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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第2页）

阿多诺1938年到1953年在美国的工作通常被解读为典型的社会学产出。美国研究不仅展示了阿多诺对经验材料的处理以及同时存在的不信任，而且还展现了他的种种努力，即努力借助他的交换社会理论来从理论上审查资料的社会维度并削弱它们的认知地位。然而，这些著作并没有最为显著地阐明他前面所展望的社会学分析的互惠性和否定性。要了解阿多诺方法论著作所概述的对社会研究中理论一分析程序——包括互惠性和否定性的元素——的更为彻底的阐述，人们必须转向那些通常不怎么被认为是他的社会学作品的核心著作。

（二）分析的节奉

阿多诺把他的著作看作对简历的抵制（SSI574）。①下面的讨论并不旨在进行总结。阿多诺的许多论证是如此地多层面并且依赖于他如何表述它们，以至于摘要梗概冒着掩盖实质复杂性的危险。②目标是考察阿多诺20世纪60年代《批判的模式》的另一部分，以便阐明他后期社会学的一个独特方面。焦点集中于点明这些文本是如何显示——比美国作品更为广泛——上面所讨论的理论分析的元素的：它的作用和做法，它的互惠性和否定性，它的经验潜力以及它的问题。然而，若不处理文本的有争论的内容，这个阐明就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处理若不从这个讨论的主题焦点转移出来，就必定是概要性的。我希望通过揭示这些著作的一个不太明显的层面来抵消压缩阿多诺论证时不可避免的损失：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的一种持续分析策略的坚定不移的运作——在各式各样实质性要点的网络之下。

1。分析模式

1965年，当被邀请向一个无线电广播节目投稿时，阿多诺写作了“论这个问题：‘何为德国人?’”刻板症的批判者自己不会问这个问题——它是由身份决定的（CM312）。阿多诺不是设法去解决它，而是毫不留情地将其问题化并以此作答。更准确地说，阿多诺把问题以及假定对问题做出证明和回答的事实当作要求调查的经验材料。这与他后期社会学中的一个趋势是一致的，该趋势就是从社会生活细节的私人遭遇中汲取材料。当然，私人遭遇也没有免除观察的社会限制，它们的材料中隐藏着一种特有的双重社会维度，阿多诺试图借助他的交换社会的理论来分析这个维度。

如果不反思社会条件对意识的物化，阿多诺甚至不能够开始回应“何为德国人”这个问题，这种物化发生于社会条件对这个问题及主体回答的影响之中。他认为，两者都遵循典型的资本主义同一性思维：问题靠的是唤起对某假定国家的人们进行归类的一种德国本质，回答靠的是墨守成规。这样的思想很容易走向一种将团体内的东西加以理想化而对团体外的东西加以指责的危险的“集体自恋”（CM205-206）。因此，明确指出德国特性的可能性正是令人怀疑的。

阿多诺继续说道，德国唯一性的形象所突出的常常是国家的智性优越以及它的人民“为自身缘故而有所作为”的名誉。康德、歌德和贝多芬挑战了对德国唯一性的理论否定，他们可观察到的不同之处暗示了德国智性文化的唯一性。可是，对这种观察的社会维度的反思表明，它并非仅仅由使这些特征成为德国“财产”和“品牌”的商品思维所指导的。德国的智性成就要求进一步的审查，即根据它们的社会维度来审查。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延迟使得德国的文化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抵制商品化。“为自身缘故”这个公式是恰当的，因为国家的智**“把自身理解”为一种“自在的存在”，而不是“交换的客体”。虽然阿多诺最初持怀疑态度，但这里的德国文化看起来的确引人注目，尽管这种引人注目是历史的，而不是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自然的（CM206—207）。甚至这种见识也是非结论性的。德国知识界并没有完全被交付给商品交换，但它仍然是“为他物”的状态。正如唯心主义的“绝对者的悲怆”所指出的，它与征服世界的政治欲求相共谋。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知识界就像其他地方的知识界一样被社会化了（CM208-209）。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确实减轻了对德国唯一性的所有理论的怀疑。鉴于德国以那些绝对主义的、权威主义的术语来进行思考，阿多诺承认希特勒在那里掌权一点儿都不意外。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阿多诺也审查和推翻这个事实，因为他强调，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而非国家问题，因而不是德国唯一的。他坚持认为，“这样的复杂性阻挠了对‘何为德国人’这个问题的任何毫不含糊的回答”（CM209）。这不是分析的缺陷：社会现实本身难以被社会学家进行理论解密。

