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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汉代的散文（第2页）

继刘向之后的另一位散文作家是扬雄。扬雄以辞赋著名，其散文成就不如辞赋，但也有粲然可观者。其所著《法言》是一部尊儒学、崇孔子的著作。文中有不少先进的思想，如肯定变革的重要，认为对先王之道，应该“可则因，否则革”，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对盛行当时的谶纬迷信和神仙方术提出怀疑，并有所批判。该书写得古奥典雅，引经据典，使人读后有雍容大度之感。扬雄在《法言》中还提出了不少文学见解，可取之处甚多，但其主张文字的艰深，受到后人訾议。

刘歆是刘向之子，生活于汉末王莽时期。当时，今文经学极盛，学者们拘于章句，烦琐解经，弊端丛生。刘歆对此极为不满，主张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于是写了著名的《移太常博士书》，斥责今文学者，阐述自己的主张。文章首先简要叙述了先秦和西汉初期经学发展的概况，言简意赅，言少事详，文字典实峻洁。接着指出古文《尚书》等三部典籍的重要价值和今文学派学风上的弊端，言之凿凿，无一浮语。最后义正词严地指出今文学者的狭隘自私。文章在批评今文经学的弊端时，用了“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保残守缺”“雷同相从”“随声是非”等词语，攻势凌厉，义辩辞刚，与那种温柔敦厚、渗透了经学气的文风迥然不同。当然，像这种风格的文章在当时毕竟不多见，比较常见的是那些讲天命符瑞的文章。

（四）东汉前期的论说散文

从东汉建立到章帝时期，是东汉国力最强盛的阶段。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和谶纬迷信，使得自西汉后期就已泛滥起来的充斥思想界的神学迷信在此时更加盛行。这种思潮渗透到政治领域，也渗透到散文领域，败坏了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有见识高明的思想家和作家站出来批驳这一现象，为散文创作注入了活力。这一时期在论说散文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是王充和桓谭。

王充是东汉著名思想家，他的名作《论衡》是一部对古往今来一切学说、思潮加以衡量，评论是非，铨定轻重，批判虚妄之说的著作。书中严厉批判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之学，建立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王充的文风和他的思想一样，也是很有特点的。首先，王充的文章逻辑周严，能抓住论敌的矛盾谬误狠狠批驳，颇具内在力量，显示出作者思力的超绝和言论的大胆。如《问孔篇》非难孔子，并进而批判东汉的谶纬迷信，从根本上去动摇神学迷信的理论基础，使论敌无法招架。这个特点在《自然》《论死》等篇中也可看到。在逻辑周严方面，王充超过同时代的许多人。其次，《论衡》一书，语言通畅明白，自然流利，有时还形象生动，妙趣横生。如《论死》驳斥人死后能变为鬼的谬论：“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真是让人叹服！所以有的学者归纳说：“这种语言和西汉前期那种宏伟壮观的风格是不同的，更和西汉后期以来普遍流行的那种儒雅繁缛，且又好用偶俪的习气截然对立。正是由这种浅近如话、生动活泼的语言，使《论衡》在汉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22]诚哉斯言！当然，《论衡》有时举例过于繁复，影响了文字的精练，此为白璧微瑕。

桓谭（约前38—约32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东汉初年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是谶纬迷信的反对者。他的《新论》一书和《陈政事疏》《抑谶重赏疏》等奏疏敢于暴露社会现实，大胆批评谶纬迷信和灾异之说，在思想上与王充相通。其文风浅近，不专意雕饰，但剖判问题又深刻锐利，反映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辨才能。

（五）东汉后期的论说散文

东汉自和帝即位以后，便开始进入一个动**不安的时期，一直到皇朝灭亡。这一时期，外戚、宦官轮番专权，政治极其黑暗。统治者生活极端糜烂，老百姓则极端困苦，怨声载道。在文化领域，经学渐趋衰落，今古文经学出现融合趋势，老庄学说与佛教逐渐受到人们注意。这些反映在散文创作上，挽救时弊的内容增多，文章已很少有令人窒息的神学气息，也不再是从容不迫的侃侃而谈，而是表现出骏发激切的特点。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以及一些单篇文章，代表了这一时期的风格。

