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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第1页）

二、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

并非直接明了的是，前面的方法论考察如何转化为社会研究的实践。对阿多诺社会学的理论维度的更好把握取决于一种理解，即理解理论分析在他的特定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调查中的运作。阿多诺的一些作品阐明了这种运作。接下来的两节将分别引用1938年到1953年的著作以及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著作。这个区别主要不是由时间顺序引起的，而是反映了理论分析在两个文本中表现自身的不同方式。

（一）对大众文化的反思

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阿多诺的美国社会学从各种经验来源中汲取材料。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阿多诺认为这样的事实重构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它们掩盖了它们的社会维度。下面的段落将阐明他相应地做出的识别社会学材料的社会维度的努力，这种努力所借助的是那些贯穿在他的交换社会理论中的概念。通过揭示材料所掩盖的东西，理论不仅提出了看待社会生活的新视角，而且推翻了事实的这样一种主张，即主张成为现实的正确表达。

1。无线电广播的理论化

阿多诺对拉扎斯菲尔德20世纪30年代无线电广播研究的参与使他理论分析的旨趣对他社会学的影响变得突出了。就拉扎斯菲尔德的标准而言，阿多诺“简直是太过于理论性了”（杰内曼，2007:18），这个事实看起来为两位流亡者之间众所周知的摩擦贡献了重要的意义。阿多诺围绕音乐一社会学问题精心制作了理论框架（1991a:29—60），并打算把它们用在该计划的无线电广播和听者反应的调查中（CM218）。拉扎斯菲尔德（1941:2-8）则信奉“行政研究”，这牵涉到有关哪些类型的听众——考虑到某些属性、禀性、习惯、环境，等等——消费不同的媒体及其内容的经验研究。行政研究也试图观察媒体内容是如何得到接受的：广播节目是受人喜爱的还是令人讨厌的，它们如何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理解和回应，或者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研究经常应机构的要求得到实施，而这些机构试图用广播、报纸或者其他媒体来影响公众。尽管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欧洲实证主义者”，但是拉扎斯菲尔德（1941:14—16;1968:271，322—326）也同情霍克海默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旨趣。他盼望批判社会学和行政社会学之间的合作，特别是阿多诺的理论工作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合作，并希望概念的框架能够有助于收集和阐明资料。阿多诺发现，他将为之做出贡献的社会学从而把理论仅仅当作一个“补充的”角色，并且一旦获得资料就废弃理论。他不能够同意这一点（CM223，227-228，另见477）。阿多诺的目标是对事实材料进行一种批判的理论考察，而不是对事实材料的收集和澄清进行概念的指导。①

阿多诺的“无线电广播相面术”开始充实这个见解。阿多诺认为，广播音乐和听者反应都是由社会所中介的。广播音乐是一种商品：作曲的标准化（1941:17—24;1945:210—212，216-217）、反复的“广告宣传”（1941:27一32）以及无线电广播技术（1938:23—24，28;1945:209;1979）对音乐的冲击必须联系社会上盛行的交换法则来加以理解。这与阿多诺的生产力受制于生产关系（另见60—61）的信念是相一致的。他补充说道，标准化的、不停地进行广告宣传的、商品化的音乐遇到了完全的承认、自动的反应和“商品的聆听”。例如，夸张地迷恋贵重无价的乐器以及将兴趣集中于一系列有味道的乐段，而不是在精神上主动地经验那些得到整合的艺术整体（1941:21一24，32—37;1945:211-215）。收集关于听者的经验材料的社会学家们必须同时拷问，“在多大的程度上……受试者的主观反应是……自发的和直接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后面还有传播机制和机构的暗示力量……听者所面对的媒体和材料的客观含义——以及最终广泛地支配一切直至社会整体的社会结构”（CM220）。

