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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小说的繁荣（第1页）

第三节　小说的繁荣

一、文言小说

传奇体文言小说，兴盛于唐代，宋元时代是话本小说的勃兴期，文言小说则逐渐衰颓。传奇小说从兴盛到衰颓，这是一个由雅变俗的过程，小说的题材逐渐从士大夫文化自我封闭的倾向中走出来，而转向以民间意识为内核，反映世俗民间的生活。宋元传奇多写宫闱艳情和儿女私情，呈现出纤秾浮艳媚俗的风格。然而，到明初洪武年间，瞿佑继承唐人传奇的传统，有意仿效唐人传奇的体制作《剪灯新话》，重新开拓神鬼世界，叙述鬼怪、烟粉、艳情之类的故事，并在故事中有所讽喻，有所抑扬，有所奖惩，来表达乱世黍离的悲怆。

《剪灯新话》共4卷20篇，附录1篇。故事的背景除《绿衣人传》等少数几篇以外，大都是在元末至正年间天下离乱之时，其思想内容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写男女情爱的作品共有8篇，其中《爱卿传》、《翠翠传》、《秋香亭记》3篇都是爱情悲剧，这三篇与同类题材的唐人传奇比较，有着显著的差别，与同时代的戏曲、话本相比，艺术趣味、审美观念也很不相同，而是反映元末乱世人民的苦难，写战争的破坏。爱卿被营军刘万户逼纳不从自缢而死；翠翠被张士诚部李将军掳去，翠翠与金生双双抑郁而死；商生和杨采采青梅竹马相恋多年，战乱一起双双分离，十年之后相遇，采采已为人妻，两人唯抱恨终生而已。而在别的作品里，瞿佑也运用寓言手法反映了元末社会的黑暗。如《永州野庙记》的妖蟒强迫路人设奠，等于勒索买路钱；《申阳洞记》的妖猴占山为王，掳掠民间美女；《令狐生冥梦录》借冥府官吏贪赃枉法影指现实的贿赂公行；《修文舍人传》利用冥府的清廉反衬世间政治的败坏，这些作品都借神鬼精怪来讥讽现实。

小说以文言为语言媒介，文中掺入大量诗词，这种文体在唐传奇中已有萌芽，到《剪灯新话》宣告确立。这部小说集虽然文笔不如唐人华美自然，精练生动，也没有唐人传奇那样丰富的想象和纷呈的色彩，以及唐传奇那样大度、奔放、潇洒飘逸的气象，但它描绘了元末乱世的灰暗阴惨的景象，抒发了一代士人的苦闷和悲哀。在艺术上虽非上乘之作，思想内容上有不少封建迷信、因果报应之类的说教，但也不能以“文笔殊冗弱”一两句话予以否定，其思想艺术性在社会上仍有较大的影响。从一定层面上而言，这是传奇小说雅俗变化过程中一次雅的复归。而且，这在明初文网严密、文坛上笼罩着恐怖气氛、显得冷清寂寥之际，突然出现传奇小说，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因而风靡一时，洪武十一年（1378年）成书后便传抄四方，效颦者蜂起，传奇体文言小说，颇有复苏之势。

受《剪灯新话》的影响，永乐年间李祯撰著《剪灯余话》。全书5卷21篇，前4卷每卷5篇，卷五仅1篇，从书名、篇数乃至题材性质，很明显是摹拟《剪灯新话》的。《剪灯余话》大都取材于元末明初事，洪武年间居多，以婚姻爱情为主，又多幽冥灵异之物，作者借此抒发胸臆，表达“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砺风俗”，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抨击了强权邪恶势力及传统礼教的罪恶。《剪灯余话》写得最动人的是爱情婚姻的悲剧。如《鸾鸾传》、《琼奴传》等。也有写人鬼恋爱的故事。《剪灯余话》虽在形式上摹拟《剪灯新话》，在精神上却相去甚远。李祯没有瞿佑那种抑郁愤懑之情，却有粉饰太平、垂世立教之意，思想内容也显得平庸而单薄，在形式上却更喜欢赘附诗词，因而受到社会上层文人的攻击，文言小说又出现一度的沉寂。

