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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寻找材料（第1页）

二、寻找材料

在阿多诺最早的学术作品中，他20世纪20年代（GS17-322）对事实材料的认识论研究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阿多诺早期的美学思想的确关注了经验现象，即音乐和文学，但——正如他在回顾中所诊断的那样——他反复说的是艺术中表现的心理学方面[阿多诺和贝尔格（Berg），2005:59]。与此同时，阿多诺开始接触几位社会思想家——齐美尔②、布洛赫、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回忆说，这些非常不同的思想家都决心要处理经验现实的问题。他们“这一代人……的工作摆脱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形式的观念论……并承认……所谓基本哲学问题……只有连同材料内容一起……来加以处理”（VSI195-196，另见175;NLII213）。克拉考尔（1998:32）把观察描述为一种“对观念论的合法反击”，因为观念论已经看不见“生活”了。阿多诺确信，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也是他自己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这种分析将处理由经验观察所提供的事实资料。尽管阿多诺从20世纪20年代末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一直都确信这一点，但是他关于观察应当如何获取经验材料的看法在那些岁月里还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波动的。

（一）听诊社会生活

阿多诺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次公开讲座描述了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被逻辑实证主义确立为近期以来“最为幸运的”智性发展之一。只有面对经验世界才能为哲学对现状的探究提供“材料内容和具体问题”（1977:126）。“自然—历史的问题”，例如，“不可能作为一般的结构”（INH262），“自然和……历史的（诸）观念……聚集在具体的历史真实性的周围”（INH264）。

那时候，阿多诺的社会研究依靠两种经验资源，这两种资源以不同的方式决定了他随后的社会学工作。阿多诺的“音乐内容分析”（CM220）把音乐当作社会学材料来做实验。非常著名的就是他1936年的“爵士乐的社会学解释”（CM217），它的经验维度鼓舞了克拉考尔的热情（A&。K319）。①阿多诺评论说（2002a:470—471，477—481，483—484），尽管爵士乐看起来结合了反抗的和常规的音乐成分，但是它只允许浅薄的、图式的离经叛道，这些离经叛道并没有触及常规的整体：切分音通常遵守基本节奏；像振动音这样的表现元素动摇了但从未打破呆板的声音；和声的离题（例如，“蓝调”）是无害的和公式化的；即兴创作只构成点缀，这些点缀遵循被限定的样式；甚至名家的表演也不能改变作品。阿多诺得出结论说，爵士乐作品是为了交换而严格标准化的商品，它们假定的变化只不过是掩盖了它们与市场性的一致（2002a:471—473，477—479）;爵士乐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它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束缚生产力并迫使——在社会上被生产出来的——个性同化（2002a:478-479，484-486，491）。

容易忽略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阿多诺偶尔也利用与日常生活的私人遭遇来获取经验的社会学材料。1931年的一条断片讲述了他对一位男士的观察，这位男士“失去”了他的“精神错乱”的爱人，在惋惜她并在她的信件中搜索疾病的迹象之后，这位男士被另一个女人缠住了。这不是因为他已经忘记了他的“真诚而唯一的爱”、需要消遣或者变得冷漠了，只是说，这个由逐利的交换所主宰的世界不允许他浪费机会。另一条断片的灵感来自阿多诺对咳嗽的观察。如果咳嗽听起来很重要，仿佛它在准备一次演讲而不是表明身体欠佳，那么它很可能是上层阶级成员的咳嗽。精心发出的咳嗽是一种修复健康和秩序的自我检查的形式，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无产阶级的咳嗽既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也不联系到未来，只是一种非反思的“清除肺部灰尘”的手段，“甚至我们生命的动物表达也是社会差别的痕迹”（VSII538-539）。阿多诺认为这几条对于他当时的工作来说很重要，并寻求克拉考尔的赞同（A&。K284-285）。克拉考尔《魏玛随笔》（Wei-marEssays）（1995;另见A&K223，236，286）的一系列案例研究的影响事实上是无可置疑的，这些案例研究的灵感来自对公共环境、城市内部和大众文化的细微方面的短暂观察。本雅明的影响在这里也是可以注意到的，这位“顺便的相面术士”“沉浸在……每日的经验之中”并且以“触觉上的接近”在城市中“摸索而行”（基洛赫，2002:93）。最后，阿多诺的断片反映了齐美尔“对客体的明显直觉的进路”，该进路避免了“对（方法论）的任何过多关注”（费里斯比，1981:68-69）。