“肤浅的资料的处理”是不能够揭示它们背后的“动力”的（110）。只有材料的理论分析才使得社会学家们“对（听者）的理解胜于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理解”（1945:216，另见1938:4），并使得无线电广播胜于它所表达的事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太过于牵强附会的’……（我们的陈述）越是超越有限而直接的情境并始终把它联系于基本社会条件，它们就越是有价值的。”（103）阿多诺猜测，例如，音乐的消费促进了社会整合：流行音乐的“催眠”效果使得听者从工作日和他们不断面临的经济威胁中转移出来，空闲时间的放松意味着为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出他们的劳动能力，而自由选择的假象掩盖了消费者在社会依赖中的悲惨境遇（1941:37—39;1945:212，216）。根据阿多诺所说的标准化热门歌曲的“社会现象学”（CM226），听者的偏好乃是被训练出来的，即偏好于他们儿时环境中的音乐，主要是大调和小调相关的调性构造。工业模仿了这些音乐模式，一旦一首歌曲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它的模式就不停地被重复并成为所有热门乐曲的僵死标准。尽管歌曲的肤浅的、图式的“伪个性化”为——本来要以疲软的消费来惩罚多样性的缺乏——听者提供了他们知觉为新奇的刺激，但是它们使音乐停留在了那些得到归化的市场性的界线之中（1941:22—26）。广告——歌曲的富有魅力的呈现和重播，“伪专家”关于风格和音乐家的讲演，等等——可以进一步确保，甚至标准化的音乐一旦听到也不会忘掉（1941:27—32）。这些看待广播现象的视角大多是由对资料的隐蔽社会维度的理论考察来确立的，“坚持事实”是“虚幻的”（104-105）。①

2。分析法西斯主义

1943年，与拉扎斯菲尔德分道扬镳之后，阿多诺仍然在研究广播材料，但是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马丁·路德·托马斯演说的内容分析。该研究是阿多诺对当时政治的反应的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托马斯“试图发起一个架构于宗教、定位于政治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基督教美国十字军’”（卡瓦雷托，2007:133）。正如以下两个例子所说明的，托马斯的计划也体现了阿多诺的努力，即努力从理论上穿透不值得信赖的事实表面，并着眼于典型的反应和潜在的社会维度来审查修辞学的刺激（参见CM237）。①

该研究的第一部分调查了托马斯对自我刻画的诉诸，例如，他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伟大的小人物”，强大高贵但却贫穷渺小。阿多诺联系资本主义中的听者心理探讨了这个形象的迷惑力。听者被不名一文的伟大人物所吸引，因为在依赖和异化的痛苦条件中，在人们认为他们自己任凭“庞大盲目的经济力量”摆布的地方，听到甚至高贵的人物也面临经济的不安全后便减少了他们自己的惭愧。演说者对现金的诉诸进一步使个人感到满意，因为他们想象着，不管他们的情况如何紧急，他们也能够支持某位有着重要意义的人物。在伟大和渺小相一致的假象下，甚至穷人也感到“得到了提高”（GS9。128-33）。

阿多诺在后来的年月里多次回到“伟大的小人物”的形象，每次带着一个略微有些不同的分析重点。1949年的一次指出，做出一副友好邻人姿态的煽动者利用人们的一种欲求，即在一个“技术化和专业化瓦解”人际关系的工业化社会中欲求“真正的关系”（VSI283—284）。1951年的一个更为精致的研究以弗洛伊德的术语重新配置了问题。既然在当前条件下主体不能够满足其“自我需求”，那么自恋之爱就是岌岌可危的。这触发了一种力比多位移：它不再是自我，也不是自我理想，而是理想化的领袖，这个领袖接受了大部分原来滋养自爱的能量。①“伟大的小人物”吸收了这种能量：他的假定的高贵使他变得惹人喜爱而无挫折失意；他与他的渺小听者们的表面相似允许他们把他们的自爱余痕同他们对他的爱调和起来（SSI419一421）。听者中的同一化随后建立起了一个追随的群体（SSI417）。领袖的追随者们彼此等同，这种等同的基础是一起将他们的自我理想置换为相同的领袖形象（SSI419，弗洛伊德，1955:107-108，116）。

