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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批判的社会学（第1页）

一、社会—批判的社会学

阿多诺拒绝了一些禁令，这些禁令禁止对社会条件是值得要的和可接受的还是不值得要的和需要变革的进行社会学评价。他把在韦伯、实证主义和行政研究那里的价值无涉的观念加以问题化。阿多诺认为，“据称纯粹科学的兴趣”实际上是“超科学的兴趣的……渠道”。科学的“工具”是“用以回答……源于科学之外的问题的手段”（PD18）。甚至工具本身也是被“特定的兴趣”塑造的，就像“从行政上”决定的社会研究方法所例证的那样（PD79）。还有“一种完全非政治的立场”是政治的，因为它“在权力面前……屈服了”（PD59）。阿多诺捍卫了对社会有所批判的交换社会的社会学分析，这种捍卫包含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部分有问题的论证。

（一）社会—批判的主题

阿多诺的社会批判以两个主题为转移。社会学发出了对令人不满意的社会条件的谴责，该社会条件允许它提倡社会变革。与此同时，社会学必须强调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以便代表那些独自就能引起变革的人们来反击屈服。

1。“地狱般的整体”

根据阿多诺的想法，社会学家们必须批判性地考察他们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概念重构，尤其是对事实材料的概念重构。他坚持认为，这样的理论反思必然涉及对社会的一种批判。通过评估社会学对社会的设想的适当性，理论也开始评价社会的适当性或者合法性。这个争论的复杂性部分来源于一个事实，即阿多诺的工作铺设了不止一条从概念批判到谴责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值得注意的，因为阿多诺的著作虽强烈隐含它，却从未完全道明它。它没有在文献中得到许多注意。例如，社会学也许是把交换社会定义为“开明的”（liberal）或“自由的”（free）。批判性地评估这样一种设想的适当性包括考察它的内在不一致性，包括证明它掩盖了它自身的社会维度而且未能完全译解它所意指的东西。概念的不值得信赖被公开了，概念被动摇了。相同的运动也使社会面向批判。指出受审查的概念的社会维度相当于强调，对现实的这种智性重构并非主体心灵的虚构，而是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它是对社会的设想，而就社会生活的概念而言，是社会对自身的设想。科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契机”（PD19）而出现，它的“概念设备”作为社会的“依赖物”而出现（PD114）。阿多诺通过公开概念的隐蔽社会维度的方面来揭露概念的不值得信赖，总是意味着揭露社会的设想的不值得信赖。从理论反思到社会批判的第一条道路通向对社会谎言的谴责。

阿多诺指出，这是马克思工作的社会—批判动力的一部分。马克思说明了“资产阶级社会自身所拥有的概念是怎样少地符合于现实”（CLA123）。社会遭到了抨击，这是由于它把虚假的意识施加给个人并对自身许下虚假的诺言。阿多诺的一个独特主张是，“对定理的……认知批判……也要根据认知客体自身的概念来考察认知客体是不是它们宣称所是的东西”（PD23），他的这个主张可以被读作一个声明，即概念的理论分析也要调查社会是否发布了有关它自身的值得信赖的陈述。通过暗示社会没有这样做，理论谴责社会是不真实的，这包括“把来自世界的憎恶当作欺诈”（CLA123）①来表达的社会批判。意识形态的去神秘化也许鼓励了公众对不断受骗的反抗（CM69）。

“憎恶”这个词中的身体回响——讨嫌的或冒犯的东西所激起的反感意义上的憎恶（Ekel）——宣告了从理论分析到社会批判的第二条道路。第二条道路通向一种更加值得强调的社会批判，这条道路在阿多诺的（特别是战后的）工作中占据着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且产生了一些看待他社会学中可怜的身体角色的有趣视角。②这条道路把理论反思和社会批判联结起来当作对社会产生痛苦的一种谴责。③