（二）无线电广播计划

确实来说，对于交换社会考察中日益增长的事实材料的重要性而言，阿多诺变得越发赞同经验社会学对“自由盘旋的反思”的反对了。不过，20世纪30年代末，他在获取材料上的观点发生了改变。阿多诺开始拥护收集资料的经验方法，希望它们可以丰富他对经验的思考（A&。H2427，CM219）。①阿多诺第一次试图实施方法指导的研究是他刚刚到达美国之时。1938年到1940年，他与1933年离开奥地利的拉扎斯菲尔德在普林斯顿无线电广播研究计划上展开合作。阿多诺拷问无线电广播怎样改变了音乐的性质和接收（1979:110-111，A&。H2503-520）。他的目标是，借助已经确立起来的研究策略，对无线电广播的内容和听众的反应进行一种私人经验研究。

阿多诺持续使用这些策略的初步计划一直没有得到实现。在考察无线电广播的内容时，他专注于事实材料，例如，交响乐（1979）和流行音乐（1941）。但是阿多诺并没有运用权威认可的——尤其没有运用量的——社会研究方法。他的进路类似于他早期对爵士乐的内容分析。比如，“论流行音乐”这篇文章既考察了那些热门乐曲的和声、节奏和歌词，也考察了无线电广播广告宣传的附加因素，如“伪专家的术语”。就像阿多诺所诊断的那样，流行的无线电广播音乐是“标准化的”。它的个性特征，例如“急剧变调”或者“脏调”，只不过是浅薄的、图式的离经叛道，这样的离经叛道与严格的广告宣传机构一起保证了商业的生机（1941:17—32）。②霍亨达尔（1995:139—142）认为，这样的一些陈述表明，甚至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内容研究也充满着不充分的经验宽度和深度以避免解释的呆板性，这不同于他对自主的艺术或者瓦格纳的作品的探究。然而，到那时为止，阿多诺“对概述方法的……厌恶”看起来还没有“完全形成”（威特金，2003:117）。他对使用权威认可的方法的兴趣渐增可以由他关于获取附加材料的提议来获得文件支持，这种文件支持是通过系统的节目分类（1938:18—22）、对电台选为内容的东西的数字研究（A&H2515）、对不同的无线电收音机（1938:31）和专利列表的检验，以及针对物理学家、音控工程师、技师学校、无线电广播音乐专家及音乐家的问卷和访谈（1938:22—43，A&。H2506）达到的。

阿多诺有关对听众进行方法指导的观察计划也没有实现（CM223，227）。除了一些小型实验（399-412）之外，他只完成了文件的分析——例如，无线电广播电台的热情听众来信（1938:16，A&。H2524—-

528，105-110），这些信件“他非常仔细地……阅读了”（1945:214），但并没有使用任何特定的方法。总的说来，阿多诺的无线电广播研究使得广播内容所提供的材料优先于对听众的探究，因为据说广播决定了它的接收（A&H2428-430）。不过，阿多诺“并没有自满于”方法，问题在于，他“发现……经验方法是令人厌恶和有所限制的”，并且在“民调收听习惯”中“看不出什么价值”（吉布森和鲁宾，2002:8）。阿多诺警告说，无线电广播计划的节目分析仪装置要求主体在听音乐的时候按下按钮以表明他们的偏爱、讨厌，等等，这些装置太过简单化，以至于无法解析广播消费的现象（CM220）。但是，尽管批判现存的进路，阿多诺还是考虑采用一些方法来收集有关听众的材料。他的不精确的指令建议进行有所控制的观察和实验（一旦充足的方法得到发展）（413—450）、详尽的访谈——部分地在主体收听无线电广播时——以及问卷（456-460）。他的目标乃是对以下这些东西进行测定：生活经历，个人的特性和态度，倾听、选择和关闭固定节目的自觉理由，注意力的持久度，情感反应，对无线电广播特定音质的意识，以及主体是否在收听广播时吃喝、抽烟或谈话（1938:5—21，28-32，A&H2506-511，520-524）。阿多诺在无线电广播研究中从未成功地使用过经验方法，该研究提出了对他的方法论提议的潜力的怀疑。但是，他对于使用获取社会学材料的方法的兴趣似乎是确实的。为适应美国学术常规而进行方法论的妥协或许是必要的（CM223），但是阿多诺并不认为这样的妥协是无意义的。