在有关托马斯研究的另一个段落，阿多诺对批判分析的追求超越了社会学的方法论维度和实质性维度。阿多诺（GS9。1114—115，另见SSI401）强调说，托马斯几乎专门展示“不透明的、孤零零的……事实形象”。煽动者知道，如果他从事“合乎逻辑的、前后连贯的、协调一致的思考”，即“自主的逻辑进程”，那么他就不仅为“那些（他）想要攻击的人”提供挑战他的基础，而且还公然反对他所展示的不连贯的、“不相干的……事实”，与此同时，他就有破坏他的神示预言的危险。阿多诺不是暗示对于事实材料的理论审查是一个纯粹社会学—方法论的问题，而是暗示他的读者们要反思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所吸收的无论什么资料。对经验直接性的批判审查支持人们在政治上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宣传。②阿多诺这位1943年的受迫害者并不奢望去怀疑这种抵抗的必要性。

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也指导着阿多诺对《权威主义人格》研究的参与。在对人格倾向以及相应“附送项目”的决定上——恰恰就是实施经验研究的前提条件——研究者们考察了现存资料以及理论工作（CM234）。例如，有一种贯穿着心理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想法认为，表达“迷信”的项目反映了一个软弱的自我，这个自我已经放弃介入压倒性条件并将责任转向“超越个人控制的外部力量”（AP236）。不过，甚至《权威主义人格》千辛万苦确立起来的资料也无法被当作现实的表达来加以信赖。只有理论解释才能够接近材料隐蔽的心理学维度和社会维度。“打算作为一项经验调查”的研究，阿多诺（SoI185）回顾道，最终由于其强烈的思辨倾向而与经验研究的规则相冲突。对于阿多诺来说，正是对隐蔽的心理学事实维度的理论突袭使得该计划变得更为丰富了，亦即较之局限于经验程序和材料的努力而言，社会一心理学和社会学洞见变得更为丰富了。

“《权威主义人格》的解释，”雅霍达（1954:12）强调说，“是根据心理分析的理论来展开的。”特纳（2002:155—158）认为，阿多诺把应答者态度模式底下的历史—材料条件仅仅当作背景，而不是批判性地分析它们。鲍曼（Bauman，2000:152—153）表明了一种相似的看法。事实上，该研究的作者们反复警告说，他们的人格探究只是产生对社会现实的有限见识（AP608，661，972—976）。①然而，对这个社会学讨论有重大意义的是，在好些段落里阿多诺的确试图译解资料的社会维度。他坚持认为，反犹主义的偏见，包括“好犹太人坏犹太人”的区分（AP622-627），与犹太人的特征无关（AP609）。刻板是“在异化世界中进行虚假定位的一种手段”（AP622，另见608）。当代资本主义的不透明性藐视人们的批判—分析审查，并培养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无知愚昧和缺乏兴趣（AP658-663;另见布克-莫尔斯，1977:183—184）。个人靠着误导性的智性罗盘来处理他们的困惑，这样的罗盘也包括政治上的成见（AP662—669），对官僚主义者的种种弊病进行谴责（AP693-695）或者把不切实际的权力等级归于政客（AP669—671）。②后面的这个“人格化”问题，作为把社会关系和条件“的抽象费解的特征转译”“为……活的经验”的一种主观策略，频繁地重现于阿多诺后期的社会学工作之中（SSI188，另见CM63，OL426，PETG59-61）。《权威主义人格》的主要社会学发现之一可以做这样的概括：“社会进程的客观化，它们对内在的超个人法则的服从，看起来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一种智性异化。这种异化被个人经验为方位迷失，并伴随着害怕与不确定……刻板症和个人化则可以被理解为克服这种不安状态的策略。”（AP618）阿多诺补充说，“无数现代生活现象的工业标准化”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墨守成规的思想”今天如此之常见（AP665）。在这里，社会的准自主运作，社会的僵化、异化和商品交换的均质化力量突显出来并成为应答者态度的条件。这与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第一章已经有所概述，而且下

面的第四章还将重提——是相一致的，即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产生困惑和害怕的凝固的、异化的总体性，当作一种使思想适应于同一性原则的交换关系的包容语境。作者们得出结论说，潜在法西斯主义人格的转化取决于“改变……总体的社会组织”（AP975）。