这些政论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敢于触及现实矛盾，大胆表现作者的忧愤，并提出一些匡时救弊的设想。而在文风上，却又有一些差别。《潜夫论》各篇毫无保留地揭露了东汉后期的种种黑暗现实，具有很强的战斗性，语言刚健有力。《昌言》在批判现实方面不亚于《潜夫论》，文章议论深刻，说理透辟，且骈散相间，挥斥自如，比《潜夫论》更具有文学气息。《政论》同样揭露了一些社会的黑暗，对于时弊的愤慨，和仲长统有些相似。文中有一股郁郁不平之气。《申鉴》对于豪族兼并的现实极为不满，对神学迷信持反对态度。文风有时近于名法，有峭刻质直的印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汉代散文中的骈俪现象早就存在，并随着辞赋的发展而发展。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到刘歆的《移太常博士书》，骈偶句式不断增加。到东汉前期，论说散文中的骈俪现象就更普遍了。及至东汉后期，如王符、仲长统等，其散文作品几乎成了有规则的骈体文了。这些，都已非常接近魏晋散文。

总之，东汉后期的论说散文已突破了那种经学气十足的儒者之文的局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开了魏晋散文的先声。

二、成就卓著的历史散文

两汉400余年，论说散文风格各异，多姿多彩，成就斐然。与论说散文相比，两汉历史散文更加引人注目。《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历史散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两座巍巍高峰，令人有难以企及之感。

（一）《史记》的文学成就

被鲁迅先生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既是卓绝千古的史学名著，又是雄视百代的历史散文。它在史学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本卷第十章已有全面论述。这里就其文学成就进行分析，以展现《史记》在传记文学上的崇高地位。

《史记》在文学描写上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状写人物、铺叙场面、寓论于史以及高超的语言技巧几个方面。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人物是其著作的中心，因而其在描写人物方面的成就也最突出。《史记》之前，《左传》《战国策》等史书都在人物描写方面取得了成就，但由于受著作体裁及作者识力的限制，都没有达到崇高的地位。唯有《史记》，以如椽巨笔向我们展示了上自黄帝、下迄武帝时期三千余年间各阶层、各类型众多人物的活动场景，并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笔力雄健，奇气迭出，令人目不暇接。

《史记》在描绘人物时有很多可贵的技巧，首先，司马迁善于选择提炼那些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材料，写到传记中去，而不是平铺直叙、巨细无遗地写其一生。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关蔺相如的事迹，司马迁重点描写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廉蔺**三件事。表现出蔺相如为维护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怨的崇高品质，其他则略去不写。写商鞅，也主要写他的变法主张和活动，并以此反映秦国变法活动中的曲折和新旧势力矛盾的复杂。以活生生的人物带动活泼泼的事件，从而体现了人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次，司马迁善于在矛盾冲突激烈、场面紧张的情景中塑造人物性格。如《刺客列传》，写荆轲向秦王献地图并伺机刺杀秦王的情形，在高度紧张的秦王殿上，与荆轲同行的秦舞阳“色变振恐”。而荆轲却异常镇定，“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慴。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这正与前面荆轲于易水边上发出“英雄一去不复返”的凛然正气相呼应，写出了荆轲义无反顾、大义凛然的个性特征。再如《项羽本纪》写巨鹿之战，通过破釜沉舟，“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等烘托出项羽的英雄胆略。《史记》中这样的描写相当多。最后，司马迁善于从一些细节出发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如《项羽本纪》开头写项羽少时学书、学剑、学兵法和看到秦始皇出巡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么几个细节，将项羽这位豪放不羁、才力过人、胸怀大志的贵族后裔的形象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又如《李斯列传》开头写李斯年轻时做郡小吏，见到厕中鼠食不洁之物，又受人犬惊吓，而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受惊恐，因以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描写，就将李斯对权势地位的艳羡揭露无遗，暴露出其灵魂的卑污。在《史记》中，这类细节和趣闻俯拾即是，对表现人物性格，增强作品的文学色彩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司马迁描写人物细节，并不仅仅是为了刻画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而是要通过人物细节的描写，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如《万石张叔列传》几次写到石建、石庆的恭谨的细节，其实并不只是在写他们两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些去揭露当时官场中一种恭谨自保、讲究做官的政治风气。如此小心谨慎，从不敢在朝廷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又不关心国计民生的人物，却受到皇帝的礼遇，长期位居高官。可见，文章写这些恭谨的细节，实际上是写当时官场的陈腐风气。

