乐歌被认为“最足以发起精神，激扬思想，……以鼓舞其兴会，发展其胸襟，俾不致有萎靡不振之志”。于是以爱国民主思想为主旨的学堂乐歌，先有黄遵宪、梁启超的大力倡导，又经杨度、戢元丞、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等的积极实践，终于一时蔚为风发。黄遵宪（1848—1905），这位鼓吹“我手写吾口”的爱国诗人，是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的中坚，也是学堂乐歌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他曾多次以“水苍雁红馆主人”的笔名在《新民丛报》的“论学笺”栏论及儿童教育，并创作有《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等被梁启超称为“一代妙文”的学堂乐歌，鼓吹爱国自强，灌输民主变革思想，摹写儿童情性。

听听汝小生，雪汝国耻鼓汝勇。芙蓉薰天天梦梦，鬼幽地狱通地涌；吸我脂膏扼我吭，使我健儿不留种。於戏我小生！谁甘鱼烂亡，忍些饮鸩痛。

——《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之一章

春风来，花满枝，儿手牵娘衣。儿今断乳儿不啼。娘去买枣梨，待儿读书归。上学去，莫迟迟。

……

摇钱树，乞儿婆；打鼗鼓，货郎哥。人不学，不如他。上学去，莫蹉跎。

——《幼稚园上学歌》两首

以上节录的《相和歌》，是先以一人唱读，章末三句由诸生合唱，其浓烈的爱国**与对新一代的热切期望由此可见一斑。《上学歌》以儿童口吻，唱出了他们初上学堂，渴求知识的欢愉心情，又有着很明显的“劝学”色彩。这些清新优美、琅琅上口的《上学歌》先后被收进《最新妇孺唱歌集》（1904）和《改良唱歌教科书》（1907），在儿童中广为流传。黄遵宪在将《幼稚园上学歌》和《军歌二十四章》寄给梁启超时，曾致函说：“自谓此新体，择韵难，造声难，着色难，而愿任公等之拓充之光大之也。”可见其认真的写作态度与对儿童诗歌这一形式的看重。黄遵宪利用传统歌谣的形式加以改造，供给儿童通俗优美的诗歌，可说是中国近代儿童诗创作的拓荒者，诚如梁启超所赞誉的：“近年以来，爱国之士，注意此业者，渐不乏人，而黄公度其尤也。”

梁启超（1873—1929），这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最早的倡导者”。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主张将“歌诀书”列为儿童教育的内容。但他对儿童诗的倡导与关注更集中体现在他对学堂乐歌的倡导、实践与扶植上。梁启超高度评价学堂乐歌，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又说：“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梁启超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创作了《爱国歌》（1902）、《黄帝歌》（1902）、《终业歌》（1902）等著名的爱国诗歌，还对学堂乐歌的实践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切实的精神支持。他极力赞赏《江苏》上刊载的供儿童歌咏吟诵的《游春》、《扬子江》、《秋虫》等学校歌，为之“拍案叫绝”，称之为“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将儿童诗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又深有感触地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这无疑对当时的“新歌”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后来学堂乐歌能够得以蓬勃发展，蔚为大观，与梁启超的鼓吹、示范与扶植是分不开的。

