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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2页）

关于学问，朱元璋曾对翰林待制秦裕伯说过一段话：“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岂能充广其学哉？”

很明显，这段话经过文人的修饰。以朱元璋肚子里的那点墨水，说不出这种文绉绉的话。但话里头的观点，无疑出自他的思想。他认为世上的学问都要以圣人为准，而圣人的学问则以天为准。谁代表天呢？当然是他这位皇帝。他认为真正有用的学问，就是能够帮助朝廷稳定政局，保固国本。他对詹同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世务者，无事浮藻。”

这段话，非常完整地表达了朱元璋的学问观。在他看来，天下读书人的文章，要么“究道德之本”，要么“达当世之务”。舍此两种，皆是无用之学。因此，他非常瞧不起汉代才华横溢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和扬雄，认为他们的文章无补苍生。他告诫当代的读书人不要学他们“无事浮藻”。比之“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汉文帝，朱元璋的识见的确高一筹。他知道什么是人间的大学问，他要在他统治的国家里，提倡一种讲求实务的学问风气。

一次，朱元璋心血**，亲自跑到国子监给太学生们讲课，他说：“孔子作《春秋》，明三纲，叙九法，为百王轨范，修身立政，备在其中。未有舍而能处大事决大疑者。近诸生治他经者众，至于《春秋》，鲜能明之。继今宜习读，以求圣人大经大法，他日为政，庶乎有本。”

朱元璋这个观点的偏执不言自明。其实，除孔儒之外，春秋战国的诸子学问中，优秀者甚多。就好比一桌精美的菜肴，你只肯吃其中的一道，终不能做到百美俱收。作为执政者，一定要有博大的文化胸襟。从过往的各门学问里，开拓更深更广的精神资源，以提升其执政的能力。朱元璋宥于己见，不能做到这样，实在是明朝的遗憾。

由于朱元璋对孔子学问的推崇，有明一代，孔子的地位空前提高。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旨全国各州县都建孔庙，并将对孔子的祭祀列为重要的国典。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山东曲阜与云南建水两处规模最大并保存最好的孔庙，都是明代存留下来的辉煌建筑。

朱元璋尊崇儒学，也信奉佛教。从他的言行来看，他是个很有理性的人，但缺乏想象力。所以，那些擅长诗词歌赋，吟风弄月的读书人，是不会取得他的好感的。他也绝不会像唐朝的皇帝那样以诗赋取士吸纳孔门圣徒之外的诗人学者为国服务。对于那些企图以左道见宠的术士，他更是一概弃绝。曾有一个道士，将自己写的一本道书通过关系送到朱元璋的手上，以求得到擢用。朱元璋说：“彼所献，非存神固形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乌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来争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从这些地方看，朱元璋又显得非常可爱。大凡执掌九鼎之人，享尽世间福，便想着如何长生不老。秦始皇、汉武帝等雄才大略之主，都大致如此，因此方术泛滥，巫婆神汉大行其道。朱元璋看到这一点，并说希望天下生民都能够长寿，而不必自己一个人长生不老。这种与民同寿的思想，使他疏离术士，更不让邪教有机可乘，这是朱元璋的高明之处。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朱元璋似乎比汉武帝做得更彻底。儒家讲求秩序，希望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和睦相处，一切事物都有章可循，所有国家事务都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朱元璋理想中的国度，是一个统治者构想的“桃花源”。他的文化观作用于治国理念，便是过分地讲究秩序和等级。他不允许在他的官僚队伍中，有那种“立辞艰深而意实浅近”的文士，更不允许有那些以左道邪术惑众邀宠的神仙术士。他希望在他的国度里，不用看度牒、勘合等任何法律文件，单从服饰与言谈中，就能确切地知道每一个人的身份。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于洪武二年订出公服之制，确定每一等级官员的补服差别；洪武二十二年，他又申严官民的巾帽之禁；洪武二十三年，申严官民服饰样式；洪武二十四年，他又亲自制订天下生员学生的巾服样式……此外，公文的样式，书信的称谓，他都一一厘定。

考诸史籍，历史中像朱元璋这样事无巨细一律将其制度化的皇帝，可以说绝无仅有。这是一个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勤勉之君，可是其文化上的呆板，也让人难以忍受。

三

毛泽东在他的不朽名篇《沁园春·雪》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位睥睨万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对历代皇帝择其要者进行评点，总其一句，讥他们为缺少儒雅的赳赳武夫。