通过设法避免为了明确结果而轻率处理事情的困难，阿多诺重新开始了。他以一个“更为温和的”问题——“为什么我返回了?”——来诉诸他对德国性的私人观察。难民返回一个曾经屠杀了数百万人并差点杀死他的国家也说明，它必定有着什么独特的吸引力。阿多诺立即描述了这一点。对影响他决定的社会条件的重新反思暗示，他可能正是“认同了所熟悉的东西”。另外，他对离开前的主导权力的反对使得海外整合变得同样困难，而灾难则使得返回以及同它的重现做斗争成为势在必行。这使阿多诺小心提防对由他的观察所提出的德国特殊性观念的赞同。然而，回到经验的层面上，阿多诺承认，德国对“保持微笑”的美国态度的抵制把德国文化区别出来。与此同时，他邀请读者们批判性地反思这一社会维度：美国的“人生观”掩饰了资本主义社会充满威胁的矛盾——但是对于一种纯粹智性文化的信念也这样做了。德国的智性文化和美国的“冰箱”“文化”之间的区分很可能是不公平的（CM209-210）。

与这种理论的断言相反，对私人观察的经验领域的求助产生了关于德国文化特质的另一种建议。如前所述，阿多诺视之为一个重要观察的是，在美国，与在德国相反，他的文稿所得到的编辑达到了难以辨认的程度。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审查这个观察并没有使得阿多诺对它展开争论。他推测，德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相比的“经济落后”，为知识界留下了一个例外的“庇护所”，在那里知识界可以暂时躲避整合和商品化（CM210-211）。①

在阿多诺1969年的文章“空闲时间”中，理论的社会分析同样地彰显了自身。这篇收录于《标题词》中的文章继续了他在文化工业上的工作。阿多诺从日常细节的私人观察出发。他发现“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我没有业余爱好，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工作狂……”阅读和音乐是“我的经验”所“不可或缺的”，但却并不服从“业余爱好”这个标签。“相反地，我的工作，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以及大学教学，……对于我来说是如此地充满喜悦，以至于我不能够把它表达为……对空闲时间的反对。”仅仅从他对问题的知觉来判断，阿多诺并没有看到工作和闲暇之间的不同。不过，他承认这样的知觉是不值得信赖的，并呼吁对造成它们的条件进行反思。只有对于获授这种少有的相对专业自主权的人来说，工作和空闲时间之间的差别才会瓦解。大多数依赖于打一份工而不管其内容的人会有另一种看法（CM168-169）。

阿多诺后来转到工作和空闲时间之间的经验不同。与夏天对某人苍白的皮肤感到惊讶的同事们所提的问题“你没有度过假吗?”相似，“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听起来像是人们必须有一个业余爱好的指令。此外，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生产不应该被游戏搅乱那样，人们同意闲暇不应当需要任何令人回想起工作的努力。对这些观察的理论解码最初支持隐含的区别，尽管与同事们如何知觉它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的“功能系统”中，工作和闲暇之间的分离证明了一种普遍的渴望，即渴望逃避每日的无聊和老套（CM168-170）。在个人于超出其控制的条件下日日工作的地方，“空闲时间”意指从其中摆脱出来的一段时间（CM167）。

在进一步的反思之后，闲暇和工作之间的差别再次瓦解了，不过，阿多诺这里所给出的理论视角并没有保持对它们的统一的充满喜悦的知觉，而他是从它开始的。闲暇产品是商品，由与统治工作相同的交换法则和利润法则所统治（CM169-171）。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典型不仅在于劳动的物化及其作为商品的产品（CM169），而且在于人们把它们当作工作之余的事物：“在仅仅以黝黑色为目的的日光浴中……商品的物神性质俘获了人们……商品对于他们来说变成了物神”（CM170）。许多业余活动尽管是多余的和缺乏创造性的，但却以真正的自发性为借口来游戏，它们抚慰着人们的一种认识，即他们的生产能力是受到束缚的，他们改变“僵化关系”的能力是有限的（CM172—173）。实际上，闲暇作为放松和体育运动是通过休息和通过提高健康及团队技能来再生产出劳动力：闲暇与工作日是融在一起的（CM169-170，173—174）。①