阿多诺在这个语境中的推理取决于他借尼采的一句格言所道出的信念：“肉体的契机表达了一种认知，即痛苦不应当存在，它应当变得不同。‘悲哀说：去吧’。”（ND203）①经验的痛苦推动了对痛苦的废除。然而，若要利用受折磨的身体的这种冲动来进行社会批判，那么指出痛苦的零星实例并要求废除它们是不够的。对痛苦的识别必须站在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的角度上，只有当社会学能够表明社会产生痛苦实例的时候，它要求废除痛苦才能够把社会谴责为痛苦的根源并促使社会变革。理论分析和对作为痛苦制度的社会的批判之间的这种转变可以通过至少两种方式来展望。

社会学也许认为社会是“自由和自主主体为了更好生活的可能性而进行的一种联合”（PD25），社会的这种概念重构必须接受审查，并且若不值得信赖就要加以推翻。理论分析包括考察概念以及概念所意指的个别现象，这涉及它们的社会维度以及它们所得到的社会整体的中介。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社会学能够赢得对社会的批判杠杆。社会分析也许不仅表明交换社会反驳了“自由和自主个人的联合”这个不值得信赖的概念，而且表明交换社会是作为一种折磨人的制度来做出这个反驳的：社会是“无尽的恐怖”，它“通过无情镇压的残酷苛刻来……使自己永存”（PD26）;社会是“地狱般的、强制的……整体，我们在它之下遭受痛苦”（IS84）。同样地，社会学分析也许不仅表明社会反驳了“为了更好生活的可能性”这个不值得信赖的概念，而且表明社会是作为一种威胁性的制度——即以极端的肉体折磨来威胁其成员——而做出这个反驳的：“结构……——涂尔干的晦涩难懂的——本质上是否定的，与……人类的保存和满意不相协调”（PD27）;交换社会甚至有潜力再生产出种族灭绝屠杀的“野蛮”。理论分析一提出社会是痛苦的根源，就马上谴责社会是一种痛苦的制度，并推动社会转型以服务于废除痛苦。

阿多诺的工作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来联结社会学的理论反思和对社会产生痛苦的批判，这种方式不怎么明显但却更容易追踪。异化——与社会的对峙，这个社会是人们所依赖的，但却仿佛是一堵无法为认知和行动所穿透的花岗岩石墙；对“冰冷的、非人的、严酷的和疏远的社会关系”的经验（SDE131）——属于交换社会的特征，那些特征使个人不断遭受折磨（特别是焦虑）。异化是带来痛苦的社会：不通透之物加剧了社会强加给人的痛楚，“对于断裂的意识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JA72）。“饱受异化之苦”并非隐喻。阿多诺坚持认为，“所有的痛楚和……否定性”，不管它们表面上离身体有多远，都是“得到多重中介的东西，有时候会变成某种身体性东西的难以识别的形式”（ND202）。涂尔干的社会事实获得了“不透明性以及”——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之物的令人痛楚的陌生”（SSI240）、“难以忍受的异化生活的特征”（SSI194，另见1999:233）。所以，如果社会学要发掘一个给异化创造条件的固化和物化的社会，那么社会学——要求废除的痛苦——与此同时就要谴责社会并推动社会转型。这个观念与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相呼应。霍克海默建议批判理论要突出不幸主体的一种经验，即把“资本的世界”经验为“堪比……自然的进程，堪比纯粹的机制”（1995:207一208，另见210）。他反对“当前的真实自由”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不仅掩盖而且还抑制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1995:231）。①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对盲目统治的总体性的经验”离不开“它最终变得不同的强烈渴望”（PD14）。

理论反思尤其有助于以这种方式赢得对社会的批判杠杆。阿多诺对社会现象的概念重构所做的理论分析推翻了这些重构，他这么做是通过说明重构以及现象的社会维度并非是直接透明的。社会分析不断强调人类思维的整合以及它所面对的现象的整合，并强调中介性社会条件的不可穿透性。在反思进程的这些要点上，社会学的理论分析激起了对异化和社会的潜在僵化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反思实际上总是社会批判，并且是一种比对社会谎言的谴责更加有力的批判。这是因为，通过创造对社会的固化、客观化、异化构造——涂尔干（IS37）捕获的“物化和自主化的进程”——的重复经验，社会学一再作为一种痛苦的制度而捕获社会。悲哀地说：“去吧”，社会学因而一再谴责社会产生了令人痛楚的异化并倡导社会转型。可以合法地说，在阿多诺社会学所铺设的从理论分析到社会批判的道路中，那些以各种方式通向对社会产生痛苦的认识的道路，都通向最值得强调的社会谴责。21世纪资本主义的属性几乎都没有不合时宜地承诺要彻底检查社会的谎言风气以及痛苦。