（三）F级别

阿多诺没有实现方法指导的研究，但这并未使得他在收集资料的方法上有所放弃。恰恰相反，阿多诺20世纪40年代末与人合著的《权威主义人格》①（TheAuthoritariay）正是依赖于一些研究策略。这项研究调查了“容易受到反民主宣传影响的……潜在法西斯主义的个人”（AP1）。该作品强化了阿多诺的以下观点，即“由上而下的……严格思考”（CM231）需要由“最密切接触”社会学“材料”的研究来抵消（CM242），以及经验方法可以帮助取得这样的材料。

阿多诺和他的合作者们需要诸如意见和信念来陈述这样的资料，这些陈述将揭示偏见的模式并有助于理解它们与人格的联系。阿多诺声称（CM235，另见SSI543），使得《权威主义人格》在材料上获得丰富支撑的，乃是它对那些彼此依赖的研究方法的结合：各式各样的问卷、临床心理学的访谈和测试。为了拓宽材料的范围，问卷除级别项目和事实问题之外还包括投射性问题，采访者被要求使他们的详细访谈适应各自的情境并允许回答者自发地展开主题，测试则采用各种刺激以鼓励主体进行详尽的阐述（AP13—19，303—304）。

阿多诺直接参与应对的也许是材料范围的最严格限制。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回答者几乎不能够被期望自由地谈论他们的反民主信念或者种族主义信念。他们需要采用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对偏见进行度量，但看起来又没有这个目的”（AP279）。主体被要求评价一系列“泄密”的陈述：著名的“F级别”。尽管这些“项目”并不包含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的或者反犹主义的观念，但是回答者的评价应该能暴露态度的向上的模式②，而这些模式——借助访谈和测试——接下来又能够被联系到潜在法西斯主义人格的九种“趋势”:因袭主义、权威主义服从、权威主义侵犯、反自省性、迷信刻板、力量坚韧、破坏毁灭愤世嫉俗、投射倾向以及对性的过分担心（AP15-16，224—242）。例如，主体被要求评价这样一个陈述：“熟悉滋生轻视。”同意该陈述就表明，“敌意是如此地普遍，如此地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客体，以至于个人无须感到对它负有责任”。这被归结为一种破坏毁灭愤世嫉俗的性格（AP238—239）。类似地，同意“对我们荣誉的侮辱不会不受惩罚”这个陈述则可能表明权威主义的侵犯和力量坚韧（AP232，

237）。阿多诺论证说，研究者们因而让质料决定方法，而不是任方法支配研究（PETG167-168）。

《权威主义人格》引起了严厉的方法论批评。海曼（Hymasley，1954）宣称，作者们一方面把关于态度组织及其与人格联系的调查结果普遍化了，即从非代表性的样本推到其他的人口段，另一方面又没有控制教育对意见陈述的影响。此外，一些工具决定了结果：既然某些练习需要回答者同意或者反对一些“项目”，那么怀有偏见的主体必然在表面上没有“保留意见”;度量种族中心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级别交错重叠，导致研究者们夸大了这些意识形态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采访者对受访者问卷得分的了解则把偏见引入回答材料中来。另外阿多诺还承认了一种进退两难，即研究的“调查工具”事实上“预设”了它们本打算“验证”的“理论”（CM236，另见SSI542）。这些缺点同时使得《权威主义人格》倾向于上述的阿多诺后期批判，即批判方法指导的研究把观察的视域以及材料化约为一种预先确定的范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阿多诺最后质问了其他社会学家反复运用F级别的徒劳无果（IS20）。那些年阿多诺在研究方法上的观点的波动，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加明显。