除刻画历史人物取得极高成就外，司马迁还善于铺陈历史场面，往往用浓笔重彩进行描绘，气氛热烈充实。如《项羽本纪》中写鸿门宴这个场面，于井然有序中写出气氛的紧张，写出了众人不同的态度、举止和心理活动，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项羽本纪》中写项羽垓下被围的情景：

项王军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是一个多么悲凉的场面！豪气盖世的项羽落到这步田地：大军被围，四面楚歌，英雄无奈，仰天长叹。读书至此，莫不让人感慨欷歔！类似于这样的场面描写，在《史记》中屡见不鲜，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在章华台上持璧睨柱，呵叱秦王；《李将军列传》写李广被围；《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灌夫骂座和东朝廷辩等等，写得或惊险、或悲壮、或头绪纷繁、或波澜壮阔，气氛热烈、紧张。可以说，这些场面描写比先秦散文有了长足进步。

《史记》在叙事议论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书中多有深邃的哲理和精彩的议论。这些议论和整部著作的记述融为一体，寓论于史，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议论中，司马迁从来不做喋喋不休的说教，而是兼收先秦诸子散文的优长，其发论方式不一而足：有的是在篇前的序中或在篇末的论中，寥寥数语，开人思路，画龙点睛；有的夹叙夹议，融为一体，一气呵成，论据并茂，令人信服；更多的则是寓论于史，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方法巧妙，言简意深。有的学者说《史记》重人物描写轻议论说理，是不够全面的。

《史记》有表，表前的序，提纲挈领论述史事，要言不繁而又切中要害。如《秦楚之际月表序》，用简洁的文字概括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趋势，言简意赅，耐人深思。写在各篇后的论赞，更体现出司马迁的个性。如《李将军列传》后面的论：“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绘出李广的朴实形象，并给予了令人亲切而又很高的评价。至于夹叙夹议和寓论于史，《史记》中就更多了。前者可以《货殖列传》为典型，融史实和议论为一体，读之娓娓不倦。后者如《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写叔孙通，通篇无一语呵贬，而是借当时人物语言来刻画叔孙通的嘴脸。通过四次论断，使人认识到叔孙通是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对于司马迁寓论于史的写作手法，白寿彝先生的评价是极为精当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本事是很高明的。他结合具体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在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映又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写，落墨不多，生动深刻，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并有余味。”[23]

司马迁具有极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史记》在语言上的成就历来被人推崇。从总体上看，《史记》的语言朴拙浑厚、疏宕简洁、潇洒自如，不着意雕饰。但同时又表现出风格多样的一面。它往往会随着各篇内容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使语言与表达的内容达到高度的和谐一致。如记战争、绘英雄的篇章，语言也雄武激越，《项羽本纪》《卫将军骠骑列传》皆是。记法家人物、酷吏的篇章，语言冷峻峭刻，《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商君列传》《酷吏列传》皆是。歌颂作者景仰爱戴的人物的篇章，语言充满**，感慨万端，如《屈原贾生列传》《鲁仲连列传》。状写善于用兵的名将，语言轻捷灵动，能放能收，如《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写以谋略见长的人物，语言诙诡绮丽，变幻莫测，如《高祖本纪》《留侯世家》。写无耻儒生，语言极尽嘲讽，如《叔孙通列传》。写《滑稽列传》，语言则充满幽默诙谐。如此多样的风格汇于一书之中，又能融洽一起，把各种类型的事件、人物都描绘得惟妙惟肖，非有高超识力者不能为之。

