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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杨燕子 好莱坞背后的中国女人（第1页）

15　杨燕子　好莱坞背后的中国女人

15　杨燕子　好莱坞背后的中国女人

她不仅打进好莱坞，而且做到了好莱坞环球影城总裁她是第一个把中国电影引进美国，也是第一个把美国一流电影带进中国的人。她与奥里费·史东、斯皮尔伯格等世界一流大导演合作，她让一位又一位亚裔演员登上银幕，她获得电影电视最高奖“全球奖”，她在好莱坞一鸣惊人的传奇至今是好莱坞的一个谜。

好莱坞的“谜”

能在好莱坞见到杨燕子，实在凑巧，本来这个时间她要去英国，但因行程变故，却留在了洛杉矶。

我们在电话里约好明天中午12点在好莱坞环球影城见面。她已预先将我们一行的名字及护照号码报给环球影城相关后勤人员办理出入卡。一直以来，好莱坞影城是美国人的骄傲，部分室内摄影棚更是绝密重地。

进入环球制片厂的第一道门岗，已明显感到有序中的“神圣”。当我们一行把大摄像机、灯光照明、音频音响从车上搬下来，立即有巡警上前盘问。我们出示了进门时预先制作好的贵宾卡，并解释原由，巡警终于同意我们只对杨燕子本人进行拍摄，其他的外景一律不能涉及。好不容易扛着这一堆“家伙”，穿梭于制片厂内的林阴小径，越过七八个十字路口，进入杨燕子办公的大楼，却获知杨燕子正在开会，我们只得在一楼大堂等候，因为我们拿着大摄像机及灯光音响设备，所有进入大堂的人们都警觉地盘问我们是干啥的。我们一次次面带笑容解释：来自中国，专程采访杨燕子。幸好大家都认识并敬重这位在好莱坞很出名的中国女人，才免去更多的麻烦。

从中午12点等到下午2点，终于把这位“了不起的中国女人”给等来了，她一脸疲倦，一脸歉意，一脸西方式的诚恳，我只好提议先由她带着我们在环球影城转一圈，她一边走一边介绍。阳光很不客气地直射我们的双眼，尤其照在她脖子上配带着的一枚天然贝壳饰物时，一闪一闪，犹如水上明珠，在我们身前身后游动着。我们的摄像师拎了小相机在我们前头贪婪地拍摄着，唯恐漏掉每一个珍贵的镜头，不到5分钟，立即有一部警车尾随我们，并提出警告，尤其进入摄影棚，大型广告牌下便是好莱坞的机密，但不论怎么讲我是为数不多能直接进入“绝密地带”的中国客人，身上这张米黄色豆腐块大小的贵宾卡，起了绝对的作用。随后我和《星岛日报》的记者何芳坐上杨燕子的车直驶她的家。何芳本来是想采访我，但听说我去采访杨燕子，她干脆一举两得跟着我们队伍，最后弄得她苦不堪言，而她愿意吃这份苦。她说：采访杨燕子是一件荣幸的事！因为她是一个神奇的女人！

故乡的力量

杨燕子的家坐洛在海边的棕榈园，高大雄伟、旗帜一般的棕榈树是她那个住宅区的象征。她的家实在很艺术，很多古董大概是从上海外滩或北京的胡同搬来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静静地安居在她家里。最有趣的是她的厨房，所有的炒锅侧挂在厨房屋顶的正中央，像酒吧里的爵士鼓，风儿吹动，撩拨几许清脆的乐章。

我们从好莱坞的历史聊起，再谈到她曾经在北京白石桥住过三年，她在回忆这些时，似乎很眷念那段岁月，她说这三年给了她进入好莱坞绝对的文化积淀。

好莱坞意味着电影事业的历史，人生意味着个人历史。对于杨燕子来说，两者是情景交融的——

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历史性的握手，打开了中美之间的大门。就在此时，刚满15岁的杨燕子就随母亲来大陆探亲了。对于她的母亲来说，是重访离别27年的故乡，而杨燕子则是第一次看到她妈妈天天想、天天念的中国本土，她要睁大眼睛看看这个陌生的世界。

在广东边防哨卡，她第一次感到了东西方的不同。

边防哨卡上的盘问并不能消减母女俩思乡的热情。杨燕子拉着妈妈的手，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她。

