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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代的官学与私学（第2页）

汉明帝时，对地方教育愈加重视，郡国学校愈来愈多。他曾亲率群臣至辟雍，初行大射礼，令郡、县、道行乡饮酒礼，祀周公、孔子于学校。这是汉代学校祭孔之始。明帝提倡学校祭孔，一直影响到清末，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尊孔子为万世师表。

汉代地方官学师资的学术水平一般不高，且兴衰无常，与中央官学没有衔接措施。其教学内容，文献上也无明确记载，其课程设置也不像太学那样以五经为主，而大抵随着兴办者的爱好有所侧重，如文翁在巴蜀兴学，既重经学，又教法令。寇恂在汝南，重视《左氏春秋》，任延、卫飒、韩延寿等人则重视儒家礼仪。尽管如此，地方官学在重视推广教化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它们除传授儒家经典外，还宣传、推行儒家礼仪，引导民众崇德、循礼、进学。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各地设立学校，其目的多为改变僻陋旧习，如文翁兴学，是为了改变“蜀地僻陋有蛮夷风”的状况，李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等等。其二，地方官学成了人们演礼、习礼的重要场所。皇帝视学，也往往兴礼作乐。地方官员更是令文学、校官、诸生演习礼容，借以引导地方的礼仪教化。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郡国学校办学的主要目的是推行道德教化，注重修身，借地方官学的礼教典范来推动社会风尚的转变，培养学术人才尚在其次。

二、私学的发展

春秋时期，中国有私人讲学，战国时私人讲学风行一时，秦统一六国后，虽然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了禁私学、焚诗书等极端措施，但私人授经并未彻底禁绝，一批儒生隐匿民间，私下传经，尤其是齐鲁一带，私人讲学传统一直流风不泯。及至汉代，宽松的政治氛围使私学又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当时中央太学及地方官学招纳生员有限，加上官学中缺乏蒙学这一类机构，所以大多数求学的青少年，不得不就读于私学。再加上古文经不能立于学官，一些古文经学者，只有从事私人讲学，以与官学相抗衡。凡此种种，都使得私学在学校数量及入学人数上，大大超过官学。

从汉代私学的教育程度看，有相当于小学阶段的蒙学，称“学馆”、“书馆”等；有相当于中学阶段的《孝经》、《论语》等一般经书的学习；有相当于太学的专经教育，由经师大儒自立“精舍”“精庐”等，开门授徒，讲授一经或数经。近人王国维曾说：“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28]所言是有道理的。另外，还有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学术世家等各种私人教育形式。

汉代民间幼童八九岁入学，学校称“书馆”，教师称“书师”，主要是学习识字、习字。汉代“书馆”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书师坐馆施教，附近儿童就近入学，人数由数十人至上百人甚或数百人不等；一种是富贵之家聘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学童于家中受教，也叫“家馆”。

汉代小学所用的字书，主要有《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秦始皇时，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其文字多取周之《史籀》，用秦篆写成，作为学习的课本。汉初闾里塾师将以上三篇合编在一起，断60字为一章，凡55篇，仍称《仓颉篇》。此后又经扬雄、班固改造，逐渐完备，基本上包括了当时六经及各种典籍上所出现的字。该书大抵四字为句，两句一韵，便于诵读，故作为字书，以教蒙童。《凡将篇》为司马相如所作，以三字或七字为一句，宋代已佚。汉元帝时，史游仿《凡将篇》作《急就篇》，成为流传至今的一部汉代字书。该书以七言韵句为主，间以三言、四言句，按文字含义的类别组句，包括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种种应用字。下面引录一段，可见一斑。

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居世，高辟兵。

这是讲姓氏的，押韵合辙，朗朗上口，切合实用，便于记忆。该书汉魏时代比较盛行，不仅闾里书师用以教学童，就是边疆戍卒也用于学习文化。后来我国编写的蒙学课本，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便是以这些字书为先导的。