（四）群体实验

阿多诺1945年就已经鼓励流亡的同伴向美国科学学习如何与德国思想中的“妄想契机”作战（VSI358）。“妄想”刻画了德国反经验的社会学传统，拉扎斯菲尔德（1968:270—271，另见1972:172—173）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威格斯豪斯（1994:451）称这种传统为Weltfremd，即非世俗的（又可作异于世界的，或者缺席于世界的）——附带提及，这个词被韦伯更为乐观地用来强调理想类型的价值（1972:10;1978:21）。“德国精神科学的（geisteswissenschaftliche）社会学的残余，”阿多诺1952年阐明道，“迫切需要经验的方法来纠正。”20世纪50年代的大约整个前半部分，已经回到德国的阿多诺是该国以下主张的主要拥护者之一，即主张通过方法指导的研究来“取消……独断的和任意的论题”（SSI481-482，另见GEXv）。他所赞同的对社会分析中定性工具和定量工具的角色评论（VSII625）以及他对公众意见研究的认可，尤其是通过重点群体（VSI293—299），反映出他继续确信经验的方法在满足社会学的材料要求上支持观察。

20世纪50年代初，阿多诺参与了研究所的群体实验，该实验调查了关于占领者、反犹主义、纳粹主义和相关问题的公众和非公众（GEXxi）意见——左右个人信念的社会流行观点（GEX24）。正如阿多诺的一个存档笔记所揭示的，这个实验的目标在于“材料在质上的丰富性，这与化约到尽可能少的范畴正好相反”，并且在于比传统方法所能实现的更加宽广的材料范围，这些传统方法包括预先设计好问题的问卷（A&。H4880）。该研究使用了重点群体（GEX32—41）以便“创造出一种摆脱问卷限制的……情境”（A&。H4880）。大约1800名参与者被集合在熟悉的环境的小圈子里，围绕一个批判德国人口的刺激性文本展开辩论。对刺激性问题的节制是有限的（GEX41-53，501-514）。群体讨论本打算克服对以社会为条件的个人信念的自发表达的限制，并揭示只有相互作用才能被刺激或澄清的观点。辩论被期望确立态度上的微小变化并鼓励联想上的自由，以便捕获各主题的多方面和领域（GEX32-38，另见GS9。2338）。阿多诺特别提到（A&。H4880）“没有主题限制的讨论，自由联想的可能性、要讨论的主题的广度”。

他认为，群体实验的研究者们设法使观察模式适应于现象的特定材料属性，他们这么做考虑到了他们自己对它的经验（GS9。2382，388）。

阿多诺对回答的解释考察了跨主体①可用的范畴和论证储备（GEX20—25，60—62），该储备决定了个人对以下问责的防御性反应，这些问责包括集中营、犹太人的灭绝、战争和纳粹的恐怖。阿多诺后来把这些“集体意见”描述为“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描述为强加在个人身上的“自主化的”力量（GS9。2397）。阿多诺发现，可用的模式为人们提供了逃避责任的方法，这就是否认知道恐怖（GEX285—300）、否定有罪（GEX300-320）、使自己免罪或者为自己开脱（GEX320-338），以及指控其他国家（GEX350-370）。尽管《群体实验》（GroupExperiment）没有深入地探究交换社会及其智性社会化，但是它却展示了阿多诺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止对由方法所驱动的经验社会学的持续认可和实施。