《史记》的语言尽管变化多端，但它基本上又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创造而成的，故而司马迁很善于运用口语和个性化语言赋予历史人物以特点。如《陈涉世家》写陈涉旧友进入陈涉宫殿时惊呼：“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描绘一般贫民少见多怪的情形。又如《张丞相列传》写刘邦向周昌征询废太子立赵王之事，周昌盛怒，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因盛怒而导致“期期”的口吃之声极传神地写了出来，人们几乎都可以想象出周昌红头涨脸的模样。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说，《史记》以逼真的口语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典型性，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另外，《史记》还大量地吸收了民间的歌谣、谚语、俗语来叙事或评论，丰富了自身的语言表现。如《淮南衡山列传》中的“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货殖列传》中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白起王翦列传》中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佞幸列传》中的“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等等，都用得恰到好处，生动活泼，极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史记》中的语言后来有许多成了成语，如指鹿为马、毛遂自荐、完璧归赵、后来居上、负荆请罪、背水一战、兔死狗烹等，为丰富汉语语汇作出了贡献。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由于《史记》人物传记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后世的《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等小说和《鸿门宴》等戏曲，都取材于它。后世的一些传奇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写作，从唐传奇到清代的《聊斋志异》，也都曾从《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史记》在语言上务求平易简洁，不求艰深，因之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和散文家，在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和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往往标举《史记》。

（二）典雅优美的《汉书》

《汉书》还善于刻画人物。西汉一代的各阶层人物，在班固生花妙笔之下，异态纷呈，个性鲜明。和司马迁一样，班固不仅善于状写人物事业大节，还特别善于在细节上刻画人物，以见其人格和心灵。如《王莽传》记王莽未得位时侍王凤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为夫人，皆惊”等事，刻画了他的虚伪、矫饰。《陈万年传》中记陈万年教子，其子陈咸瞌睡不止，万年大怒，问其故，陈咸说：“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一个“谄”字，将陈万年为人的谄媚奉迎、卑鄙无耻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班固还通过刻画人物来表现当时的人情世态、官场丑恶。如《朱买臣传》写朱买臣拜官前后众人对他的态度，朱买臣未出示印绶之前，“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对他不理不睬，及至看到印绶，个个战战兢兢，互相推推挤挤，在院里排好队，等着拜谒买臣。班固巧妙地着意描写官吏们当场由极其傲慢到大惊失色的明显变化，刻画他们惯于欺下媚上的卑琐心理，借此反映了整个官场的庸俗、虚伪习气，不用一句评论，极尽讽刺意味。班固还在书中塑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如《杨胡朱梅云传》中记朱云直谏之事：

在这里，班固一反典雅淳厚的写作风格，写得惊天动地，鬼泣神惊，将朱云激切直谏、忠贞报国的刚直性格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一读难忘。另外，班固在《苏武传》中还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刚正报国、坚贞不屈的民族英雄形象。该传写得沉郁顿挫，慷慨生色。

《汉书》在文学表现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录了大量优秀文章。纵观历代纪传体史书，《汉书》所收文章数量之多，堪称第一。西汉一代有价值的文章，《汉书》几乎搜罗殆尽。更为重要的是，班固能将这些文章熔冶剪裁，使之与《汉书》文字有机汇合，为《汉书》增添了文采，“使其叙事简明而翔实，立论义赅而理丰，传人准确而生动”[26]。

总之，和《史记》一样，《汉书》在文字表述上也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诚如南朝史学家范晔所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27]《汉书》在后代也一直受到人们推崇，被当作古文写作的典范。

除《史记》、《汉书》外，汉代还有一些颇有成就的史传散文。如刘向的《列女传》，写得简练传神；赵晔的《吴越春秋》，描写细致入微，情节生动离奇；袁康的《越绝书》，写得博丽奥衍，纵横排宕，颇有浪漫气息。这些作品在写法上更近于小说，表现了历史散文向小说过渡的趋势，开了魏晋小说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