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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汉代的散文（第1页）

第三节　汉代的散文

汉代散文由先秦散文发展而来，是汉代文坛上除辞赋、诗歌之外的又一朵奇葩，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将汉代散文略事划分，可分为包括奏议、政论、书信、杂记以及专著等在内的论说散文和以历史著作为主的史传散文两大类。由于文学总是受当时的政治状况、文化潮流的影响，故而在两汉的不同时期，这些散文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异彩纷呈的论说散文

两汉论说散文体裁众多，如上所述，表章疏奏、政论杂文、碑传铭刻，都属这一类。它们或论政治、或谈学术、或批判社会风气、或抒发人生感触，各有突出成就。由于内容众多，且又多与社会现实相联系，为叙述方便，我们依其特点分西汉前期、西汉中期、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东汉后期五个阶段论列。

（一）西汉前期的论说散文

从西汉建国到武帝继位的六七十年间，汉皇朝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黄老无为学说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各家思想尚未禁锢，学术较为自由。受秦朝专制**威严重束缚的论说散文，此时又焕发生机，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论说散文主要以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匡时救弊为中心内容，在风格上则为战国之余响、大汉之新声。这些文章大多思想活跃、议论纵横，针砭社会问题疏直激切、言而无忌，重感情，重气势，带有战国散文的流风余韵。在思想上则大胆解放，一改战国时各家相互拒斥的状况，兼收并蓄、熔百家于一炉，反映了作者对统一的封建皇朝的拥护及匡时救弊的社会责任感，气势磅礴，雄奇有力，体现了新兴的大汉皇朝的勃勃生气。

这一时期的散文作家，在朝廷则有陆贾、贾山、贾谊、晁错等，在藩国则有邹阳、枚乘等。

陆贾是汉初的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刘邦建汉以后，陆贾就提出总结历史经验以使新皇朝长治久安。刘邦对此极为欣赏，让其论说“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5]《新语》是西汉最早出现的政论散文，今之所见虽为散佚，仍能从中窥见陆贾的思想。在对秦亡的认识上，陆贾认为秦之所以亡，是由于废弃了仁义，片面崇法。所谓“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乱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16]侃侃而论，击中要害，寥寥数语就点出了秦虽然也想长期统治下去，但终因措施不得力，“用刑太极”而导致亡国，警醒现世统治者避刑罚而行仁政。

继陆贾之后总结历史经验较著名者还有贾山。贾山，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文帝时期。《至言》是其政论散文的代表作。文章借秦为喻，认为严刑苛政、侈靡无度是秦皇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其主旨与《新语》大致相同。文中大量使用排比、对偶句式，感情充沛，雄肆磅礴，既保留有战国诸子余风，又有儒家思想倾向。

贾谊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作家。他在辞赋和论说散文两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他的论说散文感情强烈、锋芒锐利，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深广的忧患意识。《过秦论》《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论积贮疏》《谏立淮南诸子疏》《谏铸钱疏》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过秦论》是贾谊总结秦亡教训的一篇政论文章，是传诵千古的鸿文巨制。文章没有采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而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铺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品从秦孝公时写起，极力渲染秦国一代比一代强盛的过程，一直写到秦始皇时达到了强盛的顶点。接着叙述了秦胜利后所实行的种种错误政策，并特别突出了焚书坑儒、钳制人民思想和严刑峻法、实行高压政策两个方面，为后面的议论做了准备。为了增强文章的气势，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夸张渲染，如“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等，极具感染力。文章还渲染了六国的强盛，但强盛的六国却不堪秦国一击：“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如同惊涛飞瀑，一倾而下，势不可当。接着，笔锋急转，铺叙偌大一个秦皇朝，竟被一个“瓮牖绳枢之子”陈涉一呼而推翻了，这怎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于是层层设问、对比，得出秦亡的原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文章铺张扬厉，气势非凡，尤其经过层层铺垫和对比，最后的结论才特别警悚出奇，印象深刻。这样的文风带有战国纵横家的特点，而思想又是西汉前期所独有的。其文学成就当在陆贾、贾山之上。