若要对阿多诺理论分析中的论证进行充分说明，就需要对两个文本展开更为详细的讨论。我的目标是对那些阐明他努力审查经验资料的段落进行提炼，他那里的审查着眼于经验资料的社会维度以及它们对交换社会所做的表达。阿多诺坚持不懈地考察，在何种程度上事实重构仅仅是观察的社会条件的结果以及现象本身如何由社会所刻画。这种运作一次又一次像闪电那样“打击”这些维度隐于其中的材料，并且使事实材料对忠实表达现实的主张蒸发掉。

2。互惠性和否定性

在阅读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时，克拉考尔写信给他的朋友说：

真的，泰迪……当我发现某个解释是片面的或者它看起来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能令我满意时，紧随其后的一个段落对你一开始的立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就……好像你已经回头看过了我，或者甚至看透了我，笑对我的顾虑，并把思想的下一个部件拿给我，一种已经预料到并且多半还取代了我想要对你说的东西的思想。（A&K456）

克拉考尔表达了一个社会学—方法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他的表述所显示的要更为严重。该问题在阿多诺的《批判的模式》中清晰可见。他对材料的社会维度的反思给出了一些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各个现象，这种看待发生在这些现象的社会中介之中以及对交换社会的瞥视之中。例如，阿多诺有关“德国性”的争论处理了智性社会化，“空闲时间”则提出了物化和商品化。不过，理论的考察并没有提供答案。在回答“何为德国人?”这个问题时，这是一种政治观点。一个假定的事实是认为存在着一种正在等着描述的德国特性，而阿多诺表示甚至这个事实也是可疑的，并借此使他的回答转而明确反对那种提出该问题的分类上的同一性思维。阿多诺的不断修正的陈述传达了一种进退两难，即在不透明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因而还有单一的社会化现象——抵制完全的译解和决定。阿多诺警告说，他的文章是不连续的，因为现实是断裂的。它们的“洞见”不仅“确认”和“增加”它们自身，而且还使它们自身相对化并“限制（eins）它们自身”（NLI16）。无论事实还是理论都不是结论性的，调查必须继续。这需要重新处理经验观察，而经验观察的受社会限制的材料反过来不可避免地面对理论审查，这两极进入一种互惠的关系之中。鉴于阿多诺的美国社会学主要意指这样的互惠性，这里的文本实现了它。

为了举例说明这一点，“何为德国人?”由以开始的是，根据那些遍布于观察主体的隐蔽社会条件来推翻一种经验暗示，即德国智性文化是唯一的。阿多诺回到了他的同胞们的智性成就的经验维度，这种回到挑战了那种反思。他根据它们的潜在社会维度对这些成就所做的考察是非结论性的，在一个方面上确认了德国文化的唯一性，在另外两个方面上又否认了它。该调查在经验的层面上继续，在这个层面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明显事实破坏了对德国唯一性的理论否认。然而，阿多诺的反思再一次表现为非结论性的，它们从一个角度来提出德国唯一性，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质问它。带着心中一个更为狭义的问题，调查得以继续，而阿多诺则回到了经验的层面。他在那里似乎是在观察德国的唯一性，但观察的社会内容的透露又推翻了它。另一种经验观察再次挑战了对德国唯一性的理论否认，而重新反思则否定了那种观察。令人费解并且与后面的否定相反的是，与德国智**的经验现实的重新面对显出了它的独特性，就像阿多诺后来的解释所做的那样。

尽管在阿多诺后期社会学文本中他的文章已经保证放弃了“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的“理想”（NLI13），但是理论仍然有规则地显得对经验有决定权。“何为德国人?”和“空闲时间”不断在两种节奏元素之间转换，但是经验的段落常常又短又急促，而分析的段落则又长又详尽。可是，意义重大并与阿多诺美国文本形成对比的是，较长的反思会有规则地抵达一个突然的停止。阿多诺认为毫无疑问的是，由社会所中介的现象是无法完全得到解码的。他看待材料的社会维度的理论视角通常甚至是彼此冲突的，比如，同时确认又否认一种由社会所决定的德国文化唯一性。理论陈述孤立地看好像是结论性的。正是因为这适用于一些几乎不可调和的陈述，所以反思以突出彼此的非结论性而告终。相应地，调查总是在继续，它在经验层面上追问相同的问题。例如，在阿多诺通过“何为德国人?”不彻底地公开承认他的反思的“模棱两可”的地方，他立即带着他的更为“温和的问题”回到“德国性”的经验问题。在两个文本中，观察偶尔也挑战理论的陈述，尽管观察反过来又总是碰到理论的审查——通常是碰到对那些并不令人感到满意而又被迫重新处理经验的分析的审查。如果它们的文本节奏被加以扩大，那么阿多诺的模式就阐明了他的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中的一种倾向，即倾向于把经验层面和理论层面彼此互惠地联系起来。

