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在保地点燃一根火柴时,范文梅的叫声就像点着的鞭炮停不住了:
我的饭桌啊!
我的水缸呢!
凡是经过她嘴巴叫出来的物品全都已经粉身碎骨了。
直到半夜,整个江心洲都还听到范文梅嘶哑的无限绝望的呼叫:
我的腌菜坛呢!
她的呼喊就像是大队部里盖了章的红头文件,向江心洲人展示她为大凤之死所付出的代价。
到了天亮,她的声音微弱到吵不醒靠着没腿的凳子打盹的吴家义了:
我还不如留在十里墩呢,在用尽全身的力气数落完这些之后,她还坚持发表了最后的看法:在十里墩,哪里能想到贩牛。
哭完他们的东西后,天已经黑到顶了,他们这才发现原本躺在地上的保国不见了踪影。他们赶紧借来油灯,滩前屋后开始寻找,半夜的江滩上灌木重重,每丛灌木都像保国魁梧的身躯。江心里远远漂过来一堆鼓鼓囊囊的东西,她也会不问三不问四地喊:保国啊保国啊!他们既害怕灌木丛中突然横亘着僵硬的吴保国的尸首,更害怕江滩上漂着鼓肿的吴保国的尸体。
到了渡口,阿三从渡船里探出头来告诉他们,吴保国早就过江了。
保国走的时候脸全部肿胀起来了,眼眶子鼓得老高,头发上全是结成块的血,脸上也黏了一块块血,不像从身上淌出来的,倒像直接涂上去的。乍一看不像保国,再一看又不是旁人的个头。阿三才确信是保国,可这分明已经不是保国了,这是一个空壳,一只破茧子,一只没了底的烂船帮子;他昔日威风凛凛,吓破他大的这张脸此刻就像一座破庙的门槛一样发出朽烂的气息;他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膀子像脱落的墙皮。他的荒芜如此彻底如此迅速,根本看不出他昨天还是个有着钢铁般身躯以及靠拳脚闯天下的男人。他下了船就直着身子向埂上走,他走路的样子不像是过于悲伤,而像是过于焦急地要赶到什么地方去。
面对忧心忡忡的范文梅,阿三草草安慰说:
放心,他打赤脚能走多远?
事实上,吴保国一去就是一年多。
丢了儿子丢了家产的吴家义立刻硬气了。他站在门口拿眼望着长江叫道:青天白日的,砸人家的锅,放人家的血,算什么屌干部?
而范文梅的重点就在于她的无辜:
我们哪个舍得害死自己的骨肉?
次日早上,长江又能接着听到吴家珍的诅咒:
杀人偿命,我女儿怎么死你女儿就怎么死!你等着瞧!
爱极其有限,但恨,如同攀根草,很难根除。埋到土下三尺照常冒头,有时,它就粘在舌头上,一吐即出:
有你哭的那一天,不是不报,时辰没到。
有一天吴家义听说保国的合伙人贩回来的木头赚了大钱,可是吴保国回来当天就人影子不见,人家一分也不给。吴家义讨要几次空手而归时,气冲冲地告诉吴家珍:
自从沾上姓田的,哪里顺当过?
两个人二重唱似的你来我往,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进行。一个是笨拙吹大牛的大块头哥哥,一个是伤心欲绝、报不了仇的寡妇妹妹。他们的家丑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暴露在江心洲的光天化日之下,给江心洲人的黄昏黑夜留下了无尽的谈资。
江心洲人在这件事上还是两派,一派认为吴保国有种,打成那样也不还手,另一派认为吴保国是流氓,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应该坐牢房。
大凤的死开了个坏头。她死不久,江心洲许多女孩子都喝药死了。有的是因为父母不允许她到镇上学裁缝,有的是因为相了不中意的对象怎么也悔不了婚,还有的是因为父母当着旁人的面骂了她一顿,她下不了台面。
只要哪里喊:喝药了喝药了,江心洲的老老少少,烧锅的放下柴火,洗衣裳的扔掉棒槌,挑粪的扔掉粪桶纷纷向出事地点奔。老太太的小脚今天也能快起来稳起来,小孩子们也能放下泥巴和弹弓纷至沓来。他们把喝药的人团团围住,哭得最凶、嚎得最响、手脚乱放的肯定是亲妈,亲姐姐和亲弟弟。邻居们各自分工。男人们绑抬架,女人们灌肥皂水、掐人中,也有人帮喝药的人擦洗下身。每次,吴革美都无一例外地发现,每一个喝了敌敌畏的人,都会在人前尿裤子,甚至大出便来,那个场面上屎尿的味道,亲人的哭喊,乱哄哄的场面只要一见到就永生难忘。
有的人当场死了,有的人几经折腾活了过来。
不到一年,江心洲死掉了四个姑娘。阒寂的江心洲如同一堆沙堆,哗遇到一阵强风,哗又遇到一阵强风,吹得江心洲人都望不到自己的手脚了。这风不是一鼓作气,吹完拉倒,这风是忽然一来,忽然又一来,江心洲人一致认为是大凤在那边太孤单了,她是找人做伴。江心洲的父母们都聪明起来了,他们把敌敌畏、一六零五都藏在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地方,结果有一天,一位藏敌敌畏的妈妈自己把它喝光了。
仅仅是因为被小叔子打了一耳光。
那段时间,江心洲陷入了一种强烈的不宁里。男人们的狠劲明显弱了,平常喝酒的如今也不敢多喝,平常赌钱的也不敢常赌,平常晚上喜欢到沟里捉黄鳝的也不敢去了,那些出门在外做点小生意的也学会了用香皂和甜言蜜语来讨好老婆闺女了,江心洲的天突然阔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