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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批判的社会学（第2页）

不过，阿多诺立即提出了一个告诫，这个告诫既与他对受骗的启蒙主体的批判相一致，也与本雅明对英雄的沉默不语的解读相一致。由于避免了自然不变的外表，得到启蒙的主体开始无视它自己社会—物质的存在并错误地把自己当作绝对者。罗森茨威格的“远古时代的悲剧英雄”是一尊“刚硬的大理石雕像”（在摩西，1989:133）。阿多诺的主体重新陷入把它自身的社会、历史存在当作本质的神话误解之中，并且努力去统治世界。阿多诺在《社会学和心理学》（SodPsychology）中认为，在总体上得到社会化的社会里，主体已经“内化了”把它当作“第二自然”来加以管理的社会诫命。“道德英雄”的姿态允许主体从对内化诫命的“非理性”的洞见出发进展到“抛开”它们，就仿佛它们并未影响它，这种姿态是有问题的（SP171）。对于阿多诺来说，本雅明的英雄所代表的那种实施去神话化的反抗——主体对社会的自然外表的否定以及对屈服的抵制——只有在主体同时并且仍然批判性地从事自我反思的情况下才值得挽回。只有在对其自身社会—物质存在也进行反思的情况下，天才才有机会逃脱固化的、异化的世界。

对阿多诺的本雅明阐释的这些错综复杂之处的更深探究将有助于进一步考察“很少……得到详细探讨的……智性关系”[尼科尔森（Ni），1997:11]，不过这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使阿多诺的本雅明解读对于阐明迄今为止所讨论的问题来说成为有参考价值的，乃是本雅明对阿多诺社会学的社会—批判成分的影响。正如阿多诺为了他自己的社会批判而对他朋友的工作的关键方面所做的概括，“本雅明的哲学”由一种张力所统治，这种张力的一边是“绝望的非现实”的教义，另一边是落入自然的命运的教义、神话的“生者罪责语境”的教义（VSI170）。阿多诺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回应中，本雅明的著作在谴责僵死的条件和否定它的不变性之间保持了这种张力。这种张力与另一种张力相类似，即阿多诺社会一批判努力中的推动社会变革和避免屈服之间的张力。人们可以听到这种张力的一个维度在阿多诺的著作中与他社会学的双重性质产生着共鸣。在本雅明的《单行道》（Oreet，1996:471）中，张力压缩在一条甚至比它表示的艺术作品还要微小的断片之中：“佛罗伦萨洗礼堂——大门上有安德烈·德·皮萨诺的‘希望’，她坐着，无助地把她的臂膀伸向一个她始终够不到的果实，可是她却是有翼的，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真实了。”

（三）规范性标准和痛苦

阿多诺提出了从理论反思到社会批判的另一条道路。①它勘测和体现了出于当代社会哲学为阿多诺社会批判所做的辩护。库克提供了最清晰、最详细的考察，他对这条道路做的勘测如下（2001，2004a:112—117;2007）。②反思揭露了社会生活概念的谬误，但是概念不仅歪曲社会，它们也断言社会的潜在未来。转型的社会可能是概念现在所错误地主张的东西，既然阿多诺假设了一个可转变的社会，那么这就是不会引起争议的。更不会引起争议的是库克的一个想法，即对于阿多诺而言，某些“值得强调的”概念，例如“自由”或者"正义"，也忠实地传达了一个更好的社会看起来像是的东西，这就是社会应当所是的东西未得到满足的规范性标准。库克的解读呼应着阿多诺的如下断言，“通过特定之物与它的概念之间所达到的同一，特定之物……获得自身”（ND154），例如，“人性……必须达到与它的概念的同一”（ND149）。要揭示这样一些概念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就要说明社会不是概念正确地说它可能是以及应当是的东西。抛弃了歪曲社会概念的社会学反思因此总是被要求谴责社会，因为社会违反了可行的、忠实的规范性东西，并因而束缚了概念所提出的一个更好的社会标准。

