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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无价，生命有限，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是常识。有人说，人若有两次、三次或更多次生命该有多好。我觉得，这个愿望极好，可惜难以实现。既然生命这样宝贵，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也是常识，大概勿须理论一番。

古往今来，许多人却发出了命若蝼蚁的感叹。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他说，他父亲在“文革”期间，因为不值几个钱的破木板而上吊自杀，我问及详情，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他父亲轻生的经过：

原来，“文革”期间他父亲在一家工厂上班，是一位劳动能手，当时家里特穷，连一个碗橱子都添不起，于是他父亲就把工厂里几块废弃的木板拿回家，自己打造了一个碗橱。可不久，他父亲听说要开展什么运动，立马紧张起来，他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于是在一天晚上，上吊自杀了，留下一封遗书，遗书留言请求人们原谅他一时糊涂。可是大家没有人原谅他，认为他罪该万死，是罪不可赦，他死后留下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及患有一身病的妻子，度日如年。

对此，我思考了好久。我觉得，朋友的父亲是值得同情的，拿了单位的木板，算贪污、算盗窃都离死罪很远的，为何如此轻视生命呢？如此想不开呢？细细想想“文革”期间草菅人命的怪现象，其实并不难解释。“文革”时期，人们把人权践踏得体无完肤，何谈生命的可贵，生存的权利属“私字一闪念”，往往因一句话，一次失误，就给你戴上个帽子整死你。朋友之父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看到周围先例太多了，尽管他对生命抱有无限的留恋，但他觉得前面是死路一条，于是自寻短见。

事实上，“文革”期间，把人不当人的恶性屠杀事件很多。《共和国史记》一书记载，1966年8月，北京市大兴县发生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从8月7日到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共有325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害，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据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底四十天中，北京市有1700多人被活活打死。

“四类分子”有的成分不好，有的戴有这样那样的帽子，但他们归根到底是老百姓，在人格上大家是平等的，不论在什么制度下，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那么当时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人，凭什么对他们大开杀戒，甚至灭族灭户？那个只下生38天的孩子，连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就被判了死刑，天理何在？人道何在？其实这只是成千上万事件中的一件。“文革”期间，有多少人举着“文革”的大旗，像踩死蚂蚁那样，轻而易举地置人于死地。应该说，“文革”运动，将一些人的残忍、恶毒的本性推向了顶峰，中华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惨剧。“文革”结束后，一些借“文革”之力干尽坏事的人却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真是“聪明”得很。我觉得，在“文革”中干了伤天害理的人应该受到追究，而“文革”中昧了良心者应该忏悔。视人命如草芥是野蛮社会的特征，与“革命、进步、文明”背道而驰，而打着“革命”的旗号，涂炭生灵的运动得以泛滥，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与自省。

记得陶行知在《中国的人命》一文中说：“中国要到什么时候翻身？要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这段话写于几十年前，如今读来，仍觉振聋发聩，感受到它的强烈的现实意义。

（原载2001年9月16日《福建人才报·黄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