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二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实践的根本意蕴（第1页）

二、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实践”的根本意蕴

从生存论本体论的视域来理解“实践”，就是要强调，“实践”所意指的乃是人“本源性”（在此，“本源性”不是指时间上的始末，也非逻辑上的先后，而是指存在论层面的基础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是人独特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生存方式。或者说，“实践”是一个与“人的存在”内在相关的生存论本体论概念。

“实践”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可从如下最基本的几个方面清楚地显示出来：

1。从人与世界的关系角度看，实践活动作为人的对象性感性活动，体现和构成了人与世界本体性的原初关系，拥有着优先于人与世界的抽象认知关系的基础性地位。

人与世界的关系，自古以来都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世界之间并非如传统哲学设想的那样，是一种主客二元分立，然后再通过认知的途径来寻求统一的关系；而是一种在生存实践中本源性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绝没有一个叫作“人”的现成存在者同另一个叫作“世界”的现在者“比肩并列”，然后再通过概念和知性逻辑把两个现成存在者“粘连”起来那样一回事。在生存实践活动中，人并非如传统形而上学所假定的那样是一个面向整个世界的理性的静观者和凝视者，而是通过感性实践活动，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存在者。无论是就其始源关系，还是就发展关系来说，人都是一种“世界性的存在”，因而他绝非脱离世界、与世界“绝缘”的现成存在者。与此同时，“世界”并非如传统形而上学所认为的那样，是“现成存在于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总体”，而是一种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因缘整体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人直接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处于对人的关系中的世界，是经过人的活动参与、创造的“属人世界”。在此意义上“世界是属于人”的，它是从事着生存实践活动的人的基本规定。人具有“属世界性”，世界具有“属人性”，人与世界是一种通过生存实践活动所结成的相互构成、相互生发的一体性关系。

人与世界的这种本源性关系，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的存在物。**、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5]；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6]。一方面，“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7]；另一方面，“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8]。这些论述里的前“一方面”所表明的是：人是感性的“自然存在物”，人属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后“一方面”则表明，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物，不是如费尔巴哈似的“静态的直观”意义上的感性，不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自然感性存在物，而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就此而言，人是自然的否定者，自然又属于人。人属于自然，同时自然也属于人；人既依赖着自然，又否定着自然；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具有超越自然的本性。而使人与自然的这种矛盾关系实现内在统一的便是人能动的感性实践活动。感性实践活动是一种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活动。它既是造成主观性与客观性相互对立、发展其间矛盾性的一种分化世界的活动，又是消除主观性和客观性各自的片面性，使二者达到更高统一性的活动；既体现着自然的本原作用，又体现着人的能动作用的活动；既使自然从属于人，又使人从属于自然；既使人向自然生成，又使自然向人生成。人与世界就在这种感性实践活动中最为本源地关联在一起，并在这种活动中，使人与世界结合为一种动态的否定性统一关系。

人和世界的这种一体性关系还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本源性的社会关系上。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共在”才能得以实现，或者说，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关系的实现必须以人与人的社会的一体性的“类”关系作为中介，“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于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马克思说道，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马克思还说道：“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0]这里所谓“自身的类”“普遍的”“自由的”，所强调的都是人与人之间本源性的社会关系，强调要从人的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人的存在，或者说强调“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本质。

可见，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是一种把人、自然、他人三者否定性地连为一体的活动，它使人既处于与自然的一体性的统一关系之中，又处于与他人的一体性的统一关系之中。“三位一体”，共同组建成人“在世”的生存论结构。很显然，与传统形而上学先把人和世界知性地分裂开来，然后再通过抽象理智和知性逻辑来沟通二者的关系相比，这种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拥有存在论上的首要的优先地位，理智认识和知性逻辑只有植根于感性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其合理性，而不是相反。

2。从“世界”之为“世界”的角度看，实践作为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人生存于其中的本源性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奥秘”和深层根据。

如何理解“世界”，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之所以为“世界”，不在于它是一个知性把握的现成对象和“存在者整体”，而是因为它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关联：“世界”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是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缘发构成”的“生活世界”。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讲，“‘世界’本身就是此在的一个建构要素”[11]。

理解人的世界，有着特殊的困难。如果说在人之前，整个世界是一个完全的、由自然关系所统治的、按照自然规律循环不已的单一性世界，那么，由于人的生命的产生，“世界”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不再是人产生之前的洪荒宇宙，而是由人的活动参与创造而成的、已经“二次生成”的世界；它已不再是单一的自然关系所统治的世界，而成了一个以人为目的的、为人而存在的、渗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充满着多重矛盾关系的属人世界；它不再仅由自然因果规律起作用，还由一种与人的生命内在相关的应然规律，在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不再处于机械的循环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地生成流变和发展之中；它更不再是死气沉沉的必然王国，而是一种不断扩大的自由天地。一句话，人的世界已不再是无生气的死寂世界，而具有了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性质。如何理解人的世界的这种矛盾性、丰富性和生成性的性质，始终是哲学史的一个重大理论难题。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世界的这种“生命”特性，根源于实践活动这一人的本源性生命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人来源于自然，就此而言，人属于世界，但是，人的实践活动通过把人的生命力量对象化，把自然界转化为自己的“无机身体”，把自然关系变换为“属人关系”，从而使整个世界“活化”起来并拥有了生命的光辉。在此意义上，世界又是属于人的。实践活动把“人属于世界”和“世界属于人”这两个方面内在地统一在一起，并由此生成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2]在此意义上，人现实的生活世界完全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构造”或“组建”而成的，实践活动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建构者和最终根据。离开实践活动谈人的世界，等于把人的世界下降到与“无人身”的自然世界完全齐一的水平，从而抹杀了其属人的性质。可见，实践活动是一种赋予世界以生命意义的生命活动，它是构成这个有生气、有活力、有意义的世界的最终根据和奥秘所在。