阿多诺在一些段落中提出这一推理路线（例如PD23—25），但是其他段落似乎又破坏了它。阿多诺认为目前关于社会是什么的设想是不值得信赖的。通常地，关于社会应当是什么的设想也好不了多少。既然它们是正确的人的概念预期（ISW228，ND273），是“正确的社会组织”的预期（PD122，VSI309），“那么今天，所有更好生活的梦想（都是）苍白的、无力的——或者说是矫揉造作的……乌托邦严格地、专门地仅仅在于规定的否定。其余的就是……切·格瓦拉……”[阿多诺在梯德曼，1993:110n8;另见门克（Menke），2004:309]。相应地，阿多诺否认了“从外部引证的固定价值”（IS78）来判断社会的可能性。关于概念歪曲社会无非就是社会未能滿足概念的断言几乎不会推动对社会的谴责，因为相应的谴责相当于对社会的一种不正当批判，即批判社会未能满足它没有理由要做到的那些被误导的绝对标准。

库克在阿多诺一切概念皆非“空洞之声”（ND153）这个想法的基础上令人信服地完善了她的解读。某些判断——尽管在社会是什么上有所误导，并且在社会应当是什么上部分地有所误导——承载着一些真实的乌托邦元素或者规范性真理内容，这些东西忠实地表明了一个更好的社会看起来像是的东西（库克，2001:7—11;另见皮克福德，2002:321—325）。例如，阿多诺对摒弃人性、自由和正义这些理想的真理内容保持警惕（P65—66）。

库克（2001:10）由此推断，“意识形态……为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基础”:“批判性思维在于运用概念的更有力的内容来对付……既存条件。”（2001:1）如果社会学在它把概念当作歪曲的表达来抛弃时设法证明社会未能特别满足概念的真正规范性元素，那么它同时就合法地批判社会未能成为概念的忠实乌托邦元素——正确地说它是其应当所是的东西。

阿多诺作品中有许多段落也是支持库克的解读的，但是其他段落则表明她的推断是有问题的。她没有否认，在值得强调的规范性概念中，社会所产生的关于更好社会的错误想法的元素也沉积了下来（2001:2，8-9;

2007:174—175）。阿多诺认定，甚至人性、自由、正义的观念也饱受社会之苦，而它们正在这个社会中得到思考（P66，另见GS4299），他反复地警告，自由的概念也包含隐藏的以社会为条件的永恒限制的想法。①因此，任何参考概念标准的社会批判都必定首先使概念的规范性真理内容脱离于由社会所产生的虚假元素。否则的话，这样的批判就将包括对社会的一种非法谴责，这种谴责涉及受误导的乌托邦观念。或者更糟糕的，这些观念被提升为社会转型的标准的有潜在危险的观念。

既然概念的虚假乌托邦观念是以社会为条件的，并且至少它的规范性真理内容是由社会塑造的，因为它是通过反对现存条件而生产出来的，②那么使一个概念的规范性真理内容从它的虚假元素中净化出来就要求概念的社会维度被做成完全透明的。例如，阿多诺强调，人类需求的概念“是一个社会范畴”（SSI392）。卡内蒂（1992:125—132）提出了一种关于数量增长的原始需求的概念——该需求是在人类与自然的接触中发展出来并得到普及的。阿多诺宣称，这个概念把历史上“变得必要”的东西歪曲为自然且必然的，“成长的诫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系于……可继承财产的观念”（CLA193）。“在真假需求之间进行区分所要求的东西，”他相应地论证道，“是一种把社会结构当作整体的洞见。”（CLA121，另见109;1961:32—33）然而，正如前面所澄清的，智性构造目前之所以不值得信赖，恰恰是因为在整合和异化中，它们以及它们所试图标示的客体包含着抵制解密的社会维度。请注意阿多诺的决定性详述：甚至在概念包含真理内容的地方，它们的“非真理也是……为社会基础的否认（Verleugnung）而付出的代价”（SSI474）。首先，对概念和客体进行中介的百万重网络拒不服从彻底的条分缕析。其次，有一种努力目前是很有限的，这种努力就是弄清楚对概念和客体进行中介的社会条件乃是它们所是的人的、历史的语境。“经验意识”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无能，即无法理解和穿透复杂的并且在意识形态上永远蒙着厚厚面纱的社会现实”（NLII62）。这些是阻挠把概念的乌托邦真理内容从仅仅反思社会误导意识的元素中安全地分离出来的社会障碍。大概是出于对阻挠彻底揭示概念的社会维度的障碍的警惕，阿多诺从未最终地把一个可接受的自由概念从社会所产生的标示强迫的元素中区分出来。“自由……是如此深地与非自由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它不仅仅是被（非自由）抑制，而是把（非自由）当作它自身概念的条件。这个（概念）不可能比任何其他个别概念更多地被析出为某种绝对的东西。”[ND262，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另见科奈尔（ell），2006:24]。