但文言小说并没有销声匿迹。这两部小说集虽是有意规模唐人传奇，但作品的题材、主题均有所开拓，并且反映了时代特色，塑造了不少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有一定的可读性。因而，从弘治到嘉靖、万历，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市民意识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逐渐加深，一部分士大夫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奇小说又成为时兴的文学样式，创作或搜集整理出版文言小说蔚然成风。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时代变革有一定的关联。嘉靖、万历时期朝政败坏，致使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渐趋削弱，统治松弛却为文学复兴创造了一个社会环境。

明代中后期传奇小说出现了一大批中篇和短篇的作品，以中篇为突出，影响也较大。短篇作品以万历年间邵景詹的《觅灯因话》为代表。这一时期，士人们感到明朝危机四伏，于世事不能有所作为，便用**和颓废寄托内心的空虚和苦闷，反映人情世态和社会道德的堕落。中篇传奇小说受这种风气的影响，题材多写艳情，这些作品格调不一，有的趣味只在色情上，格调比较低下，有的则风格朴实，不加渲染，反映现实社会的丑恶。《觅灯因话》共8篇，故事虽然涉及因果报应、传统礼教题材的较多，但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却各有特色，反映了商品经济下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至人际关系的显著变化，具有时代特点。如《桂迁梦感录》和《丁县丞传》等。《觅灯因话》在语言艺术上，具有朴素自然、不事雕饰的特点，它虽是传奇体文言小说，但文而不深，朴素而不失于粗俗，而且所含人生哲理丰富深刻。

明代小说文学的主流是白话小说，但在文学史上，并没有因此而使文言小说绝迹。恰恰相反，它在为短篇白话小说和戏曲提供丰富的题材和艺术经验的同时，也推动了自身的发展，为清代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文言小说高峰的出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我国文言小说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长篇章回小说的成熟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的长篇小说，其特点是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备，以说话人讲述的口气进行，重于叙事。宋元的讲史话本已具有章回小说的雏形，元末明初一批文人作家根据讲史话本加工改写的长篇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虽尚未正式创立小说的回目，但已初具章回小说的体制。晚明标为“李贽评吴观明刻本”的《三国演义》，改240回为120回。万历十七年（1589年）天都外臣序刻本《水浒传》已取消了卷数，直接标目为“回”，回目用双句对偶体。此外，《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词话》等，也都分回标目，但回目或用单句，或用双句标目而上下句对仗不工。到了明末清初，才较普遍采用工整的偶句，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这也标志着章回小说的成熟。从章回小说的演变来看，由说话艺人的讲说到文人作家的书面创作，这是由俗到雅的变化，并且使章回小说从讲唱技艺的附庸成为通用的小说体裁，成为既适合案头阅读，也可供场上讲说，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文学形式。

《三国演义》和历史小说　历史演义这一小说体裁，是由宋代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宋代的讲史家，专讲历史故事，取材于正史而有所虚构，取材于野史杂传，虚构的成分更多。而演义则是援引历史故事敷陈其义而加以引申，在明代有数十部之多，其中最杰出的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三国时代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历史小说，它的成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就以杂戏和说话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李商隐的《娇儿诗》就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之句。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广泛流传，并且已有“尊刘抑曹”的鲜明倾向。金元时代，三国故事还大量被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剧目达三十多种。现存最早的三国故事平话小说，是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3卷，其内容和结构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前后缺乏照应，文笔粗糙，内容带有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到元末明初，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以及前人创作的话本、戏曲，运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大量史料，并结合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该书虽然保留了许多虚构的故事，但在叙述中详尽地展示了汉末各种政治势力和集团之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斗争，较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纷乱的原因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处理历史人物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时，它基本上遵从史传的记载，描写了他们各方面的战略策略。从对作者所理想的圣君贤相、猛将谋士的讴歌中，表达了人民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和向往，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而进行坚毅顽强、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作者“尊刘抑曹”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也表达了他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反映了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元末社会的动乱生活，他所参与变革现实斗争的实际，都给予他深沉的反思。因而，《三国演义》所表达的主题除了故事表层之外，还蕴涵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文化旨趣，展现了元末明初的时代风貌和人民的心声。