（五）定性内容分析

阿多诺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有关如何获得资料的视角，较之他后来对由方法所驱动的经验观察的怀疑态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这就是说，即便在那些年里，他对社会学中经验研究的要求也从来不是一道命令，即命令使用权威认可的策略。无线电广播计划的经验登记包括音乐的内容分析，这与阿多诺先前的研究相似。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他继续从事社会学计划的工作，与《权威主义人格》和《群体实验》不同，这些计划运用“精神产品”——音乐、电视，以及包括从艺术作品到期刊在内的各种文本——的内容分析来为社会学提供经验资料，并从它们中间“得出社会的结论”。阿多诺把这条进路看作与他对物化意识的兴趣相一致。既然意识形态是那些产品的“影响的作用”而不是源于“运载者”，那么就社会化思考的社会学探究的经验成分而言，更好地满足其需要的就是内容分析，而不是内容消费者的纵览。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对致力于个人民意调查来说目光短浅，而不是对检查“刺激物”来说目光短浅（IS84-85，另见GS9。2355—356）。

20世纪中期，对于由追随拉斯韦尔（Lasswell）的美国社会学家们所发展的文件来说，内容分析通常标明的乃是一种定量的进路。它包括通过一套明确的文本元素（编码）的类别来阅读文本，目的是对不同的文本主旨进行分类，并用数据来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估。相比之下，阿多诺追求定性的内容分析（IS86—87），这种程序据说由克拉考尔所“开创”以反对“精确定位的、确定数量的方法”（NLII67，另见A&。K465，VSI195）。克拉考尔（1952-3:631—635）警告说，为了计算主题而对主题进行孤立和分类，会导致研究者们忽视文本的那些依赖主题原初结构的特征。此外，借助有限数目的基本类别对不同文本主题进行编码相当于将主题强行置于规格一致的封面之下：一种对详细的变化不敏感的简化操作。对于将“分类的图式”（IS84）运用到智性现象中去，阿多诺也表示怀疑。他不是专门根据预先设想的科学兴趣的类别来阅读文件，也不是为了数字处理而把文本的不同方面化约到公分母，而是提议一种“沉浸于材料的特性之中的分析”

（IS88）。他拒绝“把（他）自己先天地束缚于对窄范围显变量的数学构造分析”，而是打算保持“对解释经验的完整范围的开放……以及……对蕴含、悖论和双重意义的细微差别的高度敏感”（卡瓦雷托，2007:155）。对于阿多诺而言，定性的内容分析意味着把一个文件分解到它的独特项目并处理它的整个范围，包括这些项目的构造和细节。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阿多诺屡次尝试用定性内容分析的潜力来满足社会学对材料的要求，而无须运用限定的方法框架。对这些研究的经验维度的一个简要概观可以说明他的进路。1943年，阿多诺完成了对“法西斯主义”修辞学的一个“批判的、定性的内容分析”。他对美国基要主义传教士马丁·路德·托马斯（Martihomas）的无线电广播演说的文稿做了一个深入的个案研究。阿多诺将这些文本条分缕析到它们“差不多标准化的……刺激”上（CM237）——大约三组修辞策略和宣传伎俩——包括作为“独狼”（GS9。114-16）或“信使”（GS9。125-28）的煽动者自画像，“运动”（GS9。141-42）和“统一”（GS9。157-60）的观念，或者对共产主义者、银行家（GS9。1115—123）和犹太人（GS9。1130-140）的“警告”。然后，他继续详细探讨每种刺激，接着就它们在垄断资本主义中被听众消费时的功能提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问题。9年之后，阿多诺做了一个对“高度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材料”（GS9。212）的个案研究，它来自占星术杂志和4个月的《洛杉矶时报》（LosAimes）占星术专栏。就像托马斯的文稿那样，这些文本被拆分到占星术咨询的各种修辞学“伎俩”上（CM238）——例如，与家庭、邻居、朋友、专家和上司的关系的标准画像（SDE133-152），以及它们的组合上——例如，白天分成“上午下午”（SED89-105）。阿多诺避免了对“个体主题及规划的频率”的“定量”检查（GS9。212），他对每个文本项目本身的处理考虑到了各种各样的方面①——“我自己心灵的一种内容分析”，克拉考尔这样评论道（A&K490）。这允许阿多诺去探究主题的心理学意义以及更宽泛的社会意义。大约与此同时，阿多诺做了电视节目的内容分析。为了达到“与材料的接近”（1954:213），他审查了“各种类型和性质的”（CM59）电视剧的34份文稿。阿多诺仍然制止把剧本的不同方面化约为适于数字处理的一份要素目录，他从每部剧中单列出特定的主题，例如，一个智力上有天赋但却在挨饿的教师的滑稽肖像，一位将其猫咪指定为继承人的老妇的故事，或者一个残忍的独裁者的贬抑形象（1954:223-225，230，CM61-63）。接下来，他详细研究了每个“社会—心理学的刺激”（1954:213）以便发掘多重“意义层次”（1954:221）。理论的研究试图查明电视对意识的社会化所起的作用。

