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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蔡四类说与各方对尚书的争夺（第2页）

自即位以来，未闻善政。梁、孙、寇、邓虽或诛灭，而常侍黄门续为祸虐，欺罔陛下，竞行谲诈，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强。

下文又指出：

臣闻古之明君，必须贤佐，以成政道。今台阁近臣，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寓、荀绳、刘祐、魏朗、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群才并列。

下面笔锋一转，批评起桓帝来：

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膂。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692240）

窦武上书矛头所指是宦官，作为反衬举出来，视为贤佐而希望桓帝亲近的，则是尚书令、仆射与尚书郎，且特别指出他们“明达国典”，与宦官“自造制度，妄爵非人”相对，显然，在窦武心目中，当时尚书的作用已经大大边缘化了。东汉后期，清流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矛盾尖锐化，争夺的焦点之一是官吏的选用，具体就体现在尚书的职能受到皇帝或太后身边外戚与宦官中臣的抑制上，更具体的表现之一，便是绕过尚书直接下达文书（包括制书）来除授六百石以上的官职，用当时的说法即“特拜”。

这一情形随着皇帝身边人物的不同前后有变化。顺帝时梁冀与宦官并峙，把持中枢，不经过正常渠道选任的官员日多，此时尤甚，所谓“时所除官，多不以次”，《后汉书·李固传》云：“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这里所谓的“令史”应指尚书台的令史，他所批评的是绕过三府与光禄勋，直接任用尚书台的官吏，经李固与廷尉吴雄上疏，强调“选举署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察”，而遭到李固奏免的，就有百余人（后汉63

2082、2084）。李固针对的是控制朝政的梁冀与宦官。当然，不难想象，这种局面不会维持多久。果不其然，桓帝初年，李固被杀之后，宦官势力再起，旧态复萌。桓帝延熹五年（162年）杨秉为太尉，当时宦官势力正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引发朝野嗟怨，杨秉与司空周景上言，指出“内外吏职，多非其人，自顷所征，皆特拜不试”，没过几年，特拜又卷土重来。两人搬出“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执（势）”的“旧典”，还真打动了桓帝，杨秉列举了牧守以下五十多位官员的清单，这些人或死或免，震动很大。延熹七年（164年），桓帝南巡陵园，杨秉随从，到了南阳，桓帝又忍不住“诏书多所除拜”，遭到杨秉劝阻（后汉541772、1773）。当时大臣为何反复上疏，争执选举由谁来控制，背景恐怕就在于此。

与此相关，尚书一职亦是各方争夺的焦点。《后汉书·杜乔传》载，桓帝时杜乔任太尉，“（梁）冀属（杜）乔举汜宫为尚书”，遭到杜乔拒绝，两人之间矛盾日益尖锐（632093）。不只是任用上，是否要发挥尚书的职责，亦成为当时清流与外戚，特别是宦官争执的关键。桓帝时陈蕃任光禄勋，针对当时“封赏逾制，内宠猥盛”，上疏劝谏，最后说“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使褒责诛赏，各有所归，岂不幸甚”（后汉662161—2162），就是要求将选举的职责交给尚书与三公，削减皇帝及身边近臣弄权任人的空间。①后来灵帝朝，中常侍吕强上疏谏桓帝设“导行费”时，对此旧典又有一番更详细的论述：

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苦劳乎!（后汉782532）

吕强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过去三公府如何选举牧守，此前顺帝阳嘉二年（133年），郎颛上书中就提到这一选拔方式（后汉30下1056），并指出现在此职责不再由三公承担，名义上只是由尚书负责，但还存在“或复敕用”，即不由尚书推举，直接由皇帝任用，即前文所说的特拜一途。实际上，东汉后期，官吏任用问题，一直处在几方力量争夺变化之中。清流希望回到三公尚书提出人选，经过试用，由皇帝除拜的“旧典”，外戚与宦官则期冀借助皇帝，绕过三公与尚书，通过“特拜”任官，或控制尚书，来安插自己的子弟亲信。无论如何，尚书都成为各方要控制或绕开的关键机构。

桓帝延熹八年（165年）陈蕃出任太尉，此时梁冀已被铲除，宦官势力独大，陈蕃曾单独上疏，批评“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建议“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简练清高，斥黜佞邪”，不仅桓帝看罢怒气加重，宦官更是“疾（陈）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后汉662164—2165）。陈蕃同样希望通过尚书与公卿来制衡宦官，宦官则利用在皇帝身边之机，通过“中诏”来阻拦和打击陈蕃的活动，使其建议与想法无法落实，“中诏”即《李固传》所说的“事从中下”，就是直接由皇帝下发的诏书，没有经过尚书起草与下发。①到灵帝时，大臣依然瞩目选举权的归属，光和元年（178年），卢植上封事，劝谏灵帝说：“御下者，请谒希爵，一宜禁塞，迁举之事，责成主者。”（后汉642117）此处的主者，恐怕就是陈蕃所说的“尚书三公”，而此封事“帝不省”，应该是灵帝身边的宦官“遏绝章表”，没有让他看到此文书。光和二年（179年）到四年（181年）死前，中常侍曹节甚至“领尚书令”（后汉782526—2527），前所未有，足见宦官对尚书的重视。此间，曹节曾利用在桓帝身边之机，说动桓帝将打击宦官的阳球从司隶校尉改为卫尉，并动用“领尚书令”的权力，“敕尚书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迅速将阳球调离（后汉772499、2500），权势之大，可见一斑。

