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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多诺后期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第1页）

三、阿多诺后期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

阿多诺在1969年还仍然坚持，社会学不是一门纯粹理论的学科，而是“要求所谓‘田野研究’”，亦即“经验研究”:“本雅明……说……存在之物的力量今天更多地依靠事实而非确信……他表达了对存在之物的那种现今无所不在的主导地位的意识，智力无法面对它，除非使自身充满存在之物，充满事实。”（SSI539）许多评论者相信，麻烦在于，由于放弃方法指导的经验研究，阿多诺的社会学工作缺乏取自经验观察的事实内容。梯德曼（GS9。2413）把《群体实验》描述为阿多诺最后的——即“只是德语”——对“经验材料”的调查。“借助（《群体实验》的例外）”，德雷克（2004:303—304）赞同地说，“阿多诺逐渐与研究进程拉开距离，他更喜欢理论家的任务而非……田野工作”。吉布森和鲁宾（2002:11）把1957年看作阿多诺与经验研究的最后了断。卡尔科夫斯基（Kalkowski，1998:113）给出的判断是“经验研究和论证的……贬值……从外部的视角来注视……社会’……否定社会理论家对永远相同者的可怕宿命论的瞥视妨碍了在社会学上富于想象力的经验资质”。既然解释者们并不否认阿多诺对研究事实内容的社会学的坚决吁求，那么他们的解读就隐含了对前后不一致的严肃指控。阿多诺后期社会学的特点被刻画为对经验材料的疏忽怠慢，这种刻画不亚于意味着一种控告，即他战后作品的相当大的部分习惯性地忽视了他自己在学科上最为坚定的方法论要求之一（另见威格斯豪斯，1994:496）。本章的最后几节试图就阿多诺的这部分工作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视角。

（一）方法论的再定位

如果阿多诺始终如一地把经验研究等同于经验方法的使用，那么他对方法的放弃就等于说忽略了他对收集社会学材料的吁求。但是，阿多诺并不同意这种等同，方法指导的田野工作是获取资料的一种方式：“经验的程序并不应当获得简单的优先权。不仅仅存在着除此之外的他者：诸学科以及诸思维模式的单纯存在并不证明它们是正当的。”（PD71）实际上，阿多诺有时候会突然插话说，或多或少标准化的方法——例如，借助一套预先确定的问题来进行概括——会潜在地束缚对经验现象的观察。阿多诺拒绝让他“对现实的看法……被……讲究方法的测量仪器的扭曲眼光所……阻碍”（缪勒-多姆，

1996:76）。既然阿多诺对由田野研究所提供的社会学材料的重要性的强调并没有蕴含使用研究方法的指令，那么对他最终不再使用方法的准确观察就无法证明他后期的工作违反了他对事实资料的要求。

阿多诺的后期工作中更成问题的是，他犹豫不决地给予社会学家们以通向经验观察的另外进路的平实建议。抱怨阿多诺未能“精确地”“界定”他对田野研究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威格斯豪斯，1994:496）。用拉扎斯菲尔德（1972:176）的话来说，阿多诺从来没有使“辩证法变成某种类似于可以教和学的研究运作的东西”。阿多诺社会学的这个方面当然能够得到解释。阿多诺把固定的解决方案看作对经验研究的一种潜在限制，用于观察的方法越是被严格地界定，危险就越是巨大，这种危险就是观察允许超越于方法范围之上的现象的材料方面逃脱出去。阿多诺批判“源于市场调查的……76经验方法”“支持”主观的"意见、态度（和）行为模式"，当他做此批判时，他主要是批判它们没有能力去发掘那些制约它们的社会关系。但是，他似乎也担心，这些方法确立起的经验材料的范围太过狭窄，尤其是在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这些投入运行的研究……确保……只有支配性‘商业系统’中的反应被记录下来”（PD71）。此外，方法越是得到严格的规定，把它运用于各种现象而不改变它的倾向就越是强烈，并且，观察对于那些特定于不同现象的经验细节来说变得不敏感的可能性就越是巨大。阿多诺认为，社会学非但不是使现象担负起作为“外在秩序之图式”的预先确定的