湖南湘西是她父母的故乡，家乡的亲人们都赶来看她们。纯洁朴素的面容，亲切的话语，浓厚的乡音，使这个生在美国，在纽约长大的华人女孩，强烈感受到比酒还浓的乡情。“也许，就是那次旅行，影响了我的一生！”杨燕子回忆说，“我那时就有一个梦，希望美国和中国之间能有座桥，两个地方‘的人能通过这座桥相互来往，彼此了解，就像是走亲戚串门儿一样！”

她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母亲在联合国工作，他们像许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父母一样，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工程师、医生或设计师。而杨燕子已经被自己的根——中国那古老、灿烂的东方文化所吸引。她在布朗大学（Browy）读书时，就开始主修中文、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接着她又在哈佛大学进修了一年半的中文。当时的杨燕子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懂上海话，她开始寻找去中国工作的机会。她请所有的老师和朋友帮她的忙。“我那时心情很迫切，那不是一种要去一个地方旅游的迫切心情，而是一种非去不可的渴望，好像是有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在推动着我！”1980年，她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中国文学》编辑部英文版工作。要知道，那时去中国大陆工作的机会并不多，她为了来中国工作费了很大的周折。

在北京的一年半时间里，杨燕子找到了感觉。她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穿着深蓝色的上衣，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由于她的装束和她流利的普通话，常常在出入国际俱乐部等涉外场所时被公安人员拦在门外，问她：“你哪儿的，找谁？”有一次，她还被公安部门扣了起来，说她是“假华侨”，直到她出示了自己的美国护照才被放走。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切都在萌动。”杨燕子回忆说：“中国人都在**澎湃积极地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中去，那也是文化艺术领域相当活跃的时期。”就在那时，杨燕子在中国结交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她与电影的缘分，也许就是从认识当时在大陆很有争议的导演彭宁开始的。彭宁刚导完白桦编剧的《苦恋》（又名《太阳与人》）。尽管这部电影当时没有公演了，却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我为银幕上中国人的形象而激动！”杨燕子说，“在中国的电影里，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人的形象，使我很振奋。这与以往美国电影里丑陋渺小的中国人不同，同时，我也希望所有的美国人能在美国的电影院里看到真正能展现中国人形象的电影。那时，我心中梦想的那座‘桥’逐渐成形、清晰，那就是‘电影’：她可以飞跨中美两个大陆之间，把两国人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我渴望着我能成为这座桥梁的架桥人！”

架桥

怀着这个愿望，杨燕子从中国回来后，进了哥伦比亚大学修商业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她马上移居西海岸，寻找“建桥”的机会。刚一开始，她在旧金山的世界影视公司介绍、引进中国大陆影片。后来，环球公司又聘请她在远东部工作。那时，她像一只真正的“燕子”，频繁地往来飞翔在中美大陆之间，为今后“建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机会终于来了。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去上海拍摄《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的时候，聘请杨燕子为中国问题顾问。那是她第一次亲身参加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那真是激动人心的，似乎我梦想的一切在眼睁睁地实现，我在为斯皮尔伯格工作，在学习电影的制作过程……我想，我该开始了！”

1989年，杨燕子进入另一位大导演奥里弗·史东的制片公司任副总裁。当她看到《喜福会》小说的几章之后，立即被那四对母女的命运所吸引。“那小说就像是在写我自己的生活！”杨燕子说道。她立刻想要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但是，要让史东拍一部耗资几百万的表现华人的电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果然，史东兴趣不大。杨燕子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她看到了小说中所含有的丰富的内容，以她对中国历史、社会及美国社会生活的了解，她相信这部片子一定会成功。杨燕子用她的全部热情不断地影响史东，使他对这个题材慢慢地感兴趣起来。史东参加过越南战争，对东方文化有一些了解，他终于被杨燕子的热情和信心所感染，决定拍摄《喜福会》。

随着悠扬的二胡曲的伴奏音乐，东西两岸的同胞姐妹拥抱在长江之畔。当电影《喜福会》在这动人心弦的场面中结束的时候，电影院里，人们可以看到，在东方人、西方人的脸上，都挂着晶莹的泪珠……

众多的美国人在看电影的时候，捧着白纸巾，为那四对华人母女的命运哭泣。在上映此片的短短几个月中，《喜福会》简直成为许多美国人和东方人谈话的主要话题。《喜福会》被新闻界评为最好的影片之一，杨燕子也成为许多新闻媒介报道的热点，一时成为美国电影界成功的典范。

祝贺的信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落到杨燕子的桌上，使她万分激动。通过这些信，她看到了那座横跨东西方的“桥梁”，想起了她在15岁在中国家乡时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