没有注意到以下情况就嘲弄阿多诺未能控制这些缺陷是目光短浅的，即没有注意到它们与他关于社会学分析的社会条件限制的方法论争论是一致的。①阿多诺不断证明他没有从经验和理论上把握住社会现实，这当然就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关涉到作为对交换社会的考察的社会学的可行性。然而，部分地出于这个理由，社会学分析仍然是意义重大的。调查提供了看待交换社会及其单一现象的不同的——然而是有问题的——视角，与此同时，否定也一直在透露非同一性：一方面是社会化主体对社会现实的事实构想和理论构想，另一方面是社会现实本身。在他批判模式的反思节奏中，人们可以听到阿多诺社会学的非同一性思维的回响。根据阿多诺的看法，随后对社会现实反抗社会学探究的承认——这种反抗对社会学的经验事实、研究现象和理论程序实施中介——构建了一种方法论的以及实质性社会学的洞见。

3。密集的经验

《最低限度的道德》包含了对这里所探讨的在分析中运作的思维进程的一种贴切描述。思想不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一种散漫进展”，但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洞见”。“毋宁说，人们在一个偏见的网络中去认知直觉、神经支配、自我修正、假设、夸张”:它们形成了主体的“密集的……经验”（MM80）。阿多诺《社会学著作》里的一个段落提及了经验和理论在社会学思想进程中的互惠性，它具体说道：“只有幻想和资质为了事实所做的一种结合才能达到经验的理想，这种结合在理论上是难以预料的。”（SSI，185—186）

尽管它们都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对于经验的社会学资料的理论处理加强了对交换社会的经验，因为它提供了看待交换社会的不同视角。可能不太明显但却耐人寻味的是，否定产生了社会经验的一个更深维度。在所援引的研究中，反思无情地推翻了经验材料，强调事实重构并没有值得信赖地表达它们宣称正在表达的现实。反思这么做凭借的是再三指出材料承担着一种无法直接接近的社会维度。理论考察也没有得出结论，社会以及它所中介的现象甚至对于理论来说也并非完全可接近的。这在某种文本中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文本不断地经历突然的停止、骤然的断裂和预料不到的方向改变，而不是依靠解决有分歧的难题而安定下来。阿多诺传达了对于一种社会整体的经验，这种社会整体尽管决定了所有的思想和个别的现象，但是却作为一个晦涩的实例与人对峙。否定产生了——并在书面上表达了①——对异化的经验，对一个如此僵化以至于作为不妥协的本质降临到个人身上的社会的经验。阿多诺曾经在另外语境中谈及本雅明的东西可适用于他自己这里的反思：他“如此切近地查看一切客体，直到它们变得陌生并且作为陌生者泄露它们的秘密”（VSI169）。“通过彻底的异化，社会关系呈现为盲目的第二自然，它是”——在这里阿多诺反过来采用了本雅明的一个意象——“神话景象所曾是的东西，不可企及之物和无法接近之物凝结成了它的讽喻意象”（NLI179）。

本节所考察的几个文本只是部分成功地实现了这个分析目的。在“空闲时间”（CM174—175，另见IS152—153）中，阿多诺提出了由一项研究调查所建立起来的资料解释，即调查人们对贵族婚礼的媒体再现的反应。与文化工业“完全统治”意识并鼓励“个人化”的期待相反，它显示——在他们的思想中——个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逃脱了控制，并且离开了传统的无批判的思维模式。这表明了一种可能性，即人类也许可以带来更为宽广的社会变革。①但在其他方面，与第一章所援引的文本并无不同的是，这里集中讨论的模式倾向于将维系社会的个人描绘为他们仿佛是被客观力量强迫这样做的。请回想一下阿多诺关于体育运动的讨论，即体育运动是为了生产进程来训练它的毫无戒心的参与者的。在“何为德国人?”中，阿多诺提到了读解该问题的社会条件的历史起源。然而总的来说，社会的历史可变性以影射的、抽象的方式或者通过否定社会的外表的方式而被标示为一种不变的客体。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重申，社会已经发展出了“不可避免并因而是合法的外观”。他坚持认为，有可能“看透”这种“总体社会”并指出它的“辩解”实际上是怎样地乏味。但是，他关于理论何以可能处理这项任务的建议是典型的简要的：它要求“总体条件的相面术和扩展个人资料的相面术”以及“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分析”（ND265）。实现它们自身目标之一——即把社会现实更为明确和具体地译解为由人类所产生和维系的一种历史的、可变的语境——的困难正在成为阿多诺交换社会的社会学分析的一个持久问题。