“方法”（1976:219），反而每次都应当根据得到审查的特殊现象来重新调整它进行观察和收集资料的模式。有人指责他“没有为社会学的认知提供约束性的行为准则”，他在回应这个指责时写道：“谁希望依偎于他的客体的结构中并把它认作某种自身运动的东西，谁就不能自由地拥有一种独立于它的程序模式。”（PD48）不过，对阿多诺推理的阐明并没有达成这样一个转变，即把他就方法指导下的观察的另外方式所做的暗示转变为一种清晰界定的研究规划。尽管阿多诺强调存在不合常规的细节，但是，他反对为田野工作给出进一步具体的指导方针，这种反对的结果是，那些也许在原则上可算作社会学中的经验观察和事实材料的东西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泛的范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扎斯菲尔德就向阿多诺抱怨说：“你为经验研究给出了大量建议，并且它们中有一些的确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是……如果有人说：‘让我们去研究是否有人类生活在其他行星上’，恐怕你会认为这是经验研究。”（A&H2441）拉扎斯菲尔德无法预见到阿多诺后期的工作，地球之外的生命问题在社会学上远非无关紧要。①

然而，与此同时，阿多诺对方法的批判与一种稍微不怎么难以捉摸的重新考察纠缠在一起，即重新考察个人与有助于社会学满足经验材料要求的社会现实相遭遇的潜在可能性。在“渗透于一切唯一之物里的……总体的、彻头彻尾社会化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特征可以从日常生活的最为短暂的细枝末节中分辨出来，甚至从它那些极为“私人的”方面中分辨出来（SSI186）。这不仅是一个关乎选择社会学研究现象的要点，而且也是一个关乎从经验上接近它们的要点：个人与他自己日常生活的细节的特定遭遇，对于交换社会的考察来说是越来越有价值的材料来源。

正如已经提及的，阿多诺认为，个人的观察较之预定方法的使用来说有两个优势。首先，个人与经验现实的面对面倾向于避免把一套严格界定的策略运用于不同的现象，并从而避免把那些相应地讲究方法的限制加诸经验内容之上。在阿多诺看来，克拉考尔阐明了两种可能，一是根据得到审查的现象来重新调整观察，二是记录一种包含那些特定于现象的经验细节的材料光谱。通过再次警告据称在社会学中“占优势的”“对方法的兴趣”，阿多诺告诉他的学生们，如果他们在“所谓方法论纯洁性”的名义下达成“某种与质料的直接性而无须所有那些……经验主义实验的狂言谵语”一致，那么他们作为社会学家就将“更加多产”（PETG171—172）。绝非巧合的是，前面援引过的（p。74）他1969年的一段话提及了本雅明的一个确信，即确信社会分析必定使自身充满事实内容。尽管没有提供任何参考文献，但阿多诺很可能记住了本雅明（1996:444）《单行道》的开场白，这部完全没有使用经验方法的作品考察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包括最为微小的方面，作者是通过他与周围世界的个人遭遇来获取这些经验材料的。其次，个人自己与经验社会生活的那种经常引发身心痛苦的原初面对，提供了对社会学最终关心的社会整体的最初瞥视。因此，“在社会情境中，人们可以直接观察社会是什么”，而社会简直是在人们的皮肤上被感觉到的，这种社会情境构成了富有成效的经验资源。于是，阿多诺指导他的学生们“在你们的皮肤下面以你们活生生的直接经验去感觉或者获得人们可以……称为社会的东西”（IS36—37）。

阿多诺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告诉他的学生们，霍克海默曾经教他的那条出奇平静的狗如何正确地叫（PETG174）。类似地，阿多诺相信，他需要“鼓励”他的社会学学生们“以没有严加管制的方式听从……于质料，并首先把他们自己安置在一种原初直观的对面”（PETG172）。阿多诺20世纪60年代有关笑和社会冲突的社会学研讨班的参与者们实践了他的建议：“学生们应当直接观察特定的情境。他们的精确描述和解释企图应当说明，哪里有人在一起笑或者敌视冲突，哪里的社会契机就在得到表达。”（SSI

