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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小说的繁荣(第2页)

《西游记》共100回,前7回写孙悟空的英雄传奇,后88回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经历。其中孙悟空“大闹天宫”是该书最精彩的部分,塑造了孙悟空的光辉形象。《西游记》所描写的神魔世界,固然是艺术家的想象和虚构,带有很大的神奇性,但它实际上是明代社会现实和某些自然现象的艺术概括,它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吴承恩生活在弘治至万历初年,明朝统治的腐朽黑暗,使他对统治者感到不满,他希望改变现状,于是怀着一种神秘好奇的心情探求新的理想。因此,在对待现实中的昏君和宗教的态度上,对取经所经过的列国无道昏君和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道徒的罪恶,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小说也体现着苦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西游记》问世后,引起人们对神魔题材的广泛兴趣,许多作家竞相创作。除了像《后西游记》、《续西游记》这样的续书以外,还有与《西游记》有直接或间接渊源关系的神魔小说,如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杨致和的《西游记传》、吴元泰的《东游记》、余象斗的《南游记》、《北游记》以及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董说的《西游补》等。然而像《西游记》这样典型的神魔小说,虽然个别人物如玄奘,有一定的史实作依据,但全书故事情节乃至主要的神魔形象孙悟空,都是虚构的,《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则更为虚幻。到《封神演义》和《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则是把历史神话化,具有某些历史事实的影子,又借助神话的艺术构思和想象表现出来,虽然写了众多的神魔和幻想的境界,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金瓶梅》和世情小说 《金瓶梅》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并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但与前三部长篇小说不同,《金瓶梅》在叙事方式上脱离了“说话”的表现模式,在题材上也突破讲史和神魔的内容,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借以描摹现实社会的世态人情,故称之“世情书”。其实在宋元以前唐人传奇中,就有描写世俗人情的小说,但主要是适应文人雅士的审美心理。宋元以后,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世情小说更趋向世俗化,与市民的生活情趣、审美心理相适应。世俗人情、价值观念、人际关系都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世情小说也更加兴盛。

明小说刻本《金瓶梅》

《金瓶梅》共100回,从《水浒传》引申出来,主要描写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家庭的矛盾冲突构成小说主要情节的基础。西门庆有一妻五妾,他是家庭的中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仅可以任意虐待侮辱家仆和他们的妻女,而且对于妻妾也可以滥施刑罚,随意处置。这一妻五妾生活在一个屋顶下,但却各自盘算着自己的利益,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愿望意志行动,每个人的意志和行动又同时受到不止一个方面的阻挠和牵制,这样多方相互交错的力量导致了家庭的崩溃。小说通过描写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深刻地展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风俗人情。

《金瓶梅》是一部写实的书。故事发生在北宋,但实际上写的是明代社会。明代中期,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遇到严重危机,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的壮大,商业不再被视为贱业,与商人血肉相连的金钱在社会生活中乃至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小说的主角西门庆,原是个中药铺老板,但他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几年以后,做到山东理刑正千户,成为一个兼富商、官僚为一身的人物。他的发家是靠勾结官僚衙门和依仗手中的权力,而他的飞黄腾达又在于钱的神通。金钱转化为权势,反过来权势则转化为更多的金钱,西门庆转手几次便成了权势和金钱的特大富翁。西门庆在地方上俨然一霸,贪鄙好色,为所欲为,甚至皇亲国戚都跌落到向他低头的地步。作者感于社会的黑暗,认为原因在于人的贪欲。西门庆可以说是贪欲的化身,“酒色财气”一应俱全,欲望不但不受理性的节制,反而处处支使他,直至把他变成自己的奴隶,促使他的堕落和沦丧。作者面对这样江河日下的世风,愤懑之中透出一股酸楚、悲哀以及无可奈何之气,因而《金瓶梅》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但作者对市民小民、日常家庭生活、世俗人情世态的描写,犹如一幅极为生动的风俗画,写得细致真实,各色人物个性鲜明,就像现实生活中人的本来面貌那样,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不过,书中存在大量展示丑恶**的情节,尤其是对性行为肆无忌惮的描写,严重地损害了这部小说艺术上应有的美质,从而也大大削弱了它的社会教育作用。