“否定的辩证法，”库克（2004a:116—117）坚持认为，“用规范性概念来强调客体未能与它们相一致：所存在的东西尚未变成其应当所是的东西。这种一致性的缺乏能够以一种批判的样式来反对客体。”不过，阿多诺在这里并不是前后完全一贯的：他的某些考察清楚地标明这条道路通向社会批判，可是其他的考察又认为它障碍重重。库克和其他学者将他们的阐释建基于前一种考察，但困境仍然存在，这个困境就是，阿多诺关于一种采用规范性概念的社会—批判计划的提议被他自己的社会学思想破坏了。即使概念包含对社会应当所是的东西的真正规范性标准进行表达的元素，有些预期也还是受社会限制的，这些预期就是完全译解概念的社会维度以便把它的以社会为条件的虚假乌托邦元素从那些真实元素中分离出来。因此，尽管识别不值得信赖的概念与社会之间的差异提高了对社会缺乏与那些概念一致性的意识，但是这种识别并未推动一种批判，即批判社会没有符合那些概念。沿着这样一些路线的批判将是非法的，它谴责社会未能满足误导的概念标准，并有支持这些误导标准的社会实现的危险。阿多诺对规范性概念体现社会批判的潜力的评论，使得学者们强调他的工作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库克，2007:163）相对立的相关性，他的著作看起来为这个计划构建了一个不稳定的参考点。

人们也许会插入说，对社会痛苦的识别同样不能推动对社会产生痛苦的批判。这样的一种批判是不正当的，因为它仅仅哀悼社会未能满足“无痛苦”的受意识形态污染的规范性概念标准，并且拥护一种误导性的乌托邦范畴获得社会实现。但是这里存在着决定性的不同。首先，反对痛苦并不依赖于特定的智性范畴：“去”是一种“冲动，**裸的身体恐惧以及……与受折磨的身体团结的感觉”（ND281）;它是人类对（所说的）身体悲哀的直接的身体噪声反应。痛苦的“肉体契机”不可避免地“记录了一种认知，即痛苦不应当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是唯物主义的”受折磨的身体“融会于”亦即同时变成了“批判性的东西”（ND203）。在这个意义上，对社会痛苦的识别或者经验推动了对社会痛苦的谴责。①其次，无论何时，只要痛苦得到组织，那么对痛苦的反抗——作为对痛苦的无法摆脱的身体反应——就是无可争议的。在痛苦面前，“像这样的句子：应当没有折磨（、）……没有集中营”是“最急迫的”，并且“作为冲动……是真实的”，没有人能够质疑它们（ND281）。②“认为人们能够在内心接受或者拒绝折磨的哲学学说”是"胡说八道"（NLII79）。可是与此同时，“去”没有提供关于社会不是什么的概念，而是提供了关于社会应是什么的概念；它仅仅表明社会是但不应是什么:不应是痛苦、折磨、集中营的条件。对痛苦的批判谴责社会是苦恼的在场并主张废除它。它既不谴责社会缺乏一种预先设想的“人性、自由、正义”，也不要求这些设想的实施。③