177）学生们的“非体系的”和“主观的”观察并没有得到任何经验方法的指导，他们遭遇到的事件有：轻蔑地笑和喊叫、恶作剧、口头的和身体的暴力、故意在旁观者面前与醉汉咧嘴说笑的某人、对被困在电车自动门中的老人的嘲笑，等等。学生们还记录了大量对于冲突——尤其是口头冲突——情境的观察：一位老妇人对车辆噪声毫不在意却斥责玩耍的孩子，一台出故障的电视机引发了家庭争吵，一位卖鞋的女售货员怨恨她的顾客说推荐的款式不合适，一位电车售票员挑衅地抱怨懒惰的学生或者交通信号灯下的争论（SSI189-193）。这样，参与者们考察了一系列经验细节，他们随后着眼于诸如依赖、异化、社会整合、阶级对抗以及物化意识这样的问题来对这些经验细节进行解释。对于阿多诺来说，练习是成功的，因而足以向后来的一代代学生提及这个研讨班报告，并把它当作学习如何以直接观察来遭遇社会生活以及如何“在人们的……身体上”感觉社会生活的一个源泉。

这丝毫没有违背阿多诺有关观察不值得信赖的告诫（SSI185）。社会学的见识是以对经验材料的理论分析为转移的。在这里，看起来变得越发清晰的乃是对阿多诺的一个明智评价以及这个评价所取决的问题。这个评价就是，阿多诺是否继续按照他自己对事实内容的吁求来从事社会学研究；

这个评价所取决的问题是，他是否继续使用方法以及是否为了获取社会学材料而求教于对经验社会生活的个人观察。

（二）个人观察

回顾一下就会发现，阿多诺20世纪30年代关于个人日常遭遇的社会学反思读起来仿佛是一个小小的前奏。阿多诺战后第一部持续使用个人观察来获取有关社会生活的经验材料的出版物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我想要强调，这本书把匆匆而过的每日琐事当作主题以便对交换社会进行考察，对于这些琐事的主要视角是“移民知识分子的……最狭窄的私人领域”的视角。阿多诺这样来着手处理社会生活，即仿佛它以个人的方式降临于他（MM18）。①

《最低限度的道德》的一个持续主题乃是交换世界中遭受毁坏的人际关系，在交换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生意”（MM41）。既然他建议把观察模式当作考虑到正在检查的现象的最佳可能来加以发展，那么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对日常环境的个人观察在阿多诺这本书的研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自己面对日常生活而产生了有关爱、性和婚姻（MM30一31，171—172）、代际关系（MM22-23）、知识分子和学者之中的关系（MM28-30，128-132）以及许多其他主题的材料。

有一条断片认为，通过适应“利润经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变成了冷漠角色之间的一种强制有效的公平交易，变成了一条“直线……而他们仿佛就是一个个的点”。阿多诺的论证渗透着他以下的这些观察，即观察那些以快速、普通的“哈罗”而非“举帽”来向他致意的人们，观察那些以没有签名的“办公室间通信”而非私人信件与他联系的同事（MM41）。另一条（MM116—118）则描述了阿多诺与美国餐饮业的遭遇：服务员对菜单内容一无所知，对顾客的健康安乐漠不关心；当其他顾客已经在等待桌子时，吃完饭的顾客无须要求便有付账然后离开的压力；毫无生气的旅馆客房及其严格同餐厅分离开来的客房服务，或者门房拒绝回答那些超出其直接职责范围的问题。对于阿多诺来说，餐饮业揭示了协助机构获取利润的命令，把人当作物的习惯性处理，以及他们的关系对交换和工业分工的服从。