《陈政事疏》是贾谊政论散文的又一杰作。文帝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贾）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17]，遂有此作。在这篇文章中，贾谊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开首便以激切的语言写道：“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忧国忧民竟至痛哭流涕，反映了贾谊对国事的极度关心。文章接着铺叙了诸侯势力的强大、匈奴侵边的危害、富商大贾的奢侈僭越、平民百姓的生计艰难、各级官吏的荒唐塞责等社会弊端，提出了削诸侯、强国威，抗匈奴、安边境，重农耕、抑末业，移风易俗、健全礼制，提倡道德，推行文教等主张。文章内容精深，思想性极强，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文章除保持《过秦论》酣畅淋漓、气势雄健的风格外，更长于议论说理。文中纵论古今，疏直激切，危语逼人，反复剖析利害，鞭辟入里，了无顾忌。这种风格在《论积贮疏》中也有体现。总之，如此悲忧慷慨地表达政见，真是前所未有，后世不及。

由于贾谊的思想兼受儒、法、道等的影响，故而他的散文有时会体现出法家峭刻质实的文风，有时又带有温厚平易的儒者之文的特点，有时又是诸家兼容，富有变化，极具奇气。

贾谊的文章历来被视为千古绝唱。刘向认为：“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过也。”[18]刘熙载则称赞：“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时。然熟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19]如此推崇，实不过分。

这一时期与贾谊并称的另一位朝廷作家是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晁错。晁错（约前200—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生活于文景之际。少学申商刑名之学，受法家思想影响较深。供职朝廷时，曾多次上言，内容涉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削弱诸侯、更定法令等，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大帝国的统一，和贾谊的主张有明显相通之处。吴楚七国之乱时，晁错作为政治牺牲品被杀。

晁错的政论散文主要有《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论削藩疏》等篇。其文章内容不仅适应时代的需要，积极总结古代圣王的统治经验和秦亡的历史教训，而且也和贾谊一样，敏锐地投向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其文风不仅疏直激切，而且思想深刻，说理透辟，逻辑严密，妥帖平实。他在《论贵粟疏》中，一开始便指出了汉初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说明了农业生产的重要，然后又列举事实，分析当时商人兼并农民而引起农民破产流亡的现状及其危害，接着又提出了具体建议。文章毫无耸人听闻之处，但逻辑严密，注重征实。如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论述“民贫”的后果及“贵粟”的方法：“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一环扣一环，这样严密的推理，在一般散文中是罕见的。再如分析农业生产的重要：“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言语相当平实，却也相当有说服力。

如果将贾谊、晁错两人的散文比较一下的话，可以看到，二人在疏直激切上有共同之处，但贾谊更有文采，为文恣肆汪洋，而晁错则质朴平实，说理更为透辟。因此，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贾谊、晁错“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少逊”，并称二人之文“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可谓极其贴切地指出了二人的同异。

枚乘和邹阳是这一时期的藩国作家。枚乘的生平，在本章第二节中已有介绍。邹阳，生卒年不详，齐国人。他们二人早年都曾在吴王刘濞门下做文学侍从。后又一起离吴去梁，做了梁孝王的门客。吴王刘濞谋反，枚乘上《谏吴王书》，邹阳作《上吴王书》，分别谏阻吴王勿反。邹阳因为人耿直，事梁孝王时受人谗害而下狱，为了洗冤，于狱中又写了《狱中上梁王书》。这些上书，就成了他们散文创作的代表。