2。“跃入视野的可能变革……”

不管社会学通过哪条道路来谴责社会，最坚定不移的批判最终都将走向失败，除非它对那些能独自（IS152）引起社会变革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屈服进行反击。阿多诺认为，社会批判必须创造出“一种人们由以再次考虑……为世界变得配得上人而做贡献的意识状态”[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3），1989b:151]。为了这个目的，社会学必须突出转型的可能性：它必须表明，“凝固的社会形式”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不变的，而是“从人类关系中产生出来的”（阿多诺，1961:34），并且——阿多诺再次参考了马克思——是一种历史的、可变的产物（1961:43）。

在把社会当作一堵疏远异化、貌似晦涩、永恒不变的墙来加以嘲弄的地方，这一点特别重要。“不可理解性不仅指出了（社会）结构中的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包括它的固化和物化——“而且指出了（社会）由此保护自身的意识形态”（PD15）。一旦人们服从于“情况确实如此的无条件性和不可变性的……新的迷信”，那么他们就看不到改变它的可能性并“躬身屈从”它（VSI329）。对僵化社会的折磨人的异化的谴责有抑制它所推动的社会变革的危险。正如第一章所强调的，异化促进了社会整合。

社会学必须避免这种危险，而避免的途径是说明社会不仅要求转型，而且保有变革的潜力。这就要求社会学强调“命运……是某种社会性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的物化”[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3），1989b:151]，强调社会制度是历史性地发展起来的（ISW243—244）。只有明确“这个条件……已经由人类生产出来了，……由社会语境生产出来了”，人类才不再感到“被盲目地交付”给它[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3），1989b:151]。只有当社会学“在事物的已然生成（Geworde）中把握住这些呈现为……自然地给出的事物”时，“那种已经生成的东西……才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来……它的可能的转型……跃入视野”（IS146）。“含糊不清的喊叫”并不是阿多诺“对人的条件的最后回应”[克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1978:380]。与揭露痛苦和谴责社会相同步，社会学必须努力强调，社会条件起因于人们自己对它们的盲目再生产。社会批判离不开记住两点：一是记住社会现象如何变成它们现在所是的东西，二是记住它们原本可以变成不同的东西（IS150）。这样，社会学就能表明，社会现实能够仍然转变为不同的东西，能够防止人们放弃，能够鼓舞那些独自就能引起社会转型的人们进行抵抗。阿多诺又一次同意了霍克海默。霍克海默（1995:231）警告说，“诸事皆为绝对必然的主张”以“实践中的顺从”而告终。他要求批判理论体现“当前的……经济和……文化”并把它们当作“人类工作的产物”，当作人类对一个特定“时代”的“组织”，当作倾向于“有计划的决定”（1995:207）。

阿多诺社会学中的两个社会—批判主题之间的张力在这里变得具体明确了。霍克海默（1995:207）提到了批判理论的“有意识的矛盾”。社会学通过谴责社会——尤其是作为一种痛苦的制度——来倡导社会转型，然而社会学必须突出转型的可能性以防止放弃。在这种张力的一个重要领域中，社会学的双重性质以它的社会—批判的外表为人所感知。通过描绘僵化的条件，社会学超越了分析并获得了对社会的批判杠杆。坚持认为社会只是人加以历史性地维系的，这已经不再仅仅具有分析上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是在批判推动社会变革的任务前反击人们的屈服的一种战略。

（二）本雅明的“希望”

阿多诺的社会—批判计划从本雅明那里汲取了灵感。根据阿多诺的看法，本雅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回应保持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与他自己社会批判中的张力非常相似。本雅明见证了一个人造的历史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种总体性并且显得是自然的。相反地，本雅明把一切自然的东西都设想为是历史的（NLII225—226）。本雅明的历史著作着重谴责像冰一样冻结的资本主义条件：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在谈论向陷于尸僵的世界的进步吗?……进步的概念必定建基于灾难的观念。它“继续这样”就是灾难。它不是即将降临到每件事情中的东西，而是每件事情中所给出的东西……:地狱不是某种等待着我们的东西——而是这里的这一生。（2006:184—185）