杨度（1875—1931），是近代中国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1902年留学日本，被选为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后为君主立宪的鼓吹者。1922年起转而投向孙中山。在大革命失败后最危急的日子里，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在日本留学时，以复兴中华为己任，追随黄遵宪之足踵，写下了多篇浅显简易的诗歌。他为儿童创作的诵读诗《黄河》、《扬子江》、《中国歌》、《湖南少年歌》等，得到梁启超的极力称许，认为是斟酌雅俗之间、适合儿童讽诵的佳作。如收入曾志忞编《教育唱歌集》的《黄河歌》，就曾风行一时。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这首诗歌写于1903年，正值沙皇俄国出兵侵占整个东北地区。杨度以最浅近的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宣传反帝救国思想。代表作《湖南少年歌》（1903）更激**着杨度的爱国情感。为挽救中国摆脱沦亡之运命，杨度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全国大团结，全民皆兵，“儿童女子尽知兵”，“诸君尽作国民兵”。他希望湖南能成为复兴中华的核心，“先救湖南而后全国”，因为湖南人才辈出，凡留学东西泽和尚武者均居全国首位，因此他寄语湖南少年，担负起救国兴邦的责任，“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这篇长达2000言的爱国诗，因为强烈的爱国心与“合儿童讽诵”的语言、形式，很快传诵开来。梁启超非常重视这首诗歌，曾全文抄录，广为推荐，成为少年儿童有益的教材。

戢元丞（？—？），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我国“留日学生最初第一人，发刊革命杂志最初第一人，亦为中山先生密派入长江运动革命之第一人”。他创办了《国民报》，主持出版了《译书汇编》，与日本友人下田歌子在上海创办了“作新社”。刘禺生在《世载堂杂记》中称他“导中国人士能读日本书籍，沟通欧化，广译世界学术政治诸书，中国开明有大功焉”。1904年，由他编辑出版的《教育必用学生歌》是最先出版的学堂乐歌专集。戢元丞对于学堂乐歌的理解集中体现在他写的《学生歌编辑之起意》里：

文之最足感人性情者，说部外惟歌词已。读悲歌则心凄然；读乐歌则心怿然。读壮歌则气以雄迈；读丽歌则心以柔靡；有出军歌而士气咸壮，敢战乐死；有颂圣歌而迷信崇拜之心，敬畏加倍。噫，何诗歌之入人深也。始不过偶感内情，及时时熏染、时时刺激，有不觉其性之渐移者。东西教育家深明斯意，故于幼稚园则有唱歌，大小学堂则有唱歌。其以歌为最要学科者，亦藉以为陶铸国民、激励学者之具耳。虽其间文义，各有异撰，要其宗旨，则莫不以发生爱国心为第一主义，使学生朝歌夕诵，手舞足蹈，国家思想，乃深印于脑际，不可或拔。此殆东西洋之教育日昌，而团体团结所由致欤。呜呼，吾国上下，日言教育，而教育不本爱国为宗旨，则直制造奴隶耳，豢养闲民耳，于国民教育夫何有。因亟集近人所作新歌，成一小册，以饷吾国之学生。其有同声唱和，壮气横生，慷慨激昂，爱国心热如沸血者乎，则编者区区之心，将大有裨于吾国教育之前途也。

编者在这里从诗歌的艺术功用说起，主张将诗歌引入儿童教育中，作为学校“最要学科”，用作“陶铸国民、激励学者”的工具。而创作必须“本爱国为宗旨”，“以发生爱国心为第一主义”。这些见解不仅为编者所主张，也是那个时代的共识。因而，它的出版，很快得到“同声唱和”，出版学堂乐歌成为一种时尚。

这部《教育必用学生歌》，收“近人近作新歌”18篇，有《醒狮歌》、《醒国民歌》、《爱国歌》、《新少年歌》、《爱祖国歌》、《励志歌（一）》、《励志歌（二）》、《合群歌》、《醒狮歌》、《警醒歌》、《阅法文支那变色图狂歌当哭》、《爱国自强歌》、《可惜歌》、《进步歌》、《幼稚园上学歌》、《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等。另有“附录”，收翻译的外国诗歌6篇：《日本少年歌》、《日耳曼祖国歌》、《法国国歌》、《德国国歌》、《德国男儿歌》及《菲律宾爱国者黎沙儿绝命词》等。仅从题目就可看出编者以“爱国心为第一主义”的编辑思想。

曾志忞（1879—1929），被称为我国近代音乐“此学先登第一人”。他从西欧日本等国的儿童教育得到启示，热心提倡学校唱歌一科。1903年，他在《江苏》第6期刊载的《乐理大意·引言》中写道：