3。得到审查的星星

1952年到1953年，阿多诺为加利福尼亚哈克基金会工作。该基金会有着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临床兴趣，对此，阿多诺试图“从社会学上来……加以强调”（GS9。211）。阿多诺的主要成果便是前面提及的占星术的定性内容分析，它集中于“右翼”《洛杉矶时报》星象专栏（SDE56）。与早期研究一样，阿多诺的文本解释运用心理分析和社会学的概念——包括他有关文化工业（DE94-136）和神秘主义（SDE172—180）的理论——来处理资料隐蔽的社会维度。

段落摘选可以说明这一点。①阿多诺承认，尽管专栏的星宿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非理性的，但是人们对它的“敏感性”却“借助某些社会和心理学条件而保持清醒”（SDE49）。盲目再生产的、物化的、固化的资本主义整体产生了一种经验，即一种把社会当作变幻莫测的、令人生畏的命运的经验。解读占星术可以平息这种经验。宿命的社会系统向星星的投射为它提供了“更高的……尊严和辩护”，而“那种认为星象如果得到正确解读就会给出某种建议的观念减轻了……对社会进程的冷酷无情的害怕”（SDE57-58）。自恋者尤其为此感到兴奋，“对于他来说，占星术就像其他非理性信条如种族主义那样提供了一条捷径，而提供捷径的手段就是，把复杂的东西放入一个方便的公式中并给出……某种令人愉快的满足感，即感到……被排除出教育特权的人仍然属于少数……‘知情者’之列”（SDE61）。

“一种超人的结构所承诺的……帮助”也改善了人们的悲惨境遇，这些人“依赖于社会，他们发现自己始终处于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的情境之中”（SDE74）。专栏的“抚慰人心的暗示……向读者再次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并通过确立对诸事有益的某种巫术式信心来克服他的忧惧”（SDE76）。额外的满足感随着占星术的预言而到来，这预言就是，生活困境的解除完完全全地在于个人以及他对星象的观察——经常是实际的，“坠地的”（参见SDE72-73）——即关于如何对待身处世界之中的他自己的建议（SDE78-79）。占星术绝不是它乍看起来的那种没有危害的偏差：由于为现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占星术专栏鼓励读者们去适应和整合现状。

阿多诺对一系列更深项目的隐蔽社会维度的理论分析揭示出，提升齐一性构成了占星术的“总规则”（SDE80）。专栏的时间维度尤为有效。交换社会要求个人既作为工人又作为消费者来运转。占星术为它的读者们提供了一种二相性的指导——据称适应于一种宇宙节奏——即指导他们与这些二律背反相调和。工作任务，特别是假定必要却又无谓的琐事，抵偿快乐被分配在上午；游戏和快乐奖励工作被分配在下午。读者们欣然把这种定位策略当作一种自然参照点来加以接受。他们对交换的履行是得到担保的：上午下午的计划既没有让生产损害消费，也没有让消费离开生产的毫无意义的如同机器般的运作（SDE89-101）。

不过，在更为细致的审查之下，各种幸福模式的公式化的星宿处方只允许快乐“服务于……某种自我提升……的隐秘目的”（SDE101）。快活的外表有助于被视作成功的；参加聚会、狂欢和旅行会扩大人们的网络；接受邀请（不论你是否喜欢它）可以保持人们的地位；甚至风流韵事也能推动人们的事业。正如赫胥黎小说中官能的**使个人落入《美丽新世界》的机构陷阱那样（SDE102-103），娱乐尽管是一项下午的活动，但却服务于上午的劳动，并把主体同社会的生产主义命令统一起来。

这些段落表明，阿多诺对社会学材料能透露它的社会维度以及他的诸般努力感到怀疑，这里所说的努力是指借助他有关交换社会最重要方面——固化、异化、依赖、整合、交换原则（SDE153-166）——的理论把资料当作社会趋向的征候来加以审查。通过阐明材料所隐藏的东西，这些理论分析坚持不懈地动摇了它的认知价值。在他研究的最后部分，阿多诺说道：“正如哲学经验主义的信徒们看起来比思辨思想家们更容易受到有组织的次要迷信的影响，那种教导心灵绝对服从给定资料即‘事实’的极端经验主义，并没有由以把可能和不可能区分开来的诸如理性观念这样的原则。”一种“常常不再能够抵制神话**”（SDE158）的“心态”得到了发展。阿多诺把两样东西联系在了一起，一样是社会研究者对经验资料的信任，被认为是一种对掩盖其社会维度的事实重构的不加批判的相信；另一样是根据星宿“事实”而来的对世界的迷信观点，阿多诺也将其描述为粉饰性的社会趋势。他在美国的社会学工作因而是以一种极具挑衅意味的呼吁而结束的，即呼吁不要相信受社会限制的社会学资料，并且要从理论上来考察它们。