霍克海默（1985:289）强调了他与阿多诺的一致，“我们不能够代表善”，但却能“指出我们正在遭受什么痛苦，什么东西需要转变”。克拉考尔记得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与阿多诺不一致：

我告诉他，乌托邦思想只有取得具有明确内容的……想象形式才有意义……他说……如果你想要讲清楚乌托邦概念……那么它就消失不见了……（A&。K514）

我告诉他：你诅咒（资产阶级社会），拒绝共产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蹙眉不悦……你认为什么是应该做的……?他的（可怜的）回答是：我知道并说了什么是坏的，这不够吗?（A&K517）

有些问题困扰着对社会明显违反规范性概念所进行的批判，而人们反对并要求根除现存苦难而避免了这些问题，正因为如此，对社会痛苦的批判对于阿多诺社会学的社会—批判维度来说才如此重要。

这阐明了关于阿多诺确乎提出的“正确”条件的某些稀少而闪躲的暗示。既然正确的生活不应受苦，那么这些暗示中有许多地方就特别地为废除痛苦而营造了条件。①例如，因为令人痛楚的异化的不在场要求一种非异化的状态，所以阿多诺接受了对一种不在“切近之处”受“不同之物”威胁的生活的要求（ND192）——“自主的主体与社会及系统整合的必要条件和谐一致”，正如缪勒-多姆（2004:290）用社会学措辞对它所做的表述。更为一般地，阿多诺认为（再次在霍克海默的强烈影响之下①），既然身体痛楚的不在场要求肉体的满足，那么“感官快乐”就是“正确的生活的条件”（NLII48）。唯物主义渴望“肉体的复活……精神在物质需求获得满足的情况下从物质需求的首要地位中解放出来”（ND207）。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可能是“真的”，它以“躺在水上平静地看天空”来取代“做事和执行的过程”，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哪个人……会再挨饿”，而且它也“不再知道匮乏”（MM156-157）。不过，我得赶快补充一下，评估这些暗示对于前面所略述的规范性概念批判的敏感性，就进一步具体说明阿多诺社会—批判社会学的问题和潜力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四）社会—批判的介入

如果对于社会生活的一种社会学分析发展出了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那么它就能服务于阿多诺的社会批判，这两个主题就是：谴责社会并推动转型，以及突出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并反对屈服。阿多诺的后期社会学，特别是《批判的模式》，包含了大量在直接面对具体社会问题时满足这些标准的文本。1963年的“今日之性禁忌与法”分析了性实践、性禁忌和性犯罪立法，这部作品阐明了阿多诺的社会—批判计划。

1。搞砸的解放

20世纪60年代关于性的最显著“事实”是它被接受了。“接连不断”煽动挑衅的大众媒介指出，“健康**”对于人们“身心卫生”的不可或缺，在这么多女孩现在拥有男友时被提及“禁忌”的“过时”时指：这一切都表明社会拥抱了一种不受压抑的愉悦与娱乐的“享乐道德”②，并表明性解放已经发生了。自然地，阿多诺拒绝在表面价值上采纳事实表象。性的一般接

①阿多诺和霍克海默（A&H1112，126，265，406）关于巴黎红灯区冒险经历的通信表明，阿多诺同意霍克海默对资产阶级道德的理论拒绝（VSI150，157-158）。霍克海默（1992:43—122）批判资产阶级道德以少数人的利益来谴责大众对满足的追求，并且为了人类的享受而要求社会转型。②阿多诺接受了这个来自社会学家沃尔芬斯坦（Wolfensteies，1950:21）的术语：“如果你没有寻欢作乐，那么你就必须问你自己你怎么了。”寻欢作乐的要求和西方文化的“善良道德”之间的冲突被美国电影中的“好一坏女孩”所包容，女主角传达着吸引人的“性冲动”，但是最终变成了可以娶的女孩。

