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儿童的发现（第2页）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这“个人”中除了“成人”与“妇女”外，也包括了“儿童”。叶圣陶说：“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茅盾、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都对“儿童问题”投以极大的关注，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令人瞩目的“儿童热”。

二　“儿童的发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是从1915年陈独秀（1880—1942）创办《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开始的，五四“儿童热”的兴起也与《新青年》有很大关系。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就不能不反对“父为子纲”的旧儿童观。1918年第1期《新青年》刊登了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1918年4月，《新青年》自第4卷第4期起设立《随感录》一栏，儿童问题成为鲁迅《随感录》的主题之一。比如他希望父母“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呼吁人们用“无我的爱”——“对于一切幼者的爱”，去“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怒斥“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1918年5月，鲁迅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时代呼声。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人的文学》。周作人以西方“人”的解放历程作参照，指出欧洲在15世纪发现了“人”，19世纪发现了“女人与小儿”，并造成了“儿童学”与“女子研究”两门科学，叹惜中国至今连人的问题还未经解决，“女人小儿便不必说了”。人们对儿童的误解是将他视作“一个未长成的人”或“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指出：按进化的观点，不是“子孙为祖先而生存”，而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在《人的文学》之后三个月，即1919年3月，周作人在《祖先崇拜》中又进一步分析了“祖先崇拜”的根源：其一是原始的万物有灵思想；其二是“报本返始”的报恩思想——执迷于父母生身，“乃是昊天罔极之恩”，必须以终生“孝顺”来报答这一“养育之恩”。周作人明确指出，在“祖先崇拜”的文化里不可能有正当的儿童教育，要解放儿童，必须改去野蛮的“祖先崇拜”思想，建立合于自然律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新思想：

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l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望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盘古时代以至类人猿时代，这样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决不可许的了。……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可见，周作人的目标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决的，其影响已超出了他初期儿童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人的解放”的普遍意义。

正当中国“儿童”的身影在五四“人的解放”的“文明曙光”里日渐明朗时，1919年5月，即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宣传他以“儿童本位论”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儿童观，大大加速了中国儿童被发现的进程。

杜威（1859—1952）是较早对近代儿童观进行反思性批评的教育家。法国卢梭在《爱弥尔》中所体现的近代儿童观，虽然看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要求社会让儿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与天性，然而，卢梭们却又将儿童置于人类理性或代表理性的成人的阴影下，强调儿童在成人的监护下成长。作为对近代儿童观的否定，杜威在1916年写成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提出了以“儿童本位论”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儿童观，坚决要求把儿童作为儿童而非“未来的成人”看待。他认为，在对孩子的整个教育过程中，不应把教师、教科书作为中心，而主张儿童是起点，是中心，是目的。他把儿童的世界视作“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要求教师（成人）“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将“教育的一切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同近代儿童观相比，杜威的儿童本位已经放弃了对人类理性的依赖，成人（教师）在儿童的发展中也退隐为一种背景，儿童的地位得到了强调和提高。儿童终于不再是缩小的成人或未来的成人了。

杜威在长达两年的讲学期间，足迹遍及京、沪大城市及十余省，影响十分广泛。“五四时期中国凡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感兴趣的人几乎全接受了杜威的学说。”传播儿童学，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新儿童观，成为一种时尚。1919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重要文章，明确指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有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呼吁“觉醒的人”，“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与此同时，“儿童学”这一崭新的学科还奇迹般地出现在学校讲坛上，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南京、北京的两次讲演，相互呼应，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儿童热”推上了顶峰。

1920年，任南京高等师范暑期学校主任的陶行知先生（1891—1946），是位介绍欧美新教育的热心人。在他的主持下，暑期学校安排了“儿童学”一课，由凌冰先生讲演。因为时间太短，先生来不及编印讲义，陶行知就安排南京高师毕业的蒋、施二位先生随堂笔录，然后将这个记录油印出来，发给学生。这个讲义后来以《儿童学概论》为名，收入王云五先生主编的“人人文库”，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该书的目录看，当时对“儿童学”已作了相当全面而系统的介绍：

第一篇　什么叫做儿童学（1～8页）

第二篇　儿童学的历史（8～25页）

第三篇　儿童学的方法（25～39页）

第四篇　儿童学与遗传（39～64页）

第五篇　儿童身体的发达（64～95页）

第六篇　儿童各种天性的发达（95～116页）

第七篇　儿童知力的发达（117～152页）

第八篇　儿童教育的目的（152～156页）

这是迄今看到的中国最早对西方“儿童学”作最为全面的系统介绍，它对于中国“儿童的发现”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对于儿童与儿童教育，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

新教育原理中，有两个要点，当要特别注意。

第一条就是教育当以被教者为主体，不应当以学校为主体。这种原理在儿童教育中更为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儿童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成人。他的身体，他的各种天性，他的知力，都是未甚发达，不是和成人一样。所以教育儿童的方法，也不能和教育青年或成人的方法一样。不但儿童和成人不一样，就是儿童的个性，和儿童的共性，也完全是两件事情。据心理学家的调查，我们晓得世界上大概没有两个儿童的身体，天性和知力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对于小学的教授管理，俱应当以儿童个人为单位不应当以看成人的眼光去看儿童，也不应当以同一的、机械的方法去教育，去管理身体，天性，知力不同的儿童。使学校去适应儿童不应当使儿童去适应学校。

第二条就是教育的目的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顺着教育的阶段而变迁的。各级学校所教的儿童既然是不一样，所以各级的教育就应该有各级的教育目的。

由此可见，在传播儿童学知识的同时，即是在倡导一种新型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观。然而凌冰先生的这篇讲演，正如他自述，还“不过是将儿童学的原理，和儿童学的重要的问题，简单地解释解释罢了。这并不是我个人对于中国儿童调查的结果”。与此相比，6年前的1914年，周作人根据他主办的绍兴县学校成绩展览会的实践提出的“以儿童为本位”，更有现实基础与中国教育的特色。而五四后的周作人，已不再执着于纯儿童学知识的启蒙，而是以此为武器，在对与儿童相关的领域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同时，更将他的精力关注于儿童“内”生活的需求，并以美国“小学校里的文学”为榜样，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倡导“儿童的文学”。这就是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与中国儿童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论——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所作的讲演——《儿童的文学》。周作人说道：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多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的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我想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恰如其分地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

《儿童的文学》在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发表后，凭藉着《新青年》的影响，很快传遍全国。“把儿童当人看”（儿童不是父母的私有物，他是一个独立完全的个人，具有与成人同等的人格），“把儿童当儿童看”（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与不完全的小人，他有不同于成人的内外两面的生活），教育必须“以儿童为本位”等关于儿童的看法，很快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中国的儿童终于在西方儿童学的启蒙下，于“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五四思想大解放时代被发现了。作为这一发现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标志之一，便是促使中国儿童文学实现了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