“坠地之星”的理论维度强调了为什么“内容分析”就阿多诺对文本的社会学处理而言并非用词不当。他对文件的经验处理看起来与话语分析的程序关系更为紧密。话语分析者们强调，语言不是纯粹的副现象，而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吉尔，2000:174—175）。阿多诺同意地说，甚至占星术著作也履行了重要的心理学职能和社会职能。不过，话语分析者们倾向于否认文本能够成为“一条通向某种其他现实的途径”（吉尔，2000:175）。他们坚持研究“文本本身”（吉尔，2000:177）。相反地，内容分析者们则不仅把文本当作对社会世界的影响，而且同时把文本当作流行的“世界观、价值、态度、意见、偏见和陈规”的一种“表达媒介”（鲍尔，2000:133—134）。内容分析意味着通过文本来分析这些语境。阿多诺把占星术文献当作商品资本主义的智性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一种表达。文本的社会学分析涉及对这些条件的确定，这些条件尽管是由包括说和写在内的人类活动所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但是它们运作起来却仿佛是独立的。社会条件反过来塑造了这些人类活动。

4。结果还是互惠?

阿多诺警告说，面对不服从译解的资本主义条件，理论的主张必须细心地加以查看。通过着手处理材料的社会维度，理论分析不仅动摇了材料，而且为看待社会所中介的现象以及交换社会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是，这些视角很少穷尽质料并且常常抵制和解。理论并没有达到对社会现象的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者确定无疑的解密。它们的调查必须继续。这意味着实施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并处理新的材料，这反过来要求理论的审查。理论和观察进入一种互惠的关系之中。

在阿多诺的美国社会学中识别这条轨迹是困难的。他的解释似乎是在主张一种没有根据的明晰度，它对他的方法论工作所提出的理论社会学分析的问题进行粉饰。看起来阿多诺的解释无情地批判了社会学的材料，而没有随后进入与新资料的一种互惠关系之中。他根据他所确立的分析框架或新的观念来译解新材料。但是有些情况看起来很少，即他在着手再处理新资料前从根本上挑战他的理论断言。他的理论断言读起来像是关于想象的陈述，即以交换社会的理论为形式对材料的最终真理所做的表达。在托马斯研究中，心理分析理论，特别是社会理论当然“优先”于材料（卡瓦雷托，2007:164—165）。阿多诺的无线电广播著作甚至包括一张有关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公理”清单（1945:210—211）。阿多诺没有授予理论断言以结论的地位吗?这也许关系到一种他感到（CM242）过高评价经验材料而把理论贬低为可予驳斥的假设的美国科学环境。

这个问题要求一种小心谨慎的批判回应。阿多诺否认他的分析已经得出了结论，并陈述了联系所有得到讨论的研究继续进行调查的要求。无线电广播著作被描述为进一步经验探究的“模式”。新材料也许能“改正”——他借此想说的看起来更像是“改善”而非“证伪”——“定理”（CM227）。因此，阿多诺至少打算坚守他对拉扎斯菲尔德的宣告（A&。H2427），即“辩证的方法”将保持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一种互惠的关系”——一种“相互依赖”（1938:i）、“相互交织”（1938:6）或者“相互作用”（446）。阿多诺的妻子说道，托马斯研究也从未被看作穷尽的或者结论性的。我提及阿多诺多年来所坚持的看待“伟大的小人物”的不同理论视角。他也许否认它们可以达到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格蕾特尔·阿多诺（GretelAdorno）继续说道，阿多诺把对托马斯文稿的研究理解为《权威主义人格》的一种基于文本的对应物（A&H4758），它在对主体的新的经验探究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调查。作者们告诫说，《权威主义人格》的理论考察也不应该被读作为结论——即使它们显得明白清晰——而是应该被读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假设”（AP604）。对于邦斯（1983:215）来说，它们不是“结果”，而是“解释的‘开放’提供（Iioe）”:“不确定的和初步的”，但却能够给出新的“视角”。“坠地之星”也许可以被解读为根据新的即文本的资料[参见克鲁克（Crook）在SDE13-24]①对某些理论观念所做的调查，这些理论观念贯穿于阿多诺早期有关法西斯主义和刻板症的研究中。占星术篇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必须被看作试验性的”，它们等