《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并逐渐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在艺术结构上,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同,《金瓶梅》叙述一个整一性的故事:西门庆发迹、纵欲和暴死以及死后他家庭的报应,在小说情节矛盾冲突的处理上,纵横扩充,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而描绘出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家庭关系。《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对世情小说的创作有很大影响。明末世情小说盛行,它的续书如《玉娇梨》、《续金瓶梅》、《隔帘花影》、《金屋梦》以及明末清初出现的所谓“才子佳人小说”,都是世情小说,而集其大成者,则是清代乾隆年间问世的《红楼梦》。

三、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

明代短篇白话小说指的是话本和拟话本,它与“说话”技艺有着血缘关系。宋代是说话艺术的繁荣时期,话本数量很多,到明代说话艺术仍广泛流行,并继承发展了宋元话本的传统,普遍采用了讲唱文学的形式,边讲边唱,以散文为主,夹杂了较多的诗词散文,形式生动活泼。明代中叶,随着说话技艺的渐趋衰落,话本已明显地脱离了说话艺人的口头创作而书面化,由文人对话本的编辑加工,进而摹拟话本进行创作的拟话本大量出现。这与一般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需求、文学艺术的商品化,都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少文人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和倡导,文人搜集话本和拟作话本蔚然成风,出现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与专集,对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

最早的话本总集《清平山堂话本》,是嘉靖年间洪楩辑印的,共收宋元话本60篇。天启年间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部短篇白话小说集,每部40篇,共120篇,大都经过他的加工。其中有宋元旧篇,也有明代新作和他的拟作,现在虽已难以一一分辨清楚,但小说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和明中后期广泛的社会生活。冯梦龙受李贽思想的影响,自觉向市民文化靠拢,倡导文学艺术的大众化、通俗化,把视野扩大到社会各阶层,以市井小民的生活为主体,描写家常日用、俗人俗事,从中发现丰富饱满的性灵人情。因此,“三言”展示的大千世界与传统诗文表现高雅的精神世界,体现儒家的理性有所不同,它体现的是市井小民的价值观念,把市井小民作为有性格、有良知、有喜怒哀乐的人去表现,写了大量传统诗文不曾暴露的酒色财气、男女情事、社会的时尚风气。

在“三言”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文人拟话本小说专集。如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陆人龙的《型世言》、周清源的《西湖二集》、天然痴叟的《石点头》、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还有原名《幻影》后来改称《三刻拍案惊奇》者等。在辑集话本和拟作话本之风影响下,明末清初陆续出现了很多的小说选集,其中以抱翁老人所编的《今古奇观》最好,影响也最大。《今古奇观》选自“三言”、“二拍”共40篇。在“三言”、“二拍”未被发现之前,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就借此选集得以流行,它流布甚广,早在18世纪就流传到欧洲。由之可见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状况,也可见说话艺术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到明代短篇白话小说艺术已经很成熟。明代的短篇小说,比之宋元话本,题材有所拓宽,篇幅大大加长,主题思想比较集中,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刻画人物更细致入微,尤其在人情世态的描绘上更加丰富,文笔也更为流畅生动,可读性大大增强了。