自秦以降，大的朝代的开创者，唯有刘邦、刘秀、朱元璋与毛泽东等少数几个是依靠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特别是朱元璋与毛泽东，两人治国主张及其性格，都颇有相似之处。但两人根本的区别，毛泽东本人是大知识分子，而朱元璋则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毛泽东可以不信任知识分子，但他懂得知识分子。而朱元璋与读书人，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毛泽东对本时代的“读书种子”如梁漱溟、陈寅恪、熊十力等人，虽然弃而不用，但尚能保全他们“食有鱼，出有车”的基本生活。朱元璋却不一样，辅佐他夺取天下的几个大知识分子，如朱升、刘基、宋濂、李善长等，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善终。参与创立明朝的第一代读书种子下场都很悲惨。而参与建设明朝的第二代读书种子又因为“靖难”之役，损伤大半。这一代的读书人，比之上辈，分化较为厉害。与方孝孺同时在建文帝手下担任重要职务的著名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例如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解缙、杨士奇、周是修等人，都名噪一时，也都得到了建文帝的信任，可谓“贤人在朝”。可是，当朱棣的兵马逼近南京城，这些平时信誓旦旦要与建文帝共存亡的大臣，立刻各露嘴脸。却说破城之日，这些大臣相约为建文帝殉节，并邀齐了去应天学府集体自杀。但是，真正实现诺言的唯有周是修一人。他修具衣冠，在学府里拜罢孔圣人像，自缢于东庑下，真正地从容就死。余下的人全都负约。他们活下来不仅仅只是偷生，而是立即改换门庭，投到新皇帝朱棣门下效命。他们这种做法，颇为江南士子所不齿。但世间的一切，污秽也罢，圣洁也罢，都可以被时间的流水冲涤净尽。若干年后，当这些人成为了永乐朝廷中的枢机大臣，或入阁为学士，或掌部院，时人只羡慕他们服紫腰玉的当下，却忘却了他们无法擦拭的人格污垢。当“靖难”夺权的血腥散尽，朝政稍有宽弛，这些人便想着为慷慨赴死的老友周是修做一点功德，于是解缙为之作志，杨士奇为之立传。言辞之间，仍以同志相属。杨士奇还对周是修的儿子说：“当时我若和你父亲一道去死，今天，就不能给你父亲作传了。”闻者笑之。当时就有士子就此发表评论：“诸公不死建文帝之乱，与唐之王珪、魏徴无异。后虽有功，何足赎哉！”

事功与操守，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成其一端者，历史上大有人在。两者兼美，如范蠡、诸葛亮之辈，则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而中国的读书人，往往把操守看得比事功更为重要。因此，对那些事功卓著却又大节有亏的人，无不褒贬并施；对那些靠钻营猎取高位而品行不端者，没有哪一个可以逃脱口诛笔伐的命运。

细研明朝初期的历史，不难看出，朱元璋和朱棣所需要的读书人，是那种有知识而无智慧的人。朱家皇帝希望读书人在技术的层面上而不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帮助他们管理国家。他们需要实用性人才而非智慧性人才。换句话说，他们需要驯服的工具而厌恶读书人有独立的品格。上有所倡下有所趋，因此，有明一代的读书人，比之春秋战国，比之唐宋，他们在中国文化星空中散发出的光芒，便要微弱得多了。

明代的文脉之弱，首先弱在气上。窃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气之强弱、之多寡、之繁简、之清浊，乃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精神面貌的体现。汉高祖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谓豪气四溢。这种天风海雨式的呼唤，决定了汉朝的基本国策是扩张型的；毛泽东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谓踌躇满志，震烁千古，这就决定了共和国的执政党是进取型的。而朱元璋呢，几乎从他登基的第一天开始，想的就是如何使皇图永固。有一则故事，说一个七岁小儿替父服役，被朱元璋瞧见，便出了一个上联让这小儿对，说如果对得好，就免他徭役。他的出联是：“七岁小儿服徭役”，小儿立即对“万年天子坐龙廷”。朱元璋大喜，便放小儿回家。稗记本不足为凭，但即使捕风捉影，亦可证以时事。

朱元璋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英雄气势，更缺乏继往开来的文化胸襟。所以，有明一代的文气疲弱。我想，即便朱棣听信姚广孝的话，不杀方孝孺这样的读书种子，明代的文运，也绝不会盛到哪里去。这不关一两颗读书种子的事，乃是一个朝代政策的失误。而且，立国之初制订的政策，到了后来也极难改变。

明代的第三代皇帝仁宗，比之爷爷和父亲，身上的匪气、侠气少而儒气增多，他继位之后，写过一首《望崇文阁》的五古：

岧峣崇文阁，乃在城北隅。

登高一睇望，翼飞切云衢。

其上何所储，千载圣贤书。

其下何所为，衣冠讲唐虞。

国家久兴学，侧伫登俊儒。

愿此阁下人，勉哉惜居诸。

这首诗十分的冬烘，呆板艰涩。放在唐宋两朝，再无能的君主，也不可能写出这等毫无灵气的诗来。但相比明朝的其他皇帝，这位仁宗还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如果不是他的爷爷一味地尊孔而排斥六艺，他从小接受广泛的文化熏陶，也不至于变成如此的笨伯。而且，他所宣扬的，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圣贤书，经过两代人的洗脑，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错误的文化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