枚乘善赋，散文也写得很好。《谏吴王书》以规劝吴王及早改变谋反之心、归邪于正为主旨，含蓄委婉而又辞意恳切。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形象生动而又恰如其分。如讲到吴王谋反的危险性时，连续使用了“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马方骇，鼓而惊之”，“危于累卵，难于上天”等比喻，以示谋反之危险。文章还善用对偶句，骈散结合，句法变化多端，错落有致。读起来朗朗上口，显示出作者极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狱中上梁王书》则代表了邹阳的风格。邹阳无故被谗害下狱，遂作此文，向梁王诉说自己忠而受谗、贤而遇毁的激愤心情，中心意思是劝人主要明于知人，虚心待士，不要偏听偏信，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士人效忠。文章博引史实，反复辩白，广比长喻，激奋难抑。虽大量引用古代君臣际遇的生动事例，却无重复涩滞之感，具有战国纵横家之风。文中还运用大量排比、对偶句式，构成了一种滔滔滚滚的气势，充分表述了他的无限委屈与愤慨，极为感人。

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作的《淮南子》，也是这一时期颇具特点的论说散文。该书虽然约成于武帝即位之后，但所代表的仍是汉初的文风。由于《淮南子》的思想倾向以道家为主，且又兼容百家，故而其文想象丰富，描写生动；辞采富丽，奇伟多姿。文中大量运用较为整齐的排比、对偶句式，间以韵语，造成一种滚滚而来的气势，且又具有铿锵悦耳的音乐美。书中又有不少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富于浪漫色彩。

（二）西汉中期的论说散文

自武帝即位以后，西汉进入最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内专制制度加强，儒家思想由最初的缓慢发展，至此已确立了独尊的地位，儒家经学成为显学。这种状况反映在散文创作上，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散文文风除继续保持汉初那种富于文采、大气磅礴的气势外，开始出现典雅厚重、淳朴质实的儒家风范。这一时期散文创作较有成就的是董仲舒、司马谈、司马相如、东方朔、桓宽等。

董仲舒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等。《举贤良对策》三篇是应武帝策问而作，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文章讲天人感应、阴阳灾变，极力主张加强汉皇朝的集权统治，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所采纳。从文章风格看，董仲舒一改汉初贾谊等人豪迈雄健、恣肆汪洋的文风，转为一种淳朴质实的侃侃而论。他广引经典、深奥宏博、有条不紊、从容述说，给人以淳厚典雅之感。他的这种文风是和他所宣传的儒家思想相一致的。这在汉代是一种新的文风，而且，随着儒家经学对汉代社会统治的日益加强，这种典雅厚重的文风也就弥漫开来。

董仲舒之外，著文以阐发自己政治思想和学术见解的还有司马谈。他是司马迁的父亲，武帝时曾任太史令，为司马迁作《史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的论说散文，只有《论六家要指》流传至今。文章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术的优缺点进行了剖析，指出尽管它们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治世。在六家之中，司马谈倾向于道家，说明他受自汉初以来推行尊奉的黄老思想影响较深。这段文章虽然不长，但对各家各派的评论，准确恰当，要言不繁。思想上有偏重而无偏废，论述当在荀子《非十二子》和庄子《天下篇》之上。在文风上，司马谈与董仲舒有相似之处，典雅庄重，不大肆铺排，以明事晓理为宗。但他又少了董仲舒的迂腐离奇，而是从容陈说，文字贯穿力极强，读后印象极为深刻。

司马相如是以辞赋著称的，但他的论说散文也很受人推崇。他的散文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书》《封禅文》等。其中《谕巴蜀檄》《难蜀父老》代表了他的风格。《谕巴蜀檄》实际上是一篇文告。武帝时唐蒙征发巴蜀吏民以通夜郎、僰中，又征发万余人转运粮草，引起巴蜀百姓骚乱。武帝乃派相如赴蜀责备唐蒙。相如遂作此文以宣圣谕。文章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唐蒙及巴蜀太守，然后便大肆宣扬大汉的声威，替天子文过饰非，思想性较差。《难蜀父老》是为驳斥蜀中父老对打通西南夷所发出的怨言而作，是一篇替朝廷辩护的文章。该文同《谕巴蜀檄》一样，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子教训人，对汉朝天子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思想上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但是，从艺术角度审视，这两篇文章都写得辞藻艳丽，气势不凡，明显地带有大赋的特点。对汉家皇朝极尽讴歌之能事，甚至引用《诗·小雅·北山》中的话状写汉朝的广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汉家力量是何等强大！这些都不同于汉初那种充满政治热情、为朝廷献计献策的文章，虽不免有阿谀之嫌，但也客观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汉皇朝空前强盛的现实。