具体而言，若以实践活动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则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将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不是死寂的、与人无关的、铁板一块的“死的世界”，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对于动物而言，自然界就是它们的“现实的”世界，是它们天然的乐园。但对人而言，与人无关的自然只具有潜在的意义，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生成对人而言的“现实的”世界。人通过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在自然的“向人的生成中”创造“属人的世界”，这是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实现从自然世界向属人世界转化、不断扩大属人世界范围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作为人独有的生活世界不是一个从来就有的自在世界，而是由实践活动所开拓和创造的一个动态的属人的“活的世界”。

其次，它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单向度世界，而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构成的丰富多元的复杂世界。

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多重矛盾性及丰富多元性是由人的生命活动即实践活动的多元矛盾性质所决定的。正如前面再三强调的，人的生命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所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实践活动是一种包含多重矛盾关系的能动活动，由这样的生命活动所创造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具有多重矛盾性与丰富多元性的世界。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自然性与人文性、目的性与因果性、经验性与超验性、有限性与无限性、内在性与超越性等多重矛盾关系的交汇点。由此，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生活世界”也必然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所构成的多元世界。它既不像自然世界那样纯粹，在那里大自然的力量是唯一的主宰；也不像极端超越的理想世界那样的单一，在这里意志的力量是最高的权威，它可以凭着目的和应然性去安排一切。它既是自然的又是属于人的，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由的，既具有客体性又具有观念性。那些两极对立的多重矛盾因素与力量在此两两相通，实现了否定性的统一，从而形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多元开放的、丰富流动的“现实生活世界”。

最后，“现实生活世界”不是一个“实体统一性世界”，而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处于持续创造生成之中的“活动统一性世界”。

“实体统一性世界”是由某种孤立的实体所统治的世界。在此世界中，某一终极的实体是一切现象背后支配着一切现象的绝对存在，它超越时间、人类而存在，同时构成世界最终的解释原则。整个世界都是以这一实体为中心，按照这一实体的原则而存在、组织和运转的。把人的世界理解为一个“实体统一性世界”是一切传统形而上学的共同特性，它们或者以物质，或者以精神，或者以上帝，或者以自然作为世界的最终实体，企图从这些实体性存在出发，寻找到能够以一驭万、一劳永逸的，掌握世界最高真理的“秘钥”。很显然，这种“实体统一性世界”必然是一个封闭的、僵死的世界，是一个由无所不在的单一、排他的实体原则支配的世界。它犹如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大黑洞，把丰富多彩的人的生活世界简化为一种一元性的存在，要求所有的现象、所有的活动，包括人的全部生活和一切需要，统统服从于唯一“实体”的安排。这样的世界，完全可以称为“敌视人的世界”。

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与上述“实体统一性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它追求的不是世界的单极统一性，或者说它寻求的不再是终极实体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和创造过程的统一性。任何具体的实践活动诚然都是以主观性或客观性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这并不意味可以把它们当作孤立的“实体”加以确定。在实践活动中，精神的因素或物质的因素，主观的因素或客观的因素，经验的因素或超验的因素等，都失去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地位，都不能作为孤立的实体性存在来加以确定。我们承诺人之外的自然界的客观性，但“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13]“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4]，尚未进入实践活动的自然界只具有潜在的性质。同样，处于实践活动之外的精神、“我思”、自我等，由于尚未在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自己的生命本质力量，因而其存在不具备真正的现实性。只有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经验因素与超验因素等进入现实的实践活动过程，才能扬弃其潜在性而获得现实性品格。

哲学历来把追求世界的最高统一性原理作为自己的一个重大使命。传统形而上学所热衷的是运用认知理性，去追求世界的“实体统一性”，永恒在场、绝对同一、普遍性的超感性实体被视为整个世界的终极存在和根据。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这种以实体化方式所实现的对世界统一性的追求，所导致的是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和瓦解。“实践观点”同样追求世界的统一性，但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不同，它所追求的不是抽象的实体统一性，而是一种“生存活动”的统一性——在感性实践活动这一人的本源性生存活动中，人与世界同时在场并敞开，在一种开放的、相互构成的境域中，所形成的世界既不是实体化的科学世界，也不是同样实体化的神学世界，而是丰富、矛盾和流动的“现实生活世界”。

3。从“人的存在”角度看，实践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意指它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它表明人是世间唯一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之所以存在就在于人的“生存”与“生活”。人是感性地和实践性地确证和展现自身的存在过程的，这是人的生命存在区别于动物最本源性的分界点，因而也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奥秘”和深层根据。

人与动物之间的分别，按照马克斯·舍勒的观点，是关系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重大问题。在此问题上，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便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动物这一“属”加上“理性”这一“种”所形成的存在者，“理性”是人高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对人的理解实质上是把人当作“现成存在和摆在那里这种意义上加以领会的”[15]，因而与理解物的方式并无本质差别。舍勒说得更清楚，这种理解方式实际上是把“人的本质及其价值视为一种自然事实的自然延伸”[16]，它在表面上把人看得很高，其实是人的贬值和人的价值的颠覆。

马克思同样认为，确定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找到某种特殊的、动物不具备的理性等特性，问题的关键在于领会到人是一种具有“生存”性质的特殊存在者，而后者只是“现成的存在者”。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7]，“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8]。他还说道：“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9]所有这些论述，都表达着一个共同的旨趣，那就是只有人的特殊的“生存”本性和“生命活动的性质”，才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尺度。人是什么，是与他的生产相一致的。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他能“生产他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一点是动物这样一种“现成存在者”所不具备的，因而也就最深刻地构成了“人猿相区别”的本源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