受和表面解放要求联系社会整体来审查（CM72）。①

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概念重构隐瞒了两个方面。首先，尽管一般地宽容肤浅地说明了性解放，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接受性标志着性的社会整合。就像“资产阶级社会通过合并无产阶级来克服无产阶级的威胁”一样，性之所以被接受乃是因为它已经被做成可接受的了。性在社会上被“吸收、制度化和管理”，“以无数形式被材料和文化工业启动和关闭、引导和开发”。作为“垄断控制并且标准化的”性企业，性已经被净化了：“套上羁绊，它就得到了容许。”其次，接受仅仅看起来是普遍的，许多实践仍然遭到诽谤并且在社会上被压抑：“鉴于性征已经被整合，那么不能被整合的东西，实际上的性气味，就继续被社会厌恶。”（CM72-73）

化妆品和心理治疗工业的意识形态表明，性是严格作为对所谓性变态进行净化的狭义生殖力而得到容忍的。对性的更大接受因而仅仅表明，性越来越多地被迫进入这种社会模式之中，它在那里甚至是商业上成为可行的。②阿多诺参考了弗洛伊德在婴儿性征所特有的局部或部分本能与成人期生殖力的首要地位之间所做的区别。弗洛伊德（1974:32—35，57—65，73—78）把部分本能同一系列性觉区和性目的联系起来，只有在青春期它们才和生殖力以及生育相结合。阿多诺认为，今天，性的这种收缩形式被当作它唯一自然的、适合的表现（CM74-75）。正如含糊不清的性习俗以及性犯罪立法段落所揭示的，性征的其他形式以及它们的典型被认为是变态的并且遭到压抑，以达到驱魔的目的。社会对这些典型的广泛憎恨得到了各种不同的表达：妓院不断遭到突袭和查封；对色情作品的消费进行干预；纳粹所定的声名狼藉的“同性恋条款”直到1969年还在西德生效；给未成年人的性征设置禁忌；强调——仿佛核战争威胁那般夸张地——合法保护个人的性征使其免于陷入假定的迷乱失常（CM77-82）。“性欲被净化为性，有如一种体育运动，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和它不同就会引起过敏反应”（CM73）。资本主义接受性并见证性解放的流行观念隐瞒了事情的这两个方面。

“性禁忌”寻求多条上述道路，即从在理论上反思不值得信赖的社会现实的设想到批判它并主张它转型。有一个段落读起来是这样的：人们说，“秩序……的监护者们”“有他们的自由……对此没有其他的而只有一个回应：当代社会中的性解放只是假象”（CM72）。反思批判社会把自己描绘为一种性解放秩序是不值得信赖的，与此同时它也谴责社会虚伪地谎报了它自己。