阿多诺的内容分析意味深长地同广泛分布的定量文件研究程序分离开来，同他在先前计划中曾经提议和使用的更为确定的方法（问卷、级别、访谈、重点群体）分离开来。他的进路体现了当前经验社会研究中的重要倾向。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者和人种论者日益注意到“诸多社会环境的文化修养性质”[哈默斯利（Hammersley）和阿特金森（Atkinson），2007:133]。许多社会学家仿照阿多诺20世纪中期以来对社会学的诉诸，逐渐开始“对社会研究中访谈材料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鲍尔（Bauer），2000:147]，他们要求更加坚持不懈地讨论“自己提供文件证明”的社会环境的“书写材料”，例如记录、诊断、规则（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2007:121）。当今内容分析的拥护者们也分享了阿多诺的以下兴趣，即使用这种程序“以便从一个重点文本推论出它的社会语境”[鲍尔，2000:133;另见克里彭多夫（Krippendorff），2004:18-43]。最后，人种论者们认为，哪怕“短暂的”和“陈腐的”文学资源在社会学上也可能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们“充满”着社会上所流行的“刻板，……大量陈词滥调的知识和因循守旧的智慧”（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2007:125）。它们的样本——低级的和为赚稿费而粗制滥造的小说——等价于阿多诺的电视剧本和占星术专栏。

内容分析的辩护者们宣称，内容分析在经验上的成果尤为丰硕，因为它是“无障碍的”:文件乃是“自然出现的”材料，它不需要由访谈或者问卷来加以生产（鲍尔，2000:148）。阿多诺也许会同意，因而内容分析很少有以下这样的危险，即让社会学的工具预先选择和预先决定社会学的资料。然而，今天的许多学者显著地拥护定量的内容分析，这恰恰造成了阿多诺在有一些方法指导的进路上发现有问题的双重材料限制。首先，定量的内容分析取决于对某种“编码构架”的运用，这种编码构架包含“一套预先规定的选择（代码值）”。例如，不同的报纸也许会根据尺寸或者版式的类别来组织。研究者“只能靠编码构架来解释……文本”（鲍尔，2000:139）。阿多诺试图避免让方法去化约观察的视域，避免把文件的那些超出编码框架范围的方面弃在一边。其次，定量的内容分析取决于一种形式化，即借助代码“单位”来对不同的文本项目加以形式化（鲍尔，2000:133）。“图式”被“系统地运用于所有特选文本，这些文本为之有兴趣的目的就是提取一致性的、标准化的信息”[弗兰佐西（Franzosi），2004:550;另见鲍尔，2000:139]。在其“对频率的聚焦”中，这种程序正如内容分析者们不得不承认的，“忽视了稀少的和缺席的东西”（鲍尔，2000:148）以及以“语言的微妙”为条件的文本项目之间的特定变化（弗兰佐西，2004:550）。形成对比的是，阿多诺守护社会科学以免其对社会现象细枝末节的经验观察的敏感性变得麻木。他认为（PETG173），“打印……材料”的太过讲究方法的、严格统计的进路允许方法优先于社会学家“与质料的原初关系”，并因而优先于质料本身。在内容分析沿袭“拉斯韦尔的传统”而被用作“广大文本定量分析的一种技巧”[林奎斯特（Lindkvist），1981:26;另见弗兰佐西，2004:548，556]的地方，阿多诺从文本资源中获取经验社会学材料的定性模式仍然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进路。