第19条断片记录了一种常见的习惯，即摔门，如车门或者冰箱门，而不是“安静谨慎而又牢牢地……关上（它们）”，或者是仅仅让门“碰上”，而不是“回顾身后”并“保护人们由以得到接纳的内部设施”。“没有更多的平开窗可以打开，而只有滑动框可以推开；没有轻缓的门闩，而只有旋转的把手；没有前院，街道前面没有门阶，花园周围没有围墙，”阿多诺问道，“这对于主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所观察到的那些主体的姿态已经变得“野蛮”了，因为他们不得不适应一种由冷冰冰的“功能性”所主宰的技术环境（MM40），这条断片的经验维度与当今人种论的一个关键旨趣相共鸣。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2007:121，133—136）警告说，社会学家们经常忽视那些在社会环境中占有位置的材料制品。他们认为，日常生活的人种论者应当调查的是，社会行动者如何参与到材料客体中，这种材料环境又如何约束社会行动，以及这些制品体现了什么种类的趣味和价值。

《最低限度的道德》包含了许多相似的断片，而且它们所包含的想法可以得到更为详细的讨论。一条更深的断片尤其值得提及，它记录了阿多诺学生时代的一次遭遇：

五位爱国者袭击一个单身同学（Kameraden），他们殴打他，并且在他向老师申诉时诬蔑他是班级的叛徒——他们不是和严刑威逼囚犯们去反驳外国人声称的囚犯们遭到严刑威逼的那些人一样吗?①当带头男孩盲目地瞎闯时，他们大呼小叫却不知结局——难道他们不是咧着嘴笑而又局促不安地站在那个犹太羁押者周围，取笑他要上吊的笨拙的人吗?他们不能拼拢起一个正确的句子，而只能发现我的所有句子都太长——难道他们不是废除德国文学而代之以他们的“令状”吗……?有些人把神秘的徽章别在他们胸前……（并且）宣布他们是党卫军二级突击大队长和党卫军旗队长。②（MM192-193）

这段话突出地表明了阿多诺的一个确信，即与社会生活的痛苦遭遇尤其有助于为社会学的反思提供材料。阿多诺不仅仅相信，他“自己的学校经历”使他能够“预料到”后来方法指导的研究的结论，即“不难管教的孩子没有偏见”，而“吵吵闹闹的孩子……则把他们的偏见迁于他人”（PETG193）。他声称，该事件也允许他“推论出”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激进化。对于孩子来说，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现象当然是不明显的。但是，当他遭到持续打击时，阿多诺断言，他“就感到”即将发生的罪恶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在它一到来之时就承认它。因为男学生被“烙在他心中”的灾祸“主旨”所“拂过”（MM192），所以他在社会带来痛苦的地方初步知觉到了社会。他简直是在他的皮肤之下获得了社会，正如教授后来在他的社会学讲座中所表述的那样。

本雅明（2006:313—321）参考弗洛伊德（1955:12—13，24—33）的《超越快乐原则》，对现代性中的经验的转变进行了讨论。如果刺激没有被有意识地经验到的话，那么它们就不能够在意识中留下记忆痕迹，但是却能够留下深层的记忆痕迹。意识仿佛是一道抵挡刺激的屏风，它可以防止造成创伤的打击，而这些打击被视为突破了刺激屏障。恐怖是由于缺乏为刺激做好准备的对打击的防御以及害怕。阿多诺对本雅明挪用弗洛伊德的某些言外之意感到不安（A&。B320），尽管这些弗洛伊德的术语也在阿多诺的一些著作中起作用（1973c:155—157;1991a:69）。不过，阿多诺的断片容许人们怀疑学童的刺激屏障被打破，并怀疑他没有为击打做好准备。阿多诺，这位1935年的成年人在反思那挥之不去的记忆的时刻，写下了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梦”或者毋宁说“噩梦”，在这个梦变成现实的几年前，他的同班同学上演了它，他还谈及了他们在他面前扮演的“恐怖形象（Schreckbild）的暴力”（MM192-193）。

《最低限度的道德》并没有从对社会生活的即时但却暴力的知觉中直接得出有关交换社会的结论。阿多诺对观察的局限的警告贯穿在他的工作之中：每个遭遇都直接服从于意义深远的理论解释，观察只是为这些理论解释提供原材料。然而，问题恰恰就是材料的供给。《最低限度的道德》阐明了阿多诺所讨论的与他周围世界的个人的、私人的，有时完全是痛苦的面对。该计划看起来已经向他表明了一种获取事实内容以供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反思的富有成效的方式。