学童除识字、习字外，还兼习算术，《九章算术》通常被书师用来教育蒙童。

学童在学完字书、算术后，其学业优异者，可试为吏。汉初萧何制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29]终汉之世，大致相同。

学童在学完字书与算术后，就进入学习一般经书的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学习《孝经》《论语》，有的还学《尚书》或《诗经》等。初读一般经书，是学童由识字、习字到专研经书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教学要求是对经书“粗知文意”“略通大义”，主要方式则是诵读。从《汉书》《后汉书》的大量记载看，两汉时期，无论是一般学童，还是至尊如皇太子，都曾经历过由习字书到诵读一般经书的学习过程，说明初读《孝经》《论语》这样的一般经书，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汉代私学这种由集中识字到诵读一般经书，然后进入专经研习的基本教育体系的形成，为后来完善教育体系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教育制度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诵读一般经书，一方面巩固了前期识字、习字的成果，而更主要的则是通过对《孝经》《论语》等的学习，陶冶学生品德，突出孝悌思想，讲求修身之本，这和两汉尊崇儒术的政治节律是合拍的。

学童在读完《孝经》《论语》后，即开始分化，一部分可入仕为吏，或在社会上谋求职业，另一部分则可入太学深造，或投私家经师，攻一经或数经。

汉儒聚徒讲经，上承春秋战国私人讲学之风，秦始皇虽然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但“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30]，民间学术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汉代统治政策相对宽松，私家授徒之风大盛，名师大儒凡得不到从政或任博士机会的，即从事私人讲学，也有很多名儒一面做官一面收录弟子，罢官归家仍讲学授经，西汉大儒如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薛广、韦贤等，都招收生徒，进行教授。

两汉相较，东汉私人讲经之风更盛，具体体现在“精舍”多、生徒多、讲经的名家多。“精舍”是东汉专经阶段私人教学中出现的较稳定的组织形式，是治学、讲学的基地，又称“精庐”，多建在名师家乡或山水胜地，均带有隐居性质。精舍常筹集大量资财，以供学生食宿，故而精舍中学生云集，生徒众多。《后汉书》中大量记载了精舍的情况，如包咸“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31]；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32]；檀敷“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33]；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34]；李恂“少习《韩诗》，教授诸生数百人”[35]。名儒开门授徒，读书人千里寻师，云集门下，从《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可以看出，名儒门下弟子成百数千者屡见不鲜，甚至有著录弟子万人以上者，如张兴，著录弟子万人，牟长著录弟子前后亦万人，蔡玄门下弟子竟多达16000人。

当时私学中学生人数如此之众，讲经名家也多不胜数，如“解经不穷戴侍中（凭）”[36]，“说经铿铿杨子行（政）”[37]，“五经复兴鲁叔陵（丕）”[38]，等等，更有一代名儒马融、郑玄等。

对于汉代私学昌盛的情况，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论》中有一段描述：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以至“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私人讲学之盛，于此可窥一斑。

由于在两汉时代，官学所授经学，今文经居绝对优势，故而在专经研习的私学中，虽仍传授今文经，但不被列入官方正宗学说的古文经学，更受人重视，实际成了私学经学传授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东汉时著名经师马融、郑玄，都以古文经著称，并兼通今文，随其学习的生徒成百上千，影响极大。

除经学外，黄老、道、法、刑名之学，也有私学专门授受，如严君平一面卜筮于成都，一面传授《老子》，著书十余万言，在学术上颇有地位。东汉杨厚，少学父业，修黄老，授生徒，达3000余人。文景之世，晁错、韩安国均以学刑名闻世，黄霸、路温舒、赵禹、张汤，皆少学法令。东汉郭躬父子精通法律，门徒常达数百人，钟皓善刑律，门徒达千余人。西汉的卓茂、东汉的廖扶，精通天文、历算，以此教授生徒，等等。由此可见，汉代私学教育的内容要比官学丰富得多。此外，医学以及各种方技，如灾异、图谶、风角、占卜、推步、相术、武技等，也多有私家传授。虽然这当中不乏荒诞、迷信的内容，但也包含有不少科技知识。可以说，古代的科技知识是依靠这种私家传授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的。

