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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蔡四类说与各方对尚书的争夺（第1页）

三、胡蔡四类说与各方对尚书的争夺

胡广与蔡邕两人构建的四类说，突出了文书的字体、形制上的特点以及应用的场合与对象，力图将四类文书置于更加富于形式化的状态，这当然包含了对现实中各种文书特点的提炼与概括，例如策书采取一长一短的简相间的形式，《史记·三王世家》末尾褚少孙便已指出：“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602115）其他文书，恐怕也是如此。胡蔡的这种考虑，正如蔡邕对“制、诏”的解释：“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告也。告，教也。三代无其文，秦汉有也。”将“制”概括为“必为法制也”，后文更是明白指出，“制书，帝者制度之命”，突出了制与法之间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们两位所构建的四类说，就是试图将皇帝所发的文书纳入“法制”或“制度”的轨道。他们对四类文书的描述，正是想排除现实中存在的皇帝文书的流动性与灵活性，使之成为各具特定用途与表达方式的文书，借此也传达了他们对皇帝作用的某种期待。这种期待恰恰与时局，以及他们对时局的认识有关。而“玺书”与“口谕”被排除在“四类”之外，也可由此获得解释。

玺书见于历史与当时，含义如《国语·鲁语下》“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玺书”韦昭注所说：“玺书，印封书也。”秦以后指使用皇帝玉玺封缄的文书，大体对应于胡蔡四类说中的策书与制书。而胡蔡则放弃了以是否用玺作为区分的标准，转向了用途、文字、用语与形制等，只是在描述“制书”时提到“制书”“皆玺封”，蔡邕的表达较之胡广更显含混。依胡广所言，所有制书均需玺封，而蔡邕的描述中，则不知是所有制书都要玺封，还是只有“有印使符，下远近”的制书才需要玺封。另外一点倒是很清楚，制书仅有玺封还不够，还需要“尚书令印重封”，即要在玺封之外，再用尚书令的印另加一层封缄。究竟如何“重封”，使用囊，还是其他方式，《独断》中没有说明，参考《续汉书·祭祀志上》所录东汉皇帝封禅泰山时给上天的文书的封缄方式（后汉志73169），很可能是在玺封之外再加检或囊，检或囊上由尚书令来加以封缄。①这句话表面看来是在陈述制书的封缄方式，其实不然，当胡广蔡邕讲到“尚书令印重封”时，实际是在强调制书需要经过尚书这一正式渠道下发，暗中否定了皇帝派遣侍中或黄门常侍之类直接传达制书的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实际政务处理中，尚书不止是“封下书”，还可以“封还诏书”。《后汉书·钟离意传》载，明帝性褊察，大臣莫不悚栗，钟离意作为尚书仆射，“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411409），明帝以后此种情形恐怕依然存在。尚书台保留了大量的存档文书，很多担任尚书的官员也熟悉典制，当遇到皇帝不合旧典的诏令时，若是固守故事的尚书，就有可能封还诏书。当然，这样做的代价也不小，钟离意很快就出宫去鲁国担任国相，史称“亦以此故不得久留”（411410）。缘于此，顺从皇帝意旨的尚书会越来越多，敢于封还者会日见其少。尽管如此，正像见到皇帝不妥的做法，大臣中时常会有人挺身而出，加以劝谏一样，居喉舌之位的尚书中敢于封还诏书者，恐怕也是时有其人。灵帝时尚书刘纳“以正直忤宦官，出为步兵校尉”（后汉561834），说不定就包含这方面的原因。

说到封文书的帝玺，传国玺之外，皇帝另有六玺①，东汉一朝是由符节令属下的“尚符玺郎中”保管。据《续汉书·百官志三》本注，符节令“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还有二百石的符节令史，“掌书”（后汉志263599），亦在皇帝身边工作。“旧二人在中”的“中”，应与“中官”的“中”同义，均表示在皇帝贴身处任职。符节台与尚书台均“文属”少府（后汉志263600），但各为独立机构，互不统属。皇帝下发文书需要玺封，应由尚符玺郎中负责，无关尚书台，且该台亦握有给使者授节之职，皇帝完全可通过此台用玺封缄文书，然后直接遣使传送玺书，不经过尚书。应劭在给《汉书·酷吏·严延年传》（宣帝时）“后左冯翊缺，上欲征延年，符已发，为其名酷复止”作注时说：“符，竹使符也，臧在符节台，欲有所拜，召治书御史符节令发符下太尉也。”（903670、

71）应劭所云当是东汉的制度。西汉一朝太尉不常设，武帝以后多改称大司马，东汉以后才常设。②而治书侍御史，按胡广所说，是始于西汉宣帝时（后汉志263600），《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只出现了“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19上743），此时“治书”尚是动词，未正式变为官称。治书侍御史作为专称，东汉以后才固定下来。③若此推论不误，东汉的这种拜官方式，就无须通过尚书，尽管在提名阶段，尚书可能会参与。

