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二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实践的根本意蕴（第2页）

以人的“生存”特性和“生命活动的性质”为尺度，人与动物的如下重要区别才得以呈现出来：

（1）动物的生命活动是封闭的和被动的，而人的生命活动是开放的、能动的和自由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20]。

（2）动物的生命活动是狭隘的、片面的和单一的，而人的生命活动则是全面的和丰富的：“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其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能够“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并“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1]。

（3）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依赖性的，而人的生命活动则是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性的。动物自身的自然物种规定使之只能屈从于生命的本能，依赖外界环境而生存，这意味着动物的行为完全由它的生命本能所支配，它不可能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为自己开创一个新的天地。甚至可以说，它根本没有自己的“对象”，只能是“非对象性”的存在。“它只是亢奋地生活，与它的周围世界融为一体，并象蜗牛一样，走到哪里就把壳背到哪里，动物也把它的周围世界作为结构背到它的所到之处。动物没有能力把一个‘周围世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置于远离自己的地方，并把它名词化为‘世界’；也同样没有能力把受情绪和冲动限制的‘抵抗’中心转化为‘对象’。”[22]与此不同，人则通过实践活动把生命变成了“自我规定”的自由存在，使生命摆脱了自然的绝对控制和主宰，可以说，“人就是那个其行为无限‘面向世界’的未知者”[23]。

所有这些区别，根源于人与动物在“生命活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人以“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来表现自身所特有的“生存”特性和“生命活动性质”，这使人突破了动物生命封闭、片面、狭隘和单一等特性，而具有了自由、自觉、开放、全面和丰富的性质。在此意义上，实践活动是为人所“特有”的，使人与动物的生命得以区别开来的生命活动方式。

（4）从基本的理论旨趣来看，把实践活动理解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还因为实践活动所深蕴的生存眷注：实践活动是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自由”是实践活动最根本的精神旨归，“自由”与“实践”乃是互相阐释和互相规定的。因此，不是关于世界的“最高知识”和“终极解释”，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生命自由，成了实践活动的最高旨趣。

根据南斯拉夫实践派代表人物马尔科维奇等人的考察，作为总体性范畴的“实践”与作为纯认识论范畴的“实践”有着重大区别。前者是“praxis”，后者则是“practice”。“practice”是一个无价值指向的中立性概念，而“praxis”则是一个“规范性范畴，它指的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有其基本的价值过程，同时又是其它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24]，“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即一种能够从事自由的创造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改造世界、实现其特殊的潜能、满足其他人的需要的存在。对人来说，实践是一种根本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会受到阻碍。个人的实际存在和潜在本质之间的这种差异，即实有与应有之间的差异，就是异化。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指明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实践的道路”[25]。应该说，马尔科维奇等人对“实践”所做的这种规定是富有洞察力的。[26]

“自由”，就是“由自”，即“自己是自己的理由”，只有当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是自己生活的“理由”的时候，他才能说是“自由”的。对自由的理解，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自由就是回到自己的家”，“自由正是在他物中即是在自己本身中、自己依赖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决定者”[27]。那么，人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人实现自由的现实途径和方式是什么？在黑格尔那里，这一点是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复归，是通过精神的“自己乖离自己”“自我二元化自己”，最后“自己复归自己”所实现的。马克思拒斥黑格尔这种纯精神的自恋而吸取其对自由的深沉意向，把黑格尔的精神自由转化为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即实践活动，认为只有通过感性实践活动而不是纯粹精神的活动，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实践活动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人的自我规定、自我主宰的生命活动。动物的存在完全由外在的力量所主宰和规定，因此它自己不可能是自己的“理由”。因此，对动物谈论“自由”是毫无意义的。与此不同，人的生命则能通过实践活动超越外在的异在力量的束缚，使现存一切不断被“革命化”，从而推动自己不断成为“人”。因此，人自己就是自身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自然不是由人主宰的，因为实践活动既内在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神”也不是人的主宰，因为实践活动使人得以确证自己的此岸力量。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人是“自由”的存在物。对此，马克思曾概括道：“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就是实践活动的本性。正是它，使得人的“自由”真正成为可能。

可见，实践活动是一种实现人的生命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活动，追求和创造生命的自由，构成了实践活动的重大旨趣。

（5）从生存实践活动与认知性的理论活动这一基本关系的角度来看，把实践活动理解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还因为它实现了逻辑与生存、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关系的颠倒，颠覆了“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把人现实的生存意义、生命质量的提升、生命意义的充实和生命内涵的丰富真正置于最为优先的基础地位。