许多“性禁忌”似乎是沿着社会—批判的道路从理论分析走向社会谴责的，即谴责社会使痛苦获得了条件。阿多诺拒绝那种认为社会得到性解放的主张，并论证说，性或者被社会的僵化禁忌所整合，或者被它们压抑。关键是，整合和压抑导致了痛苦，而痛苦是要被废除的。阿多诺的分析不容置疑地是社会—批判的，它们详尽谴责了社会的整合部署以及压抑部署。阿多诺嘲弄了社会整合，因为纯粹生殖的性征——被纳粹党卫军所接受的模式，该模式同样也被“如今海滩和露营地的**不羁”接受——构成不了快乐的源泉（部分本能所主宰的性征也构成不了这样的源泉）（CM74-75）。①社会压抑之所以被谴责是因为，“施加在……被判断为（下流）……的东西上的报复”令人回忆起“女巫审判”（CM76）:妓女就像犹太人一样受到迫害；与“针对财产的犯罪”不同，“谋杀妓女”可以“免受惩罚”，这个事实表明“社会的权力……想要把死亡”加给那些它视为是变态的人（CM78-79）;“持续存在的法律歧视”和“社会排斥”将同性恋者置于“永恒的焦虑压力”之下，这导致了“（他们）智性力量的被束缚和被摧毁”（CM80）;色情作品的审查制度妨碍着享受（CM81）。①相反地，阿多诺补充说，法律和公共道德使痛苦得以成为可能，其原因就是它们对“虐待狂暴力”的仁慈。例如，“严加禁止的对未成年人的亲切柔和”“所受到的惩罚始终要比……家长或教师把孩子打得半死所受到的惩罚更为严厉”;而德国对快速、鲁莽驾驶的宽容结合了两样东西，一样是“非隐喻意义上的走在前面的冲动，欲求成功的健康意志的体现”，另一样是“对人的生命的蔑视”（CM82—83）。就像“去”一样，“不要整合!不要压抑!”部分地是“受害者团结”发出的一个抗议（CM73），是对社会所造成的身体痛楚的一个回应。然而，就像“不要折磨!不要集中营!”一样，“不要整合!不要压抑!”几乎没有说出什么是应当的，而只是强调什么是不应当的，它对社会的指责主要是针对当前应当避免的苦痛，而不是针对社会未能实现一种预想的性解放标准。通过指出社会制造痛苦，阿多诺对性禁忌的调查以强烈推动社会转型的批判而告终。他坚持认为，进步与“减轻……痛苦”是不可分的（CM154）。

连续的“压抑”最终“可能……流入权威主义人格的蓄水池”并培育出一种有助于重复过去难以言表的痛苦的社会气候。阿多诺强调，《权威主义人格》发现，具有潜在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性格结构”的主体“把他们自己所拒绝的**的性观念……投射到其他群体上”，并且“对那些他们认为是性偏差者的人怀有迫害幻想”。“德国性禁忌属于相同的偏见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综合征之列，这种综合征帮助国家社会主义建立起了它的群众支持。”（CM73）

谴责社会痛苦和拥护转型并未穷尽社会学的社会一批判任务，尤其是在社会显得专横和不变的地方，社会批判必须同时通过突出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来反击那些独自就能引起变革的人们的屈服。这种理论张力是阿多诺社会—批判计划所特有的。阿多诺就社会禁忌的不变性进行了辩论，他认为，鉴于“传统的性禁忌攻击生殖力和部分本能冲动”，当代资本主义见证了“生殖力日益获得的社会强化”以及“对部分本能冲动和……它们的典型代表的……不断增长的压力”（CM75）。阿多诺还认为，人能够通过明智的合法改革来干预压抑的气候（CM81-83）。①他的谦虚低调的、关键词似的提议旨在激起对所有围绕性征的社会规范进行更广泛的否定，这些规范显得是自然正当的和真实的：“一项名副其实的刑法改革……将使它自己摆脱人民的精神，摆脱涂尔干早已想要借助它们有害的事实来认出的那些社会事实。”（CM83）

但是，连同其社会—批判维度中的社会学双重性质，上述窘困又重新露面了。阿多诺说道，政治、禁忌和法律栖息于那些使痛苦和压抑永存的基础社会条件的“上层建筑”中（CM71）。当然，阿多诺把上层建筑一基础建筑的关系问题化了，这部分是因为上层建筑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要害器官，并且也是变革的一个潜在器官（PETG67-68，IS152）。提议思维模式的可转变性因而就相当于提议从一个重要角度来进行社会转型的可能性。然而，交换社会的决定性智性支持乃是符合同一性和交换原则的思考。描述法律和道德思想的可转变性而不清楚地指出那些被物化的智性原则的可协商性，这相当于狭义地描绘人类改变社会的潜力。此外，既然根据那些原则所做的思考并不穷尽社会的维系，那么甚至对思维模式的可转变性的一种全面指出也只是部分成功地强调，由社会生产关系所主宰的社会能够被人类改变。因此，阿多诺的文章只能够部分成功地反击对社会痛苦的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