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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对这样的说法并不陌生：少数干部身上发生了腐败，少数人弄虚作假，少数人坑蒙拐骗，少数人搞不正之风，少数人违法乱纪……这少数二字，说明不代表主流的那一小部分，言外之意，就是千万别以偏概全。

我认为，反对以偏概全很有必要，否则我们会一叶障目，不识泰山，以至滑入对事物错误判断的深潭不能自拔，那问题就严重了。

不过，我想，既然把少数视为多数叫以偏概全，而把多数视为少数就应该叫以全概偏。也许这样表达不够准确，但不妨姑妄言之，想必读者能够谅解。

有这样一个例子：一金融部门发了三万把文明伞，都是借给客户的伞，方便客户，当时，工作人员对文明伞的回收率做了预测。依据现在关于社会少数人不讲文明，不讲信用的判断，一咬牙把少数人定为40%，所谓一咬牙就是尽大地估计少数人的比例，以防虑有所不周。这样初步估计是：红伞收回率最低为60%，于是，3万把红伞很快借出，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红伞收回率为20%，80%的伞一去无归。组织这次活动的人气愤地说：“现在人怎么都这样。”

我们就红伞事件涉及的这个范围和地域来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这个地方大多数人不讲信用，不讲文明，不讲社会公德。这个结论也许有辱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称号，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估计太低，但我们总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吧。平心而论，这个事件只能算一个特例，但类似的事实例子频繁见诸于报端，不讲公道的人不属于极个别，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也算得上一次对民众公德的测试，可惜不尽人意。记得美国人曾做过公德测试，山姆大叔选择12个城市丢下120个钱包，钱包里有美元及钱包主人的地址、电话号码，结果是：80%的钱包物归原主。这使开展测验的人十分兴奋，他们发表文章说：美国人大部分是诚实的，讲社会公德的，只有少数人不诚实，见利忘义。

实事求是地讲，用借红伞及丢钱包的方式考查人们的道德水平未必科学，但你我都应该承认，这种测验还是说明一定问题的。

如果我们真心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话，那么我们对人们的道德水平应有一个重新估计才是。依笔者愚见，对当前人们的道德素质、公德水平决不能有过高的估计，否则，我们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商品、前仆后继的腐败分子、无孔不入的社会不正之风无法做出解释。

问题还在于：虽然文革结束了二十多年，但“左”的阴魂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占有很大市场。

比如，分析腐败分子的堕落原因，我们常闻模式化、八股文似的论调：受资本主义思潮影响。

猛一听，此言不谬，大家都这么说，那还有错？但细一琢磨，此言经不住推敲。事实上，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廉政建设比我们搞得好，比如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很值得我们学习，而凡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好的、凡是资本主义的都是坏的这样的命题，根本站不住脚，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仍陷于这个怪圈中不能自拔。有这样一幅漫画，画得入木三分：一个人头上长一个恶疮，手中拿个馒头，恶疮挂个牌，上写受资本主义腐蚀，馒头上写：社会主义好。这除了反映一些人的愚昧无知可笑，还能说明什么呢？

我想，就个人而言，如果有人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凡好事都揽到自己头上，凡坏事推给别人，这样的人必是不受欢迎的人，而一个国家，未必不如此。就国家而言，大家处在一个地球上，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谁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聪明的应该认清自己的短处，学习别人的长处，也就是取长补短。事实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人们讲公德、讲礼貌、讲文明的风气比我们强得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不是说“月亮是外国的圆”，而是我们就应该有谦虚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别拿泱泱大国之类的词唬人和自欺欺人，使人们拥有自知之明和清醒。

前一段时间，有很多人撰文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我觉得，作者的爱国主义**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说法缺乏依据，像是在喊口号，难以让人信服。如果我们再次犯“夜郎自大”的错误，在跨世纪的新一轮竞争中肯定吃亏。

我们当前社会公德方面不尽人意，与西方一些国家差距拉大这是事实，我们有勇气面对才是，我们确实需要认认真真地查找问题的原因了。

我想，社会公德出现问题，和我们的教育干系重大。常常是这样：一个孩子出生后，上幼儿园，然后读到大学毕业，可到社会上，却连起码的社会公德都不讲，有很多知识满腹的学子走上接近钱的岗位，就迫不及待开始伸手捞钱，以致社会上出现“高学历犯罪”现象。这一现象令社会学家们目瞪口呆，感到十分震惊。这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原载1999年1月5日《中国城乡金融报·社会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