如所周知，东汉时期，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与外戚，特别是宦官之间产生长期纷争，其中外戚有时会成为儒生联合的对象，如桓帝时的窦武与灵帝时的何进，儒生大多视宦官为死敌。宦官实际是皇帝的延长线，而儒生则主要是官僚统治的代表，外戚常常站在皇帝或太后一方，与儒生争斗，但有时亦会与儒生联手，遏制乃至试图消灭宦官。儒生敌视宦官，实际是想遏制宦官背后的皇帝。攀附宦官的外朝官员也不少，正如宦官亦有好人一样，实际难以简單按照出身、官职来区分善恶。再加上皇帝与太后，几方之间的争夺，贯穿东汉中期以后朝廷活动。通过什么途径来任命官员，给哪些人封爵，经常成为各方争执的核心，而尚书亦因处在内外交接的要津，文书上奏下达多经其手，备受瞩目，变为各方争夺之地。

关于东汉政治史，学界研究颇多，分歧亦明显。一种看法是强调尚书台与宦官的作用，后来又有所谓“尚书体制”之说，并认为三公形骸化①;另一种看法则依然认为三公、将军在政策形成中居于核心地位，尚书台不过是从政策决议完成到审议、裁决，从裁决到实施的文书传达过程中衔接各阶段的动脉②。两说或有各执一端的问题，且××体制的看法，有将动态过程简單化之嫌。三公、将军、尚书台、宦官与皇帝共同构成朝廷统治群体，其间的关系起伏波动颇多，须顺时而观，详加考述，难以脱离具体人、事来抽象提炼。各方力量既合作，又争夺，尚书的重要性亦由此显现。

《后汉书·李固传》载，顺帝时李固上疏云：

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執重，责之所归。……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632076）

尚书喻为“喉舌”，东汉时常见①，此喻突出了尚书的重要性。李固同时指出公卿尚书与常侍黄门一道协助皇帝治理天下，囊括了常侍黄门之类的宦官，不能不说是对当时情形无可奈何的接受与承认。《续汉书·百官志三》“少府”条云：“尚书令……本注曰……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尚书仆射……本注曰：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后

汉志263596）东汉尚书令的职责包括上奏与下发由尚书诸曹起草的各类文书②，《后汉书·鲍昱传》记载了光武帝末年的一个小故事，正显示了尚书的这一职能：

中元元年（56年），（昱）拜司隶校尉。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著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帝报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291022）③

因为官印外出时要随身携带，故光武帝令鲍昱到尚书处去用自己的“司隶校尉”印封缄胡降檄，一般露布是通过司徒来下发全国，这次却改由司隶校尉下发，并且要在行下之辞中注明司隶校尉的姓名，与通常的做法不同。汉代的文书传递记录上要注明文书发出机构与印章的内容①，光武帝正是想利用此做法来让传递与接收“檄”的各机构了解鲍昱担任了司隶校尉。同书《梁冀传》云：

（冀以外戚）专擅威炳……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341183）

按照惯例，百官迁召应该是先到尚书处谢恩，并参加拜官授印玺的仪式，因梁冀专权而颠倒了先后次序。这一惯例亦证明正常情况下，除授高官的“制书”是通过尚书来下发的。同书《窦武传》云：

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剑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榮信，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692243）

尚书郎需轮流昼夜在宫中值班，随时准备上奏、下发紧急文书②，故曹节能在夜里召集值班的尚书郎，武力胁迫起草诏书。而胡广、蔡邕指出制书需要“尚书令重封”，实际就是强调制书需通过尚书来下发，而否认了绕过尚书，直接由侍中、黄门之类近臣外传的方式。

委派身边的近臣作为使者送文书给诸侯王或大臣，颇为常见，廖伯源研究汉代使者时有过比较系统的梳理，其中就有奉玺书的，如元帝时，其弟东平王刘宇与母有矛盾，其母上言元帝，表示宁愿去长安近郊的杜陵为宣帝守陵园，元帝“于是遣太中大夫张子蟠奉玺书敕谕之”，另外又派“诸吏宦者令”奉玺书给东平王太后，加以劝慰（汉803320—3322），类似情形又见《汉书·淮阳宪王钦传》，亦是“遣谏大夫王骏赐钦玺书”（803316）。东汉熹平四年（175年），根据小黄门赵祐与议郎卑整的建议，灵帝封冲帝生母虞氏为宪陵贵人、质帝生母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节授印绶”（后汉10441），按照常规，一定会同时奉策书。又献帝时“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唐姬）为弘农王妃”（后汉10451）。《后汉书·姜肱传》载灵帝时“即拜（肱）太中大夫，诏书至门”（531750），一定也是派使者去的，而诏书应该是“制书”。①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不赘举。这些文书是否经过了尚书，史书未言，若使者出自内廷近臣，经过尚书的可能性就不太大。

窦武在桓帝永康元年（167年）上书劝谏桓帝时，针对宦官专权，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