奥斯维特拷问了后现代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即把社会的概念当作过时的东西打发掉。他为一种“温和的社会观念”（2006:108）进行辩护，“社会是社会交往即结构性语境中的个人活动的产物”（2006:95），它是包括材料和认知实践在内的“活动的条件和连续再生产的结果”。这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定义”（2006:91）。它考虑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的观念，如果说“它们令人满意地阐释了……可观察的社会生活现

象”的话（2006:87）。奥斯维特（2006:86）的资源之一是阿多诺的社会概念。根据奥斯维特（2006:82-83）的看法，阿多诺无须“贬低……个人”便唤起了一种“不可知觉但却……决定着具体人类活动的……真实结构”，同时他还强调了“思想和现实的相互渗透”。通过把阿多诺的社会概念与唯心主义模式以及现实主义模式联系起来，奥斯维特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角度来看待阿多诺的概念以及它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潜在意义。

也许可以插入说一下的是，对于阿多诺社会学的连续的至关重要性的论证（不包括对它最有问题的成分的批评）最终认为，如果他的社会学工作——当然系于对资本主义交换社会的调查计划——被详细揭露出来的话，那么它将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阿多诺把资本主义社会设想为一个限制个人然而又是仅仅由个人再生产出来的结构，这个设想绝不是温和的，而是中介了两个极端。奥斯维特（2006:85）正确地指出，阿多诺“辩证的社会理论”试图“公平对待……矛盾的契机”。包含矛盾的观念反过来构成了界定社会现实的企图的麻烦资源。正如我在前面以及第一章所强调的，虽然阿多诺从理论上调查了支持经验现象的社会结构和机制，但同时存在的穷尽性或结论性阐释的努力却遇到了巨大的障碍。阿多诺关于无所不在但却始终难以捉摸的资本主义整体的社会学的主要贡献——或者说挑战——之一，看起来就是他证明了社会学家们在他们努力界定当代社会并阐释特定现象时所面临的困难。

有些学者意识到了阿多诺社会学所遭遇的两难困境，他们也许会把这些两难困境看作否认阿多诺社会学具有当代意义的理由。霍耐特（1991:61一62）强调，批判理论不能够“在经验上得到控制”。经验社会科学被当作一门“辅助学科”。然而，理论与此同时却采取了“否定论的转向”:它被“拒绝了……任何实证知识的主张”并且接受了“概念思维的一种自我批判的功能”。霍耐特宣称，阿多诺坚持《启蒙辩证法》所发展出来的历史—哲学论题。这些论题使得他把两样东西联系在了一起，一样是全部的经验科学和理论科学，另一样是文明的工具合理性对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控制与暴力统治，并因此使得他反对经验的以及肯定的理论知识。人们也许会进而得出结论说，阿多诺社会学的方法论僵局证明他的社会学工作没有能力对目前该学科中的辩论进行发言，而之所以造成这些僵局完全在于教条式地坚持20世纪上半叶所写的那些有待商榷的定理。

霍耐特对阿多诺社会学中方法论僵局的描绘，尤其是认为其原因在于阿多诺坚持有关科学的工具合理性的论题的想法，是过分狭隘的。本章对这些僵局的重新陈述是：从阿多诺的社会学观点出发，观察和资料是不值得信赖的，并且容易受到理论的译解。而理论分析又总是不完善的、非结论的，甚至经常是矛盾的，因此要接受进一步的审查。正如我试图论证的，阿多诺把事实归结到理论审查，而把理论断言归结到进一步的考察，这样的归结主要是建立在对某些障碍的探究的基础上的，当前的社会条件为经验的和理论的社会学研究制造了这些障碍。这对于判断阿多诺社会学的持续相关性而言具有某些暗示作用。如果人们跟随霍耐特，那么只需要在一种狂暴的工具理性的概念下驳斥阿多诺的据称对所有科学思维进行顽固分类，就足以推翻阿多诺对经验和理论研究所做的批判，并使当代社会科学免于对它的任何进一步的关注。如果人们跟随我所提出的解读，那么若要平息阿多诺向今天那些从事经验和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家们发出的警告，就要求社会学家们去证明他所强调的由社会造成的社会—科学问题并不存在——或者去解决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