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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选举制度（第1页）

第三节　选举制度

选举才德之士进入统治阶层，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手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给予了极大关注。春秋以前，官吏的任用是和分封制、宗法制紧密相连的“世卿世禄”制，“士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选举使乡主之”[40]，士大夫以上是世官，不由选举，选举只限于士以下。具体情况虽已不详，但大略如此。春秋以降，礼贤下士之风甚盛，选拔人才的形式也开始多样化。秦汉时期，选举制度开始逐步发展和完备起来，这不但对后世选举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教育。

一、秦朝选举制度

秦朝是一个短命皇朝，由于资料缺乏，有关这个皇朝的不少制度，都难得其详。对于秦的选举制度，我们通过深入发掘研究，仍能窥其崖略。

综合现有资料，秦朝选举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任举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力政，世官制逐步衰落，各国纷纷用新的方法选官，以期通过贤能之士的帮助成就功业。秦国也不例外，自穆公时就实行荐举之法。据《左传》记载：“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懈）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41]，清楚地反映出荐举选士的情况。商鞅变法以后，荐举制发展为“任举”制，一直实行到秦亡，“任举”，实际上就是保举，这是一种自下而上举荐贤才的方法。从文献记载看，秦朝的“任举”已较普遍和完备，如“昭王十三年，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42]。再如“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43]。又如“李斯至秦，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44]。大臣保举，可以发现更多的人才进入统治阶层，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会出现荐举不实的情况，对此，秦代法律有规定，凡被保举者不能胜任或犯罪，保举者要连坐，反之，保举者犯罪，被保举者也要受株连，只有被保举者迁官之后，才不再追究保举者的责任。如《史记·范雎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云梦秦简》也有这方面的材料：“任人为丞，丞已免，后为令，令初任者有罪，令当免不当？不当免。”[45]也就是说，保举他人为丞，丞已免职，事后本人为令，如原来保举过的那个人有罪，令应否免职？不应免职。这样的法律规定，可以使保举者在荐举人才时更加慎重，有效杜绝徇私舞弊等情况，但同时也束缚了保举者的手脚，把很多人才拒斥在统治圈之外。

（二）征召

“征召”是由上而下求贤的办法，这种办法见于史实的，全在秦统一后，足见这种办法在秦统一后最为盛行。如“叔孙通，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46]。“（萧）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因请，得毋行。”[47]“周贞实，零陵人也，居淡山石室中。始皇下诏征之，三征，皆不就。”[48]“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49]“秦末，沈逞征为丞相，不就。”[50]可见，秦在征召方面已有征召为丞相、征召为博士、征一般处士等多种形式。

（三）考试

秦之取吏，除以上办法外，还有考试之法，这主要是针对17岁以上学僮的。许慎《说文·叙》引汉《尉律》云：“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关于“始试”，段玉裁注：“谓始应考试也。”反映了秦以考试取官的情况，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也可找到这方面的佐证，如“今（指秦始皇）……三年……八月，喜揄史”[51]，据解释，“揄史”当为进用为史之意，该年喜19岁，被进用为史，与《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的规定完全吻合。由于从学僮里选拔的主要是从事文书职务的员吏，所以其考试主要是“讽”和“写”。《说文》将“讽”与“诵”互释，故“讽”即“诵”。《战国策·秦策五》记异人见秦王后，“王使子诵，子曰：‘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足见“讽”乃秦时进行人事考察之常法。“写”就是试写各种字体，一般需会八体之书才有可能为吏。经过以上考试，成绩优异者即可为官。

（四）军功和辟田

秦在商鞅变法后，即实行奖励耕战的政策，这一政策影响选举制度，就是重视军功和辟田，以此作为入仕之途。从文献记载看，秦因军功而受爵者很多，确实体现了《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说“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的基本精神。秦代官爵合一，爵大于官，受爵即为受官。秦因辟田而被推举的记载不多，但纳粟拜爵的现象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

（五）通法

秦以法治国，凡事皆断于法，因此通晓法令者便极受重用，成为选举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项。据《史记·蒙恬列传》，赵高就是因为“通于狱法”，被秦王举为中车府令的。秦这种在选举中重法的思想，到秦始皇时则直接演变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几乎垄断了整个选举制度。

（六）世官

秦是较早打破“世卿世禄”制而量功选举的国家，但是，新的选举制度的产生并没有使原来的世官制得以彻底根除。有秦一代，一直存在世官制。这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其一，“葆子”的存在。“葆子”是云梦秦简中的一个词，据释为“任子”，与汉代的任子制原则相同。其二，有些特殊官职，如史官、太卜官等始终是世袭的。其三，有不少人因家世而得官，如“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52]，王翦之子王贲、孙子王离，亦“因家世”而世代为官[53]，等等。

另外，秦在选举方面还有一些限制条件，如家产、操行、年龄等。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54]。韩信因家贫、操行不佳而得不到推举。《睡虎地秦墓竹简》则规定“除佐必当壮以上”[55]，不到壮年者不能荐举。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秦在选举制度上虽还比较原始，但它已经具有了两汉选举的各种雏形，并对两汉选举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两汉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利弊得失

两汉选举制度较之秦朝更为完备和严密，其主要内容有察举、征辟、考试、任子、纳赀等。

（一）察举

汉高祖刘邦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建立汉朝不久，就把选拔人才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于公元前196年下求贤诏，希望诸侯王、大臣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虽然这种做法仍旧带有战国时期“亲士”的色彩，但就令郡国荐举人才这一点而论，实际上是开了西汉察举制的先河。

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察举之产生，是从汉文帝开始的。文帝曾两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推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亲自策问，评定高下，区别授官。这些步骤正体现了察举制的最基本特征，而且还包含着后来科举取士的雏形。

但是，察举制度完全确立，并成为两汉选举制度的主体，还是汉武帝时的事情。首先，这时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明确罢去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不仅树立了儒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而且也开创了主要以儒术取士的察举制度。其次，察举的范围扩大，科目增加。除“贤良”外，又增加了“孝廉”、“秀才”等新科目。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时产生了岁举性的科目，即“岁举孝廉”。这样，察举就以选官常制的姿态登上了汉代选举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