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20章（第1页）

第20章

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在官场里要想做好人，应该比较容易，守住“慎独”二字就可以了。做好官却很难。

一

洪武三十五年，久有夺位之心的燕王朱棣决定挥师南下，从北京打到南京去，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取政权。临行前，他问他深为倚赖的“国师”——大和尚姚广孝有何嘱咐。姚广孝说：“殿下到了南京，一定会顺利取得皇位，忠实于建文帝的大臣们也会有许多人不肯同你合作，这些大臣中有一个叫方孝孺的人，他是建文帝的老师，这个人你万万杀不得。”朱棣问他为何杀不得，姚广孝回答：“方孝孺是一颗读书种子，你若杀了他，咱们大明王朝，就没有读书的种子了。”朱棣答应姚广孝的请求。

先说说这个姚广孝，元朝末年战乱期间，姚广孝还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他少有大志，只是出身寒微，无从发迹。有一天，他看到一位大和尚出行，其显赫排场不亚于高官。不免心动，于是削发出家。朱元璋也当过几年和尚。登基之后，一方面，他很忌讳别人说他和尚出身，另一方面，他又笃信佛教。当政权底定之后，他听从大和尚宗渤的建议，给他分封各地入藩为王的儿子们每人配一名和尚作为师傅，其意是让这些藩王们收敛杀伐之心，不要做出兄弟阋墙的蠢事；二是让他们学会慈悲为怀，确实能担负起化土育民的重任。他从全国的高僧中挑出二十人担此重任，姚广孝列名其中，并被分派到北京燕王朱棣麾下。

姚广孝从南京登程前往北京，过京口时写了一首《览古》，诗作不俗，虽是和尚，却透出了难得的英雄气，兹录如下：

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山有路到金田。

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所谓萧梁事业，指的是梁朝的萧家皇帝大做佛事。有诗人记其盛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统治者信佛，可推动宗教，但若到了佞佛的地步，则好事反而变成坏事。姚广孝虽是和尚，对“萧梁事业”却有微词，可见此君的关注点在社稷而不在空门。他之建议朱棣不要杀方孝孺，既是读书人的惺惺相惜，更是他的治国主张的体现。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元璋登上皇位时，朱棣才九岁。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客观地讲，这个朱棣是他最合适的接班人。他十一岁封燕王，行邸北京，九年后就藩。此人擅长杀伐，却缺儒性，所以对谦谦君子的建文帝十分瞧不起，便有了篡位之心。虽是篡位，他却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出师名义，叫“靖难”。言下之意，建文帝身边有一群奸臣，把国事弄得糟糕至极，他若再不出兵“靖难”清君侧，大明的国祚就要完蛋。

其实，朱棣的侄儿，已死的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也就是当了四年皇帝的建文君，身边的大臣里头并没有什么权奸，倒是有一帮书呆子。这帮书呆子以方孝孺为首。他们也看出了朱棣的夺位之心，制订了许多应对的措施，遗憾的是书生治国，过于讲求道德文章，国难当头，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结果弄丢了政权。

却说这个方孝孺，本是明初大儒宋濂的学生。朱元璋见到他时，一经交谈便十分赞赏，但并没有对他委以重任。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是将方孝孺攒起来，留给日后继承他皇位的太孙朱允炆用。建文帝登极后，果然将方孝孺倚为股肱，每遇大事，君臣密晤。从方孝孺那里讨到见识后，方颁旨号令天下。

朱棣“靖难”成功，攻破南京城后，建文帝不知所终。方孝孺待在家中，倒有几天时间没有人来骚扰他。朱棣即皇帝位前，欲写一份布告昭示天下。写这份布告的人，必须德高望重，在朝野之间有足够的影响力，有此人出面证明朱棣的“靖难”是解国家之倒悬，那么他的登基就是上符天意下得民心的合法之举。朱棣思之再三，便选中了方孝孺来做这件事情。他于是下旨，请方孝孺前来皇宫商议此事。方孝孺屡不应召。后来，朱棣让兵士将方孝孺从家中挟持而来。方孝孺“持斩衰而行见”，斩衰，即穿上守孝的服装。朱棣见方孝孺这副打扮，心中已是不悦，但压着怒气，铺开纸笔，请方孝孺草诏。方孝孺大声痛哭，斥道：“将何为辞？”朱棣命令左右禁住方孝孺的哭声，亲自将笔递给他。方孝孺将笔投在地上，愤然骂道：“有死而已，诏不可草。”朱棣大怒，威胁道：“你就不怕死吗？”方孝孺说他早就抱着必死的决心。朱棣说要诛他九族，方孝孺答：“即便诛我十族又何妨！”朱棣到此时，早忘了姚广孝的嘱咐，下令立即将方孝孺处以磔刑。方孝孺被杀后，朱棣仍不解心头之恨，想到方孝孺的“诛我十族又何妨”的话，便命手下一定要在寻常所说的九族之外找出一族来凑齐十族。君命难违，手下人思之再三，便将方孝孺的门生弟子称为一族凑上。朱棣准旨。于是，方孝孺死后，又诛了他十族，共八百多人。