《最低限度的道德》写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于1951年。因此，它所能够提供的有关阿多诺20世纪50年代中期放弃方法之后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学考察的线索看起来很有限。可是，在更加仔细的检查之后可以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日常生活的个人解释变成了他文本中一个频繁出现的特征。①《最低限度的道德》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生气勃勃的鼓舞，鼓舞他继续努力对取自私人遭遇的事实内容进行反思。①该书对阿多诺工作的经验维度的持续影响体现在他的游记断片之中，这些断片出于为他的交换社会的“微观社会学”提供材料的目的而处于深度私密的旅行观察状态中。由于它们主题的专属性，我将在第六章讨论这些著作。关于阿多诺在他后期的社会学中集中于个人观察的同样清晰的说明可见那时的若干讲座和文章，它们中有许多被收录于《批判的模式》（CriticalModels）。

阿多诺的文章不仅有朝生暮死之物的位置，而且也有转瞬即逝的个人观察的位置。他和他的学生们所进行的冲突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最主要的社会学样本。如前所述，阿多诺的物化意识的分析，渗透着他自己对他的学生们的直接观察。除了第一章所讨论的材料外，阿多诺还反思了与一些应试者的遭遇，他们在考试期间“张扬地呻吟”并用他们的家乡方言发出外来词音（CM26-27，29-31）。他把这些发音归结为对基于一种教育赤字的智力工作的抵抗，这种教育赤字破坏了个人质疑看似自然的思维习惯的能力。类似地，阿多诺1965年的文章“论这个问题：何为德国人?”（“Oion:‘WhatisGerman?’”）探讨了"我在自己身上观察到的一些东西”，而不是从他可能有望诉求的方法指导的《群体实验》中援引资料。阿多诺观察到，在德国他能够以他所选择的版式来出版文稿，而在美国它们应当根据出版标准来加以编辑。他的这个观察触发了他的反思，即反思智性整合以及意识对“合理化的商业剥削”的抵抗（CM211）。阿多诺的紧密对应的“空闲时间”也使用琐碎的（geringfügige）个人经验来阐明问题。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访谈和调查中被问及他们有什么种类的业余爱好。①当配有插图的报纸报道文化工业的那些斗牛士中的一位——……文化工业的主要活动之一——时，他们很少会错失机会就对受关注之物的业余爱好讲讲或多或少家长里短的东西。无论何时，只要我碰到这个问题，我就会被它吓一跳。（CM168）

这个以及其他一些短暂的私人观察随后鼓舞了对主宰资本主义社会核心原则的广泛沉思。②

尽管阿多诺论反犹主义以及德国与它的纳粹往事的关系的著作仍然参考来自早期渗透着方法的研究中的材料，但是，与他早期的研究不同，它们现在也更为强有力地吸收他自己的私人观察（另见霍亨达尔，1995:55—56）。③阿多诺甚至突出强调了他的一个确信，即从原则上来讲，每个人都能与《群体实验》试图发掘的跨主体意见模式的表现发生原初的遭遇。我们可以对它们闭目塞听，但是“我们都……知道准备好……去拒绝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使其减到最小”（CM90）。阿多诺描述了这个语境中的一个特别激烈的观察：

我有一次从一群司机身边走过，他们那时候正在池塘里为美国占领军工作。他们彼此污言秽语地大声责骂犹太人。我走到最近的军官那里并把他们逮捕起来。在驻地，我主要和他们的头目进行了一次长久而深入的交谈，我从他那儿听到的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好吧，你知道，昨天我们是纳粹，今天我们是美国佬，明天我们是共产党。”他由此不知不觉地向我透露了一种关于他的类型的整个性格结构的深层智慧。不惜任何代价去适应的动机在他那里比其他一切都重要。（VSI379-380）