与司马相如不同，东方朔的散文直斥统治者的腐朽生活，以犀利之笔直陈时弊，痛快淋漓，气势高昂。如《谏起上林苑疏》，就针对汉武帝准备表南山以为界、扩大上林苑猎场的做法提出指责，指出起上林苑有“三不可”，其中一不可就是“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最后以“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来警告汉武帝。文章辞旨恳切，用语激烈，其思想风格极像贾谊、晁错。虽然这样的文章不合武帝时好，但能于盛见衰，在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桓宽的《盐铁论》是宣帝时的一部重要作品。桓宽，字次公，生卒年不详，汝南（今河南上蔡）人，治《公羊春秋》，宣帝时举为郎，是一位博学善属文的学者。《盐铁论》是他根据昭帝时盐铁会议的讨论情况加工整理而成的。不仅是研究汉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论说散文。书中采用“二论相订，是非乃见”的方法[20]，比较客观地记载了论辩双方的主要论点和依据，展示了不同人物的风采和当时激烈的辩论情景，博引史实，连类譬喻，尽力铺陈渲染，刻画人物性格，表达自己的爱憎，形象鲜明，气势充沛，具有辞赋化的倾向。到西汉后期，这种纵横议论，气势激昂的文章就不多见了。

（三）西汉后期的论说散文

西汉后期，政治黑暗腐败，盛极一时的西汉皇朝迅速走下坡路。但这时思想领域中的儒学统治却逐渐加强，今文经学泛滥，严重束缚了作家的精神。这一时期，经学教条和神学迷信的内容充斥散文，文章喜引经据典，一派学究气。作家总是在神怪迷信的掩盖下表达见解，匡时救弊。因袭模拟、刻意求深的风气也很盛行。这一时期的散文内容多为阐发经义、宣扬王道、讲论灾变、解说天意，其中虽不乏讽喻诤谏，但多不能击中要害，而且缺乏**和气势，养成了一种自董仲舒开创以来的温柔敦厚的典重文风。这一时期的主要散文作家有刘向、扬雄、褚少孙、贡禹、鲍宣、刘歆等人，尤以刘向、扬雄、刘歆最具代表性。

刘向是西汉著名学者，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他和其子刘歆共同完成的《七略》，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他还作有辞赋33篇，但绝大多数均已亡佚。他的散文包括奏议、叙录、杂著三大类，这些散文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也暴露出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

奏议是刘向论说散文中成就最高的，他的《谏营延陵过侈疏》针对汉成帝不顾百姓疲弊，大规模修建陵墓进行规谏，文章反复征引史实，深入分析利弊得失，以尧、舜、周公、孔子等圣君明臣主张薄葬和吴王阖闾、秦始皇等昏君厚葬而被掘的事例进行对比，说明有德者可以长久，无德者必定速亡的道理，极有说服力。接着又从正面叙述了营建陵墓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劝成帝改变计划。文章用意深切，辞浅理畅，在从容舒缓的叙述中流露出作者匡救时弊的热忱。刘向的其他奏疏，如《使外亲上变事》《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等，也都深沉淳厚，“言多痛切，发于至诚”[21]。但文中多讲阴阳灾变，有着浓重的神学意味，这是刘向的局限，同时也说明经学迷信在文化领域渗透之深。总之，刘向的奏议往往比较深刻具体地反映出一些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在思想上也是有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