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我们吃着晚饭,妈妈说今天那个孩子又去服装厂领服装了,听说孩子妈妈病了,需要钱住院。爸爸在外地打工还没赶回来。那孩子家里需要钱,一直揽着剪线头的工作。剪线头挣不了多少钱,剪一件衣服的线头才一角钱。
“剪20件才够买一张电影票。”我算的很快。
爸爸放下筷子,看着我说:“我佩服这孩子。你学着点。”
银幕挂好了,爸爸把放映机支起来,我问爸爸今晚为什么还演《小兵张嘎》,爸爸只是说:“等那个叫宋朝的孩子来了,你告诉我是哪一个?”
我答应着,有点吃醋。
宋朝果然来了,还有那四个伙伴。他们拿出自制的假票,表情怪怪的。妈妈没抬头看他们的样子,认真的收下了,还把假票皱褶的地方抚平了。妈妈没揭穿他们的把戏。
我把宋朝指给爸爸看,爸爸走过来。
“你叫宋朝?”
“是。”
宋朝的脸红了。造了假票,他心里有鬼。
爸爸把宋朝叫进屋里,拿出一个铁盒,哗哗响,那里面装着我家最近的利润。爸爸把铁盒递到宋朝面前,“拿去,给你妈看病。五百块钱,我就赚这点钱。”
宋朝推了一下,“我不要。”
爸爸拿出纸和笔,“谁说白送你了。写个欠条,长大了赚钱还我。”
宋朝不写,“等我长大了你要是死了怎么办?”
爸爸笑了,“我不在了就还给我儿子。”
宋朝痛快的接过笔,“那我写!”
宋朝坐在我的书桌旁边,写得很认真。把欠条塞给爸爸,宋朝拿起铁盒跑了,铁盒哗拉拉响着,“到时候连这个铁盒一起还你!”
爸爸打开欠条,我凑过去看。
欠510元(十张电影票,10元)。宋朝。
今天,月亮早早升起来了,给我家的院子里洒了一层白白的霜。
有人急了,喊爸爸了。爸爸把欠条认真叠起来,揣到我兜里,“走,开演了!”
第……天
爸爸熬夜加工出来的新电影票只用了一天。
社区的王姨陪文化局的人来了。我家的露天电影院属于非法经营,也干扰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必须停止。爸爸态度特别好,说船坞放假了,呆着就没钱花了,问能不能补办个手续。文化局的人说那也不行。王姨见爸爸特别为难,答应给爸爸找个临时工作。
爸爸没词了,只好宣布我家的股份公司破产。
爸爸收起放映机和银幕,但没舍得把它们装进箱子。我试探着问爸爸,我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继承这个放映机。爸爸狠很瞪我一眼,要我先别打它的主意。我把脑袋缩回小屋,三心二意的写着作业。爸爸摩挲着他的放映机自言自语,“这家什正好用呢,闲置着太可惜了,实在不行,咱在屋里演拿它当电视用。”
当晚,卖豆腐的大妈和擦鞋老徐来找爸爸了,他们要求退票。他们听说我家的电影院不营业了,可是手里还有一张票,那是他们卖豆腐和擦鞋的钱。妈妈马上要找钱给人家,爸爸说不用退,晚上在屋里再演一场。当晚,在我家的屋里,最后演了一场。
一天一天过去,爸爸不抱希望了,认定他的电影工作者做到头了,以后跟张艺某徐静蕾就不是同行了。爸爸把他的放映机最后抚摩了一遍,喊我过来,帮把他的家什装进“棺材”。最后时刻,社区的王姨来了,给爸爸带来了不坏的消息:兴隆大超市愿意聘用爸爸,在他们门口的小广场放免费的露天电影,周六周日两场,按月给爸爸一份工资。
爸爸嘿的笑了,砰的弹了一下大箱子——他还是电影工作者!
这样,每个周六周日的傍晚,爸爸就蹬车把放映机带到了科友大超市门口,开始他的最新工作。我在他后面颠颠跑着。有时候也有别的孩子跟着跑,有我的同学,也有我不认识的,还是羡慕的看着我。他们还说,真厉害,你家的公司开到兴隆大超市啦!我严肃的推开他们,“离远点,挺贵的……”
有兴隆大超市肯出钱租拷贝,爸爸演的第一部片子是《我的父亲母亲》,开头没什么意思,不如《小兵张嘎》好看,还不如看银幕上方的月亮呢。闹着闹着我们安静了下来。那天,杨棵木,宋朝,还有李小蝉,都哭了。李小蝉哭着哭着还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像月光一样明净。我把头扭过去,没让她看见我哭。大概从那天开始,我觉得喜欢李小蝉与以前的喜欢不同了。也是从那以后,上学放学路上我没怎么跟李小蝉一起走过,就是遇不见。她有意躲开的吧。
一年以后我们小学毕业了。我和宋朝升入一个学校,同班同桌;李小蝉跨学区去了一所好中学,跟杨棵木同校。为这个我嫉妒杨棵木很长时间。不在一个学校了,我和李小蝉的友谊更淡了,甚至结束了。但是我没有忘记它,相信李小蝉也记得。
至少,我们都记得我家的电影院:它是露天的,晴朗的秋夜,银幕上面洒满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