“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最早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其根本的思想冲动是“看”或“凝视”。正如格里斯所说的，“看”是古希腊“思”的主要意象。[28]海德格尔同样指出，静思和行动的分离，是西方传统哲学最根本的特征，“当哲学家谈到存在时，他们喜欢名词更甚于动词，喜欢动名词更甚于动词的不定式”[29]。所谓“看”和“凝视”，所谓“静思的态度”，都是西方哲学以主客二元分立为基础、以一种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把世界当成一个客观对象来予以把握的思想传统。它所追求的是世界的终极解释和最高知识，因而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知识论的传统。

很显然，照此思路，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理论的态度高于实践的态度，逻辑的立场优先于生存的立场，必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它看来，纯粹的、静观的理论生活具有如下“优越性”：

一是绝对性。哲学理论代表着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适用的“绝对真理”，具有超越时空、“永恒在场”的性质。

二是神圣性。哲学是少数具备超人慧眼的人从事的事业，这些人超越世俗芸芸众生而与真理同在，因而具有超凡脱俗甚至神秘的性质。

三是封闭性。哲学既是世界和人的生活实践的规定者，又是理论自我存在的规定者，因此它自足完备，无须外求。

在现代哲学的观点看来，上述“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它颠倒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关系，并因此遗忘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所以，“从逻各斯转向肉身，是现代哲学的又一决定性转向，其意义甚至大于哲学的科学化，这就是舍勒指出的本能造反逻各斯的现代哲学思想运动”[30]。

作为现代哲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马克思充当了向“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首先策动进攻的先驱，而推动着马克思完成这一理论叛逆的重要理论支撑则是实践原则。马克思洞察到：在逻辑与生存、理论与实践这二者关系中，生存实践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首要的、优先的地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尖锐地批判那些把理论的生活当成“唯一的人的生活”的哲学家们，“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32]；他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33]。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嘲笑那些脱离人的现实生存而崇拜“概念神话”的人们：“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34]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逻辑必须植根于并遵循实践的逻辑，名词的眼光必须从属于动词的眼光，这样才能确证自己的现实性。与生活实践相比，一切理论体系都不是自足的，而是有“缺口”的，同时它必然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派生性。理论只有奠基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生存境遇，才能确证其价值。在所有时间、所有地方都适用的绝对性的理论，等于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不适用，因而是毫无意义的。

二是世俗性。理论不是高居于生活之上的神圣之物，相反，在黑格尔之后，“哲学已经世俗化了”[35]。也就是说，哲学不是透明纯净的水晶宫里的面壁思辨，其生命之根深植于不断变动、充满矛盾的尘世生活之中。

三是开放性。相对于永恒变动、无比复杂的生活实践，任何理论都不能把现实生活的所有真理一网打尽，因而都是不完备、不充分的。一切把世界和人的现实生活限制在一个原则上的企图，都不过是理性的幻觉和僭妄。只有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开放自身，创造性地更新其内容和形式，理论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可见，马克思立足于自觉的生活实践观点，彻底颠倒了逻辑与生存、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放弃了从原则和教条出发来强制性地规范生活实践的企图，把理论从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之中解放了出来，从而第一次实现了“理论的解放”，并因而实现了“实践的解放”[36]。“生存实践优先”的原则，构成了马克思所独具的、区别于一切传统哲学的理论境界。正因如此，我们才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哲学史的第一个“自觉的理论”，或者说，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达到“理论本性的自觉”。

颠倒逻辑与生存、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其根源就在于把人的现实生存、生命价值，以及现实生活置于相对于理论的优先地位。马克思相信，人的现实生存和追求生命自由，以及生命幸福的生活实践都具有超越理论思辨的绝对优先性，理论唯有服从生存实践，创造性地向生存实践开放，为它提供积极的思想支持，才能确证自己的“现实性”和存在价值。理论从属于人的现实生命存在，切勿为了理论教条而牺牲现实生命，就是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所提出的内在要求。

以上，我们分别从“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世界之为世界”“人的存在”“理论的最基本旨趣”以及“生存实践理性与认知理性关系”五个基本方面论证了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意蕴。这五个相互关联的重大方面，从不同角度表明：只有从生存论本体论视域出发，把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的本源性的生存方式，才能避免从经验常识和纯粹认识论的观点来理解“实践”，并因此遮蔽“实践”观点所固有的生存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