远自欧美，近自日本，凡受教育者，莫不重音乐，而其于小学校之唱歌一科更与国语并重，盖其间经教育家论理家研究殆百余年而有今日之大光明也。吾国音乐发达之早，甲于地球，且盛于三代，为六艺之一，自古言教育者无不重之，汉以来雅乐沦亡，俗乐**陋，降至近世，儿以音乐为非学者所当闻问，呜呼！夫乐之为物兴感，可怡悦，学校中不可少之科目也。因不揣浅陋，采集最近学校所用唱歌若干，附以说明及教授法，刊以告吾国之教育者，而先之以乐理大意。

这段话明白地表明了作者从儿童教育的角度对学校唱歌科的理解。《江苏》第7期接着便刊载了曾志忞作词谱曲的音乐作品《练兵》、《游春》、《海战》、《新》等。稍后，曾志忞在《教育唱歌集》之序《告诗人》中，又进一步从文学与教育的双重角度，发展了自己对儿童诗歌的认识：

曰恋，曰穷，曰狂，曰怨，四者古今诗人之特性，舍此乃不足以成诗人。其为诗也，非寒灯暮雨，即血泪冰心；求其和平爽美，勃勃有春气者，鲜不可得；且好为微妙幽深之语，务使妇孺皆不知，惟独词章家知之，其诗乃得传于世。总言之，诗人之诗，上者写恋穷狂怨之态，下者博渊博奇特之名，要皆非教育的、音乐的者也。近数年有矫其弊者，稍变体格，分章句，问长短，名曰学校唱歌，其命意可谓是矣。然词意深曲，不宜小学，且修辞间有未适，于教育之理论实际病焉。虽然，是皆未得标准以参考之耳。欧美小学唱歌，其文浅易于读本。日本改良唱歌，大都用通俗语。童稚习之，浅而有味。今吾国之所谓学校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书。以是教幼稚，其何能达唱歌之目的？谨广告海内诗人之欲改良是举者，请以他国小学唱歌为标本，然后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辞欲严而义欲正，气欲壮而神欲流，语欲短而心欲长，品欲高而行欲洁。于此加意，庶乎近之。

这篇短序，实际上是一篇关于儿童诗歌的精彩文论，作为中国近代儿童音乐教育的先驱者，曾志忞根据自己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提出了“学校唱歌”应“以他国小学唱歌为标本”，大胆吸收欧美、日本的成功经验，即“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主张儿童歌词创作要以“俗”“直”“自然”“流利”来摈弃“文”“曲”“填砌”“高古”，使“童稚习之，浅而有味”。作者虽然是针对儿童歌词而说的，但对儿童诗歌的创作同样具有建设意义，是对黄遵宪、梁启超等人“诗界革命”在儿童诗歌理论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沈心工（1869—1947），也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儿童音乐家之一。他认为：“乐歌之作用，最足以发起精神，激扬思想，……以鼓舞其兴会，发展其胸襟，俾不致有萎靡不振之志。”因而他在学校教授乐歌之余，又继曾志忞之后，于1904年编辑、出版了最早由中国人自己编著并在国内出版的《学校唱歌集》。此后，又陆续编印了《学校唱歌二集》、《学校唱歌三集》、《小学唱歌教授法》等。辛亥革命以后又编辑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1至6集、《民国唱歌集》1至4集、《心工唱歌集》等。沈心工的歌词创作积极实践了黄遵宪倡导的“我手写吾口”，“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知”的主张，虽然也以“鼓吹新学思想，标榜爱国主义”为旨趣，但他能体味儿童心理，尊重不同年龄儿童的不同心理、生理特征，创作的儿童歌诗真正达到了“浅而有味”的艺术效果，代表作品有《竹马》与《兵操》等。

小小儿童志气高，要想马上立功劳，两腿夹着一竿竹，洋洋得意跳也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