人类必须把他们的生活条件理解为一种永恒的“紧急状态”——一种阻碍真正进步的压迫的凝固“条件”——以便认识到他们彻底变革的“任务”（2006:392）。阿多诺赞同本雅明对进步的意识形态的批判（HF145—146）。①在他的解读中，本雅明关于“第二自然”的描述批判性地道出了“人类关系的物化，这样的人类关系与自身异化”并作为无生命的客观性降临于个人——“e这个表示静物的法文词可以被写在他的哲学地牢的大门上”（P233）。

阿多诺也强调，本雅明为反对屈服于现代性的“异化命运”而斗争（NLII325）。本雅明写道，历史编纂学切不可“屈从于从原始森林深处发出召唤的恐怖”（1999:N1，4），我们必须既承认我们的能力也承认我们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过去有资格得到这力量”（2006:390）。历史编纂学变成了一种武器，这是因为它表明“现在的悲苦已经得到了……多久的准备”并激起“对（我们）自己力量的高度评价”（1999:N15，3）。历史编纂学必定滋长我们的“仇恨”和我们的“牺牲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出现“一个以世世代代被践踏者的名义来完成解放任务的阶级”（2006:394）。阿多诺认为，本雅明在

满足这第二个目标上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尽管变成了一种看似自然的社会，本雅明还是试图捕获社会的转瞬即逝：“他的每个句子都由于一种预感而颤抖……即预感到这个罪孽深重的现代性整体正在塌陷。”（NLII326）

阿多诺似乎听到这种自然一历史的张力也回响在本雅明早期有关希腊悲剧的评论中。这看起来有些令人费解，因为本雅明的“历史的自然一历史的转型”（1998:120）采用了巴洛克悲悼剧的讽喻（1998:159—189;另见布克-莫尔斯，1991:159-179）。他警告说（1998:100—138），悲悼剧切不可同悲剧混在一起。阿多诺既不质疑悲悼剧鼓舞了本雅明的“自然一历史”观念，也不拷问悲悼剧和悲剧之间的区别。他仍然坚持认为本雅明的“整个思想”是“自然一历史的”（P233），并认为刻画本雅明早期“命运和性格”——它所凭借的是悲剧而非悲悼剧——的特征的“张力”后期被“翻译”为社会分析（VSI170）。①

“命运和性格”描写了一种神话的律法秩序，它作为生者的罪责语境来决定恶魔的命运（1996:202—205）。阿多诺把这个“命运”同社会的“自然本质”联系起来（VSI147）。根据本雅明的想法，悲悼剧范围所知晓的自然一历史决定的命运乃是“事情在罪责领域中的实现”（本雅明，1998:129）。不过，他在悲剧和悲悼剧之间做出了阿多诺未加讨论的重要区分，例如，悲剧面对神话，悲悼剧面对历史（1998:62—68）;对于悲剧来说英雄的角色是唯一的，处于悲悼剧中心的事物世界则是悲剧所缺乏的（1998:131—133）。反过来，阿多诺所接受的（A&B66-71）本雅明20世纪30年代的卡夫卡阐释，则描绘了通过命运来实施统治的史前世界的不通透的律法秩序（本雅明，

2005:797），亦即把“人类社会中的生活和工作”组织成为不透明的命运（2005:803），把统治“我们世界”的“力量”组织成为一种“史前”“罪责”世界的延续（2005:807）。阿多诺写道，本雅明“把命运当作生者罪责语境的教义”，“变成了社会罪责语境的教义”（P233）。相应地，阿多诺的社会学不仅用本雅明的概念来描述，而且用它们来反对折磨人的条件。“神话”就像涂尔干的社会事实那样，道明了“作为命运的社会”，它的“令人痛楚的陌生”（SSI240）。“恶魔的外表”是某种“情境”的特征，在该情境中，“社会现实”的“所有元素”都“彼此锁定”并形成了一种“现实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看起来像是一个……作为……纯粹的宿命凌驾在（人的）头上的饵雷”[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3），1989b:151]。阿多诺告诉他的社会学大学生们说，“罪责语境”也指纠缠一切个人的那种被整合的“本质”（IS21）。