在明初五十年中，朱元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断制造大案，辅佐他开创基业的有功之臣，大部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诛杀或者放逐。方孝孺的老师宋濂，是明朝典章制度的创立者，用古人的话说，他可称之为朱元璋的文胆，用今人的话说，他是了不起的“制度设计师”，此公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小心谨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朱元璋单独召见过他多次，但没有任何人知道谈话的内容。宋濂不但守口如瓶，而且也不作任何记述，生怕惹祸上身，但就是这样一个谨言慎行的大才子、大国师，最终也难逃厄运，因他的孙子宋慎牵连到一起政治案件中，他差一点送命。要不是马皇后与太子力保，朱元璋早就将他处死了。他虽然保住了老命，却从此离开了权力中枢，流放到四川茂州，人还没有走到，便病死在长江三峡上的夔州，最终埋葬在那座镇日任涛声撞击的荒城。方孝孺作为他的高足，对此事一直存有腹诽。所以，当建文帝登基，他便辅佐新皇上尽力推行仁政，对江南士族及读书人多加安抚。可惜君臣柔弱，各地藩王又过于强盛，两相对抗，道德文章只能如秋风中的败叶，飘满神州古道，一任铁骑踏碎。

如果说，朱元璋的杀人，在于清除政敌，遭殃的多半是权贵；那么朱棣的杀人，在于要世人承认他入承大统不是篡位而是“君权神授”，所以，遭殃的既有权贵，更有以方孝孺为代表的读书人。

姚广孝似乎有先见之明，朱棣虽然对他礼敬，但在杀方孝孺的问题上却没有给他面子。因为没有记载，不知道姚广孝得知方孝孺的死讯后有何表示。我想，他的心情不会太好，毕竟天下斯文同骨肉嘛。“靖难”之前，姚广孝极为活跃，“靖难”之后，他就变得消极了。朱棣要他还俗娶妻，并赐给他显赫的官邸，他一再谢绝，始终以和尚的面目出入于皇门，并在暮鼓晨钟的寺院里以终天年。

二

在明代对“读书种子”的扼杀，并不自朱棣开始。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来都没有把读书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他对读书人要么百般侮辱，要么加宠，但宠得不是地方。读书人虽然也羡慕荣华富贵，也愿意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最大的快乐仍在于“学有所用”，即所谓“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但朱元璋对读书人始终存有戒心，且极敏感，生怕读书人嘲笑他没文化。为此，不少读书人罹祸。曾有一位翰林院编修张某，好直言，常常戮到朱元璋痛处。朱元璋对此公心生厌恶，便将他贬往山西蒲州当一个八品学正的小官。皇上生日，天下百官照例都得撰文祝寿。对此类贺表，朱元璋也都细心阅读。一日，他读到张某的贺表，见表文中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等词语，顿时大怒，斥道：“这老家伙被朕贬了官，心里不服气，如今写文章来骂朕。什么‘疆’，什么‘道’？他是咒朕僵了倒了。深为可恨。”于是立即派锦衣卫到蒲州将张某枷掠到南京，并亲自审问，厉声喝道：“汝谤语犯上，死到临头，还有何话说？”张某回奏：“请陛下容小臣解释，说毕领死不辞。陛下有旨，祝寿表文不许杜撰，用语必须出自经典。臣说‘天下有道’，乃先圣孔子格言；臣说‘万寿无疆’，乃《诗经》中臣子祝圣君之至情。今陛下认为小臣诽谤，实在冤枉。”朱元璋听罢，怅然良久，自我解嘲说：“这老家伙竟敢犟嘴，拖出去放了！”老学正步履蹒跚走出皇宫。许多高官大僚都吓出汗来，私下议论说：“数年以来，敢跟皇上顶嘴而能够活命的，仅此一人。”

百官的议论不假，朱元璋驭臣之道，一直采用重典。所谓恩威并重，实际上是恩少而威多。再说一件朱元璋滥用“重典”的事。立国之初建国子监，就是国家最高学府。一日朱元璋前往视察，觉得国子监的廨房（即今天所说的大学行政楼）建得过于奢华，当时就大发雷霆，把负责督修的官员找来，训斥一通就地正法，还不许收尸，就埋在墙角下，以儆效尤。所谓奢华，就是门楼高了一点，所用的木材超过了标准。可怜这位“子曰诗云”的文官，因此送了一条命。若干年后，一位新科进士偷偷跑到那个埋人的墙角跪下烧纸，被人发现问他原因，这位进士泪流满面说：“埋在这墙角下的是我的先父。”听者骇然，劝新科进士快走，不要因为这次祭奠而葬送前程。

朱元璋起于草莽，虽是粗人，却也向中山王徐达说过“武制祸乱，文能安邦”之类的话。由此可知，他并不是不知道读书人的重要，知识的重要。当了皇帝后，他曾下旨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并对负责撰写起居注的侍读学士詹同说：“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甚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万世之师也。”

由此可见，朱元璋之读书，之尊孔子，是为了找到治国的良规，舍此，哪怕再好的学问，也会被他弃之如敝屣。他与刘基的一次谈话，可以证明这一点。他问刘基：“今天下以平，我们讨论一下国家的生息之道，何如？”刘基回答：“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刘基特别点出“宽仁”二字，其因在于看到朱元璋驭臣太过苛严。朱元璋当时沉下脸来，回答说：“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这段话对刘基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也道出了朱元璋驭臣之严的心理原因，乃是为了便利老百姓的休养生息。

自古以来，官与民似乎势同水火。读书人出仕为官，也分化得极为厉害。一些人秉持正义，为民请命；而也有人挟权自用，贪鄙无度。朱元璋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为官者特别苛刻，简直到了“防官如防贼”的地步。应该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想真正地为老百姓谋求福祉，但因自己耻于六义，难免给后世留下微词。

帝王的学问观，读书观，对当世影响甚巨。也就是说，他的好恶，直接决定了“读书种子”的优劣，更决定一个朝代的文运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