阿多诺对文本的社会学处理可以被看作更接近他去世后数十年里为人所知晓的“话语分析”的东西。许多有代表性的话语分析承认，它们不能够提供一种讲究方法的“秘诀”[波特（Potter），2004:616，另见607]。“在‘文稿’和‘写出’之间的某个地方，从事话语分析的本质看起来偷偷溜走了：它永远难以捉摸，从未被编码方案、假设和分析图式完全捕获住。”[吉尔（Gill），2000:177]话语分析要求“敏感地对待话语的那种偶然引起和朝向行动的、情境性的、被构造的本性”。因此，“不同种类的研究包含了不同的程序”。这些陈述强有力地反映了阿多诺的一个建议，即社会学家们应当重新调整他们的进路以适应不同的经验现象。进一步地，话语分析者们抵制那种“超出原始材料的复杂性之外去列编码表和纵横表的企图”。在阿多诺看来，相类似地，他们“有时候”把目标指向社会学的见解，他们这么做是通过“集中地从事单个文稿的工作”并“关注它说什么以及如何说的变化和细节”（波特，2004:616）。阿多诺看起来是在以一种堪比话语分析的经验研究的进路来寻求目标，这些目标类似于当代内容分析的目标。

（六）与方法的距离

阿多诺在他的整个后期工作中继续坚持认为，社会学需要由经验观察确立事实材料。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对如何获取这样的材料的观点在某个方面发生了变化。过去的15年里，他一直拥护和从事方法指导的研究，并把它当作一种获得经验资料的途径，然而他现在对方法的肯定变得不稳定了。

甚至在1955年之后，阿多诺也还没有毫不含糊地拒绝研究方法。他偶尔警告社会学不要对方法不予考虑（SSI539）并承认方法在音乐社会学中的潜力（1976:227）。阿多诺认为，定量的内容研究很适合于处理严格标准化的文化工业产品（IS87），①这与他对定性内容分析的倡导不一致，但与他的方法应根据现象来塑造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社会学家们也能够得益于社会科学的“高度发达”的取样技术（IS73），得益于调查大众媒介影响的新型问卷（IS69）。数字处理也许可以很好地适应于那些产品的均质化的消费者（PD74—75;另见霍耐特，1991:70—71;邦斯，1983:218），适合于他们不偏不倚、多半反应性的行为而定位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学方法（参见里策特，1983:229）。正如已经有所提及的，阿多诺在别处清楚明白地拷问了这一点。有一个段落仍然写道，方法指导的社会研究可以测试和驳斥“为数众多的……社会理论的断言”（PD79）。

然而，阿多诺那时对研究方法的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是无法隐瞒的。阿多诺弱化了他对定量内容的分析的让步，他认为，大众文化产品同样证明了一种定性的进路，因为对标准化现象的考察有多少，对它们的详细个案研究就揭示多少（CM59-60）。在他看来，社会整体可以通过它的细枝末节来加以研究，与这个观点相一致，他也拷问了对大量个体进行定量研究的必要性。从他的“彻底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那些得到定性考察的“态度、根深蒂固的观点、基础牢靠的意见、意识形态”“一开始就是社会事实”:“貌似个体的”材料有着“普遍价值”，也就是说，可以用来揭示制约着它的更为宽广的社会语境（IS75）。尽管阿多诺的社会学讲座仍然暗示经验方法具有丰富的产出，并建议学生们通过试用它们而熟悉它们，但是他现在明显地强调各种形式的方法指导的研究的问题。我提及他的一种担心，即担心任由方法去化约经验观察的视域和灵敏，化约社会学材料在等级和细节上的范围。阿多诺也感到了一种逐渐增长的倾向，该倾向就是将方法加以固化而不反思它们与素材的关系。例如，为了成为“可复制的”，实验被限制在如此少的变量上，如此地远离社会现实，以至于它们有变得毫不相干