《三国演义》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风格等方面有着显著的特色。这部小说写了四百多个人物，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异彩纷呈，体现出优美和壮美的和谐统一，给读者以高度的美感享受。它描写战争也有显著特色，除风格上的阳刚之美外，它能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斗勇与斗智相交错。小说大约写了四十多次大小战役，作者以几次重大战役为支柱，把许多中小战役贯穿起来，由此构成全书的情节发展，主线突出，脉络分明，从情节的曲折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表现作品的思想倾向。《三国演义》的语言风格，历来被评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叙述多于描写，这一传统被继承下来，成为历史小说创作方法的一个特点。

《三国演义》的出现为人们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把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推向高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之作。明人蒋大器《三国志演义序》说，罗贯中这部书编写成后，立即有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罗贯中除了《三国演义》以外，还写了《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以及《三遂平娇传》。《水浒传》则是他和施耐庵合作的成果。受罗贯中的影响，在明代中叶以后有利于通俗文学发展的环境气氛中，兴起了编纂历史小说的热潮。明中叶以后产生的历史小说有二十余部，几乎每朝历史都有通俗演义，这些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或拘泥于纪实，或流于幻想，文学价值大多不高。

《水浒传》和英雄传奇小说　元末明初，与《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有《水浒传》。《水浒传》是描写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是在长期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作家的综合加工再创作而形成的。故事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这在《宋史》的《徽宗本纪》、《张叔夜传》、《侯蒙传》以及《十朝纲要》、《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中有简略的记载。宋江所领导的这支义军影响颇大，他们传奇性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在传播过程中，人们又根据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想象，不断丰富英雄们的故事。南宋时“说话”盛行，宋江等人的故事已是“说话”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罗烨的《醉翁谈录》所记话本名目中，已有“朴刀类青面兽”、“公案类石头孙立”、“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关于梁山泊的英雄故事，可能就是说话人的提纲，也是迄今所见到的《水浒传》最早的蓝本。元代出现了一批水浒戏，人物故事日益丰富发展，水浒英雄由36人发展到72人，又发展到108人。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就在宋元以来广泛流行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性的再创作，完成了这部长篇巨著。《水浒传》的版本很多，有所谓繁、简本，又有残本、佚本，即120回本、100回本、70回本。

《仿陈老莲水浒人物图》卷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历史地、真实地表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从而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又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作者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历来被视为“盗贼草寇”的梁山英雄，并把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行为，当作一面正义的旗帜“替天行道”来招展，对起义给予充分的肯定，也寄予极大的同情，寄托了作者自己的社会理想。当然，《水浒传》在思想内容上也有严重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小说大力宣扬“忠义”思想，过分渲染了江湖义气、色情描写和迷信色彩等。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写于元末大动**的时代，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不仅思想内容丰富，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按照作者的理想和社会心理，来塑造一系列典型形象，处理重大事件或生活细节，往往奇中见真，虚中寓实，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和人们的审美观念。《水浒传》所描绘的人物达几百个之多，其中不少鲜明的性格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作者善于把人物置于真实的环境中，既能注意人物的身份和经历来处理人物的性格，同时又能体察生活中复杂的人情世态，并通过故事情节的描写来塑造人物不同的个性。小说的语言成就也极为突出，在口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使其成为优秀的文学语言，明快、洗练、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

《水浒传》自问世以来，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小说、戏剧和民间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许多作品的题材来源，从而又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英雄传奇作品。在《说唐》、《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水浒后传》等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戏剧《宝剑记》、《义侠记》等剧目都是有关水浒的题材，民间文艺取材水浒故事的也屡见不鲜。

《西游记》和神魔小说　《西游记》是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后，又一部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从故事产生到形成长篇小说，同样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唐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不顾禁令，偷越国境，只身去印度求经，历时17载，经历百余国，从印度取回佛经657部，震惊中外。他的弟子辩机根据他的口述，辑成《大唐西域记》。其后弟子慧立、颜琮为他写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穿插进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故事。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到元代，取经故事已广为流传并逐渐定型，今存元代磁州窑“唐僧取经枕”已有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形象，元人吴昌龄还写出杂剧《西游记》和平话《西游记》等。吴承恩在上述创作的基础上，既继承了古代神话、志怪传奇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又融合了自己要求变革现实、感慨激愤的情怀和“善谐剧”的个性特点，重新组织创作了《西游记》这部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神魔小说。

吴承恩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