与一种漫不经心的话语——由某种程度的自发性来加以区分，这种自发性是《权威主义人格》和《群体实验》旨在通过复杂难懂而讲究方法的安排来达成的，这次个人为说明智性整合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材料，阿多诺认为智性整合为战后德国幸存下来的危险偏见和意见模式提供滋养。

阿多诺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学讲座偶尔把对艺术作品的社会维度的译解与定性的内容分析联系起来（IS87-88）。在这个联系的基础上，他的四卷本的《文学笔记》可以被视为有助于保持其交换社会的社会学探究的经验维度的内容分析。内格特（1995:7—8）提到了抒情诗对于阿多诺而言在社会学上的重要意义。同样地，我在第六章将触及阿多诺对贝克特（Beckett）的解释的社会学维度。①不过，阿多诺论文学的作品主要是在他的美学作品里，而且不能忘记的是，他从未认为有可能简单地消除或者跨越现存的学科界线。他论文学的著作是否能够为判断他后期作品中更为狭义的社会学努力的经验层面提供决定性的证据，这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情。

阿多诺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社会学著作坚持认为，社会学不能缺少经验材料。可是，与此同时阿多诺不是坚持经验方法的使用，而是越来越确信，对经验社会生活的个人观察也构成了事实内容的富有成效的来源。阿多诺有关经验方法的论断当然无规律可循，有些段落是强烈的批判，另外一些含有使用个人观察的研究的段落则提到，这些观察既可以或应该由有详细的文件分析和心理分析的个案研究来贯彻到底，也可以或应该由方法指导的研究来贯彻到底（CM86-88，174—177）。①尽管这从未发生，但是阿多诺的确为了社会学材料而坚持利用对社会生活的个人观察。这就使得人们难以把他后期的社会学当作经验上的空空如也来打发掉，同时这也表明，直到他去世为止，他一直在根据他的一个信念来对交换社会展开社会学的考察，这个信念就是这样的考察需要经验内容。

阿多诺曾经指出，追求一种相类似的不讲究方法的“方法”的维布伦（Veblen）部分地出于这个理由，被“诬蔑为……就像门外汉那样疯狂而具有破坏性”（P76）。当忙于“一种过分精巧的话语，或者更为经常地，关于方法的独白”日益成为“社会学中的老生常谈”（弗里斯比，1981:69）时，阿多诺对于个人遭遇的重新聚焦看起来也许同样是不协调的。事实上，可以争论的是，阿多诺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对经验研究的进路是否比他自己四五十年代的研究在经验上更有成效，因为与这条进路关系更为密切的乃是他30年代深受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影响的实验，而不是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一方面，较之他后期的文章来说，阿多诺早期方法指导的工作和他对托马斯广播节目或占星术的内容分析覆盖了更为宽广的经验领域。另一方面，社会学家们突出强调了阿多诺的个人观察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给予那些很容易被忽视的经验细节以力量。克拉考尔称赞了阿多诺论及他哲学学生的文章中的“引人注目的观察”（A&。K625）以及“材料中的结构”（A&。K633）。最近，内克尔（2005:189—191）说道，尽管阿多诺没有提供“系统的方法论”，甚至没有提供“方法手册”的材料，但是他的“微观社会学”包含了“对社会场景和现象的观察的收集”，这些观察“光辉耀眼”，足以补偿当代社会学家们的“胆怯懦弱”。评价阿多诺后期社会学经验层面的一种方式也许是，着眼于该学科的当代趋向对他那时的经验研究在社会学上的优缺点进行彻底的考察。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是，根据人种论研究中的最近发展——也许类似于我以前试图怂恿的一种对话，即他的定性内容分析和当今文件研究倾向之间的对话——来批判性地反思阿多诺对个人观察所做的实验。通过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阿多诺后期社会学的经验维度，本章的最后部分已经努力为这样的一种对话做好了准备。既然对于阿多诺来说，经验资料不管是以怎样的方式获取的，都总是不值得信赖的并且服从于理论的审查的，那么下一章就必须回到他的社会学的理论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