的危险（IS100）。更为重要的是，阿多诺强调，《权威主义人格》中记录的那种由李克特（Likert）量表技术所定位的研究曾经以模棱两可的项目来运作，这些项目可以被联系到正在调查的较大性状结构的若干亚综合症状。然而，最近那些遵循古特曼（Guttman）工作的方法对项目做了狭窄的界定，它们把每个项目仅仅联系到从结构中抽取出来的一种综合症状，并且假定与一个项目相一致意味着与诸多不甚“极端的”项目相一致。阿多诺认为，方法论的精确性的达成是以内容为代价的（CM234，GS9。2348，IS73一74，90—92）。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他那些有关讲究方法的社会研究的陈述中，语调越来越高傲了，但这些陈述有许多不再包含清晰可辨的方法论论证。阿多诺抱怨说，他的同事和部分学生发展出了一种把“养成的方法”当作“价值”本身来加以优先考虑的“科学拜物教”（PETG172）。为了描述这种假设的方法“膜拜”，阿多诺讲述了一次对话，对话的另一方是一位“著名的美国经验社会研究者”，他承认，“作为社会学家，他……对特定的素材没有丝毫的兴趣，而……只对……方法论有兴趣”（PETG168—169）。德国社会学新兴的“对方法的迷恋”甚至变成了阿多诺嘲笑的主题。他或许曾经为这种迷恋做出过贡献，但是现在从美国回来之后他猛烈地抨击一些研究者，方法就像其他美国新鲜玩意儿“如牛仔裤或者唱片”那样**着他们，同时他还概述了“今天……以下两方面之间的连续性，一方面是五个家伙围着一些小汽车闲**，并以一种既幼稚又早熟的专业知识来讨论各种小汽车品牌的优点，另一方面是对方法论的痴迷”（IS75一76）。这些段落也许解释了为什么阿多诺的经验方法批判在当代社会学中几乎找不到共鸣。它们容许一种怀疑，即这不大可能发生改变。正如德诺拉（2003）所详细说明的，意味深长的例外也许可以在音乐社会学中找到。

人们可以思考一下阿多诺的疑虑的来源。威格斯豪斯（1994:487）谈到了研究所1954年对钢管生产商曼内斯曼（Mannesmann）的企业气候的分析。他认为，阿多诺预料对与他先前用过的相类似的定性工具的使用只会让人对研究的定量处置感到失望。事实上，阿多诺的报告并没有从根本上拷问所安排的55个重点群体的潜力，而是认为1176个编码访谈可以被看作限制了预定问题范围的信息（VSII642—643，674）。阿多诺也看到，德国社会学中的经验一方法论的进展是与它学科上的专门化以及理论和社会—批判的萎缩同时发生的（SSI501—508）。确定无疑的是，阿多诺后来的许多社会学工作不再符合他早期的一个观点，即研究方法对于收集社会学材料而言是多产的手段。极其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在群体实验之后，阿多诺不再使用权威认可的方法了。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解读阿多诺社会学作品的经验维度，那么他有关如何最好地获取社会学材料的观点看起来就是起伏不一的。迄今为止，这种起伏不一多数可以被看作随时间波动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中期，在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强烈影响下，阿多诺主要从音乐内容分析和日常生活的短暂个人观察中汲取经验材料。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他认可并不同程度地成功使用经验方法来取得资料。与此同时，他不再把方法指导的研究看作满足社会学经验要求的唯一方式，并且着手从事一些或多或少精心设计的定性内容分析。可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阿多诺在关于如何获取事实内容的观点上的起伏不一就不再是一个时间变化的问题了：这里所援引的拥护和讥讽方法的段落都出自他后期的作品。阿多诺1955年至1969年关于经验社会学研究的建议包含了一些不规则的东西。相应地，群体实验之后他对实施方法指导的经验研究的拒绝，也只是部分地与那些道明他对权威所认可的获取社会学资料的策略感到日益不安的段落相一致。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