阿多诺对本雅明的解读也加强和明确了以避免屈服来补充社会变革要求的理由。“命运和性格”把律法、命运、罪责语境与救赎的和解并置在一起。尽管阿多诺承认这一点，但他还从本雅明的工作中提取出了命运和天才的并置。悲剧体现了反抗神话律法的斗争（本雅明，1998:109;梯德曼，1973:97—98）。“悲剧英雄……不屑于在诸神前为自己辩解”;“古代的律法体系”被“渐渐破坏了”（本雅明，1998:115）。作为英雄，天才藐视“恶魔的命运”并且“把他的头……从罪责的雾霭中抬起”。“人……想要通过动摇那受折磨的世界来提升自己”（1996:203，另见1998:131—132）。本雅明（1996:205）补充说，喜剧的英雄“性格”，“为人面对罪责语境所遭受的这种神话奴役给出了答案，答案就是天才”，他“是灯塔，在灯塔的光束中他的行动的自由变得清晰可见”（1996:206）。本雅明立即警告说，悲剧英雄并没有带来救赎。他的论证是多层面的。在这里，最为相关的一点出现于他对罗森茨威格的解读。英雄所代表的个人摒弃了世界的律法：“自我……独立于一切伦理规范，是‘元伦理的’。”通过“根本上的自作主张”[摩西（Moses），1989:231—232]，人上升到了自主性。然而，顽强追求个性的英雄把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割断他与神和世界的纽带，并且将自己锁定在他的抽象自我上。由于什么都不知道并且仅仅系于自身，所以他沉默不语（本雅明，1996:203;1998:106-110，116—117）。

对于阿多诺来说，本雅明的悲剧英雄——他反抗神话的斗争和他的自我囚禁——体现了启蒙主体的两个特征。阿多诺承认，英雄的人类自主性处于神话与和解之间。本雅明的孤立的、被陷害的英雄代表了一种主体，这种主体反对僵化的陈旧结构，但反过来又接受自我设定的人的神话思维。由于不知道并且否认它自己的社会—物质存在，主体错误地把它自己这个历史存在物当作绝对者的独立起源（P235-237）。正因为如此，它越发盲目地使现状永存下去。不过，阿多诺的确强调了英雄最初的去神话化的契机对社会批判的重要性，他自己1932年关于悲剧的评论明确说道，悲剧“包括有罪之人对自然语境的屈从”，而与此同时“人作为人从命运中升离出来……悲剧神话包含……对罪责和自然的服从以及……对自然语境的超越”（INH267，另见1995:74）。阿多诺坚持认为，在悲剧中，“发生冲突的是……神话律法与主体性”，“从命运的统治与醒悟到成熟的人性”，这种冲突引发了“命运咒语的解除和主体性的诞生”（1999:232）。阿多诺补充说，本雅明的“命运和性格”体现了“本雅明式的主题，即在性格上……超越自然的人……勉力从神话的无定形之物中获得自身”（NLII227）。在本雅明那里，“与命运形成对比的”性格乃是“坚强的自我”（ND237）。

阿多诺为了他社会批判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而努力挽回分别作为英雄形象和性格的天才的敌对，这种努力是能够得到阐明的。在阿多诺的解读中，神话对应于显现为自然的“永远相同的”社会（NLII148）。英雄在反抗命运恶魔时外表那一瞬间的挑战冲动代表着主体对僵化条件的自然外表的否定，代表着主体开始意识到历史的现实和可能性。对于阿多诺而言，这种片刻的介入通常只是提高对当前历史条件的意识的机会。在“未取得和解的宇宙”中，他冷静地陈述道，一种“必然性实施着统治……如果你能足够长时间地免遭灭顶之灾，从而识别出它并给它命名，那么你就能认为自己幸运了”（HF74）。这使得悲剧英雄所证明的主体挑战神话的契机对于阿多诺防止屈服的社会—批判努力来说变得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