据《后汉书·张奂传》，灵帝时，奂转任太常，“与尚书刘猛、刁韪、卫良同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而曹节等弥疾其言，遂下诏切责之”，而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以求荐举”，结果是“百僚畏惮，莫不许诺，唯（张）奂独拒之”，导致“（王）寓怒，因此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652141），灵帝朝宦官因身处皇帝身边，一手遮天，由此可见。窦武尚在时，因太后身边有灵帝乳母赵娆，“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与共交捕，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及其支类，多行贪虐”（后汉662169），控制了皇帝或太后，便可以诏命封拜。且他们还能暗通州郡，当时曾有“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后汉67

2213），等于绕过了负责收发文书的尚书，直接与宦官联络。正因为如此，外朝的清流们极力想夺回选举之权，同时，皇帝的文书，是用来进行封拜的最为直接的工具，更不能放过。

其实，当时的尚书久在清流、外戚与宦官争斗的旋涡中生存，平日接触各方的上奏，不仅了解王朝上下的动态，对于各方势力的消长，各自的立场、态度，哪些人炙手可热，也会了然于心。他们大多是在其他职位上经过历练后才转任尚书令，即便是尚书郎也要先做过一般的郎中，经过考试、试用选拔才可①，也多半学会了见机行事。就在窦武上书赞扬他们为“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后数月，桓帝死，窦太后临朝，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时新遭大丧，国嗣未立，诸尚书畏惧权官，托病不朝”，陈蕃以书责之，“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后汉662168），他们究竟能否成为对抗宦官的有效力量，也无法一概而论。

以上乃胡蔡撰写四类说时的朝廷状况。前文已提及，胡广本人在尚书台长期任职，从尚书郎做到尚书仆射，史称“典机事十年”（后汉44

1509），后出为郡守，质帝死后，任太尉，录尚书事，灵帝立，作为司徒“参录尚书事”。胡广“历事六帝”，史称“达练事体，明解朝章”（1510），对尚书台的运行机制以及各方如何围绕尚书展开争夺一定了如指掌。质帝死后，朝臣商议嗣君，他本与李固等议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蒜，但因遭权臣梁冀反对，胡广慑其权势，不敢相争，与李固的态度判然有别②，而他又和中常侍丁肃联姻，为时人讥毁。不过，据《后汉书·宦者列传》，丁肃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782533），与曹节、王甫等积极弄权擅政之辈不同。胡广与他通婚，正显示了他洞察时局，出于结援的考虑。质帝死后，群臣大议时态度的变化，可见他明理而趋炎附势的一面。胡广能长期从政，数列三公，几度沉浮而不倒，死后备尽哀荣，史家甚至认为是“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熹平六年（177年），灵帝“思感旧德”，还在省内画了他和太尉黄琼的像，并请蔡邕作颂

（1511），这些均显示了胡广内方外圆的一面。本传说他“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1510），不敢面对权臣，仗义执言，确实如此。

据《后汉书》本传，蔡邕担任过郎中，校书东观，后迁议郎，熹平四年（175年）参加抄录六经于碑石的工作，还曾多次上书、上封事、回答皇帝的提问，因奏对泄露，而被宦官程璜等构陷而获罪，减死徙边。他在朔方九个月，因赦被宥免还本郡，离开朔方前又因对五原太守不敬，产生矛盾。太守乃中常侍王甫之弟，蔡邕不敢归本郡，而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十二年。到中平二年（189年），他被董卓招至麾下，方又回到政治舞台，直到董卓被杀后，因对董卓表示伤痛而被王允下狱，死于狱中。和胡广相比，蔡邕的政治经历要单纯得多，但亦无法避免与当时各方权势的摩擦与碰撞，他自己对女宠、鸿都门学中的“轻薄之人”等更为仇视，但自己的仕途中数次遭遇宦官及其亲戚的陷害，尽管也因中常侍吕强的挽救而不死。在上书中亦见其对皇帝角色（如强调祭祀活动不可疏废）以及儒家传统（如选贤进能、远小人）的坚守，《独断》中所云“人主必慎所幸也”，以及借地震对董卓陪献帝郊天时乘车“逾制”的劝谏，均体现了他的想法。

相较于胡广，蔡邕更敢于直言，表达他的想法，因而遭受的打击与挫折也更多，但他直到被招至董卓手下，依然不忘“每存匡益”（后汉60下2006）。两人的儒学背景与性格、遭遇，加上时局，都会带入他们的撰述。他们对口谕的排斥，以及对制与诏的解释，和对制书要有尚书令重封，且弃用“玺书”这种称呼，似乎都可以从时代氛围与两人的性格与经历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