明代短篇白话小说以“三言”、“二拍”、“一型”为代表,全面展示了晚明社会风貌。三部短篇白话小说集各有侧重,相得益彰,“三言”主要写世情,“二拍”主要写社会问题,《型世言》主要写时事,具有强烈的晚明时代色彩。从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看,描写爱情婚姻生活的作品数量多,思想性较强,艺术成就也高。有情有色反映在小说中,这是晚明文学一个崭新的主题。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卖油郎独占花魁》的莘瑶琴,都是红透一方的名妓,以其美貌而名,前者委身一个宦家子弟,后者嫁与一个小市民商贾,两人的结局虽不大一样,可她们对“情”的追求却是一样的。她们对“情”作出了自觉的选择,并把自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这段“情”,情在人在,情灭人亡,体现了重视情感的真挚平等、重视现实生活幸福等进步观念。情和欲的关系在小说里也有了新的思考,人们更重视人的个性品质,坦然追求自我欲望,充分体现出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想。如《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错调情贾母詈女,误告状孙郎得妻》、《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及《宋小官团圆破毡笠》皆是写女子有主见,不顾父母之命与死抗争的内容,反映了女子要求个性解放、人身自由的愿望。《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酒下酒赵尼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反映了节烈观的没落,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观念。当然,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和商品经济的条件下,随着纵欲思潮的泛滥,在作品中也不乏低级庸俗趣味**内容的描写。这些描写有的反映了当时婚姻制度的不人道,如《小夫人金钱赠少年》、《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等,有的表现了**不可抑制的力量,如《月明和尚度柳翠》等。享乐和情欲都是出自人的自然感情,但在新的道德规范确立之前,人的自然情欲非理性的一面,却很快会肆虐泛滥,冲击着社会秩序。

小说中反映商品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变化的内容,也是市民文艺的一个鲜明主题。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对金钱的欲望顷刻之间成了社会的强心剂,拜金主义思潮腾空而起,人们在迅速膨胀的欲望中开始盲目探索,并从商业角度竖起新的道德标准,都以经商为尚。《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都是反映商人企求暴富、企求意外之财的心理。然而商人在追逐利润,提出致富理想的同时,人们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并树立了“义”的道德标准,强调人生以信义为重。《施润泽滩阙遇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施润泽在路上偶然拾到六两多银子,送还失主,后在失主朱恩的帮助下,产业兴旺,终于致富。此外,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刘小官雌雄兄弟》都是写轻利重义、济困扶危的信义美德,终于得到善报和美满的归宿。而对于背信弃义、见利忘义之徒,则为社会舆论所不齿,如《桂员外途穷忏悔》对桂生的寡恩薄德予以道德上的批判。这实际上反映了晚明的人情世态和道德导向,反映了商人的道德理想。

反映统治者生活的题材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三言”中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木棉庵郑虎臣报冤》、《滕大尹鬼断家私》等,“二拍”中的《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等,这些作品或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或揭露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对某些人趋炎附势,道德沦丧,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描写,正反映了晚明社会的精神面貌。这种描写在《型世言》中有集中的体现。《型世言》40篇作品均写明朝发生的故事,其中有些是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作者对当朝时事政治的关切。作者痛感明朝政治腐败,民风衰颓,边患不绝,这种忧患意识不仅决定了小说题材的取向,也决定了小说偏重理性的特色。

此外,对于文人生活与科举制度的题材,小说也有涉及,这既有文人对科举制度弊端的不满,也有对科举及第的艳羡,表现了失意文人和市民对科举的矛盾心理。如《老门生三世报恩》、《钝秀才一朝交泰》、《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等。

明代短篇白话小说作为市民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固然有不少儒家说教、宗教迷信、色情描写等反映落后意识和庸俗情趣题材的作品,但却多侧面、形象地反映了宋元明时代社会生活的面貌,各阶层人物的家庭、爱情婚姻状况,以及他们的理想和愿望,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念的变化。这些题材与文言小说、戏曲互相资取,艺术上互相借鉴,促进了晚明市民文化的繁荣。

注释

[1]宋濂:《宋文宪公全集·蒋录事诗集后序》。

[2]参见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3]参考周育德:《汤显祖论稿》,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4]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禁约榷商官吏》。

[5]詹詹外史:《情史叙》。

[6]参见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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