待着更多的经验材料，特别是有关读者的经验材料（SDE54）。①如果考虑到阿多诺否认他的理论断言是最终的并且是计划实施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那么认为他打算使那些断言成为结论的分析就是错误的，这与他的方法论警告是不相容的，该警告所指向的是对交换社会并且在交换社会之中所做理论反思的不稳定性。尽管如此，阿多诺美国社会学中的许多理论陈述听起来像是结论性的，因为它们道明了他看待由社会所中介的现象的视角，道明了他看待社会整体的视角。这看起来部分地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坚持根据新资料来重新考察理论问题的计划大多一直没有得到实现。作为结果，对阿多诺作品这一部分的某些批评就很难不予理会了。威特金（2003:117）抱怨说，阿多诺的无线电广播研究最终主要是“阐明了他的理论”。②凯尔纳（2002:99-103）认为，阿多诺没有从文化工业的外部来考察对立的亚文化，而亚文化表达了对齐一性的反抗，这就使他对流行音乐的理论解释变得很片面。在海曼和希茨利看来（1954:102），阿多诺在《权威主义人格》中的分析章节使“判断”免除了“科学的约束”，并且使理论“诊断”横行“泛滥”。克鲁克（SDE25-28）拷问了阿多诺有关听者和读者反映的陈述的价值，因为它们建基于对无线电广播演说和占星术文献的研究，而不是对听者和读者的研究，③并且指出，阿多诺由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过度依赖而忽视了那些反应的性别维度。

如果在某种社会学中理论是非结论性的并且需要重新面对资料，而资料又总是有限的并且服从重新而来的理论批判，那么这种社会学是难以提供肯定的结果的。尽管阿多诺的有些美国社会学著作读起来好像理论并没有面临这些困难，但是对否定的偶尔强调是显而易见的。阿多诺告诫说，他的无线电广播研究“理论上是一种实验”（1938:2）。一些媒体分析者通过宣称广播把高雅文化带给更多的人来回答广播、音乐和听者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1979:110—113）。阿多诺的“广播交响乐”并没有带来全面的可供选择的结果。他具体说明的一点是，无线电广播——以及“令人作呕的”（1972:128）重复——改变了交响乐及其接受方式。这主要使阿多诺能够挑战一个结论和拷问一种权力，挑战的结论是无线电广播可以作为一种适当的手段来培养对原创作品的有意识的经验，拷问的权力是听者反应的经验记录可以对该结论加以巩固（1979:112，135—139）。《广播音乐的社会批判》（ASocialusic）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一条对行政研究的竞争性的进路。行政研究根据有关听者响应刺激的资料回答了诸如“广播如何能够把好音乐带给众人”这样的问题。阿多诺避免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无线电广播侵害了“好音乐”，并且既然在音乐被商品化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那些被社会化为商品聆听的大众不能够真正地经验“好音乐”（1945:208—211），那么达到所述目的的可能性就的确是值得怀疑的。阿多诺解释说，他的广播著作集中于否定音乐在广播上的“不真实的形象”，集中于揭露这种“不真实性”的社会条件（CM226）。《权威主义人格》的“收获”也不在于“它的实证见识的绝对结论性”，“而首先在于对问题的设想”。它是一项“前导性的研究”，“探讨……可能性”而非给出“不可反驳的结果”（CM235）。霍克海默（1985:263）关于他的朋友的“社会学研究……对经验主义的违背毫不亚于结论性的理论”的说法或许有些片面，但是它捕获住了这项研究的某种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