私学的教学方法大致与太学相似，以讲说经书为主。另外，由于私学中弟子众多，老师便往往利用高业弟子，转相授受。如马融有门徒400余人，而他直接授业的只有50余人，然后再让这50余高业弟子转授其余门徒，郑玄在其门下3年，都未能见其一面。在山东诸城所发现的画像石上，有一讲学图，生动再现了汉代讲学的场面。图的正面有一方形高堂，三面回廊，上坐一老者，高冠加额，长衣广袖，正挥手讲学，对面一人双手捧牍，凝神倾听，堂前还有13人捧牍环坐，认真听讲。[39]

除上述私学的主要形式外，汉代私人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学术世家等特殊形式。汉代私学中虽然已有了相当于小学的“学馆”，官学也有类似的教育，但毕竟不够完善，所以仍有不少儿童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内完成的，如王充6岁时，其父即教他习字，张霸7岁时已在家内读完《论语》等等。女子教育则是在独尊儒术、儒家教育广泛开展后出现的。刘向撰《列女传》，分门别类讲述古代贤德女子的事迹，目的是为女子树立效法的典范。东汉女学者班昭（又称曹大家）作《女诫》一书，论述了女子修身以及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并用以教授皇后及诸贵人。《女诫》一直是女子教育的经典教材之一，明朝时还特将其编入《女四书》中。在经学昌盛的情况下，汉代女子学习儒经者不乏其人，明帝马皇后、和帝邓皇后、顺帝梁皇后在出嫁前均有学习儒经的经历。可见，在上层社会的家庭中，女子涉猎儒经并非罕见。在汉代私人教育中，学术家传极受重视，父子相继、祖孙相承的学术世家实在不少，如翟酺四世传《诗》，欧阳氏八世为《尚书》博士，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的史学，蔡邕、蔡文姬父女的文学，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学，郭弘、郭躬父子的法律学，楼护家世医学，任文公家世气象、灾异等，都闻名于世。学术家传对于形成特定的学术风格很有好处，但也带有—定的保守性。

和官学相比，汉代私学有很多特点。私学由学者自办于民间，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私学的教学内容比较多样化，学术色彩也比较浓厚，师生多抱着潜心治学的态度，特别是在汉代政治动乱之时，各军阀混战不已，官学时兴时废，唯有私学师生，隐居山谷“精舍”中，潜心治学。私学的教学也比较有生气，学生可以自由择师，班固、郑玄等人甚至“学无常师”，博取诸家之长。教师也可以自由讲学。因此，许多私学出身的学者，其水平往往超过了官学博士。如戴凭曾公开声称“博士经说皆不如臣”。光武帝让诸儒及群臣中能说经者与之辩论，竟无人能驳倒他。在《后汉书》所记载的百余种各类经学著述中，90％以上均为非博士的私家经师所纂，由此可见私家传经在汉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汉代私学教育作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在汉代教育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承担着繁重的教育任务，其生徒数倍于官学生徒。汉代官学系统中启蒙教育匮乏，而私学则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蒙童教育。私学教育还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发展。官学讲经，以今文为限，而古文经，甚至黄老、道、法、刑名等学，均靠私学教育得以传播和发展。相对而言，官学笃守家法、师法之风甚盛，而私学却缓和得多，许多私学经师都是兼通今古文的，他们广采众说，遍注各经，自出新意，著书立说，绝非那些只专一经、墨守章句者可比。这种风气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汉代私学还特别重视气节的培养，不少人不畏强权，不慕禄位，誓死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敢于批判社会现实，这种优良传统在后世书院教育中得到进一步发扬。

同时，也应看到，私学教育在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导方向上和官学教育并无原则区别，二者并非对立物。汉代私学教育存在不少缺陷，如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等，笼统地认为私学教育优于官学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