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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谁的理性谁的革命（第2页）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①

有必要强调，除了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数量权重和关键地位之外，它对这个时代历史地决定的诸问题的特殊关系也必须被予以考虑。我们拥有一批处于相似社会状况的人们，但如果他们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行动的话，那么这对形成有效的阶级意识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马克思谈及法国的农民时说：

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①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法国农民进入社会结构的方式并没有提供独立行动的基础。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动，而必须被其他人代表。然而无产阶级却被认为是不同的。马克思说：

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②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认为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有关的某种东西不仅赋予无产阶级以那种社会内部的群体之观念，而且赋予无产阶级以执行与前者有关的特殊“历史任务”之观念。正如他公开承认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得不独立于实际工人在任何既定情况下所采取的目标而予以确定。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对意识在其中得以形成的经验条件感兴趣。

在这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①的无产阶级与被生产方式相互孤立的农民相比可更有力地联合在一起。然而，马克思归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却不能仅从支持群体团结性（groupsolidarity）的工作条件存在中被推导出来——无论是以归纳的方式还是以其他方式。群体团结性可在资本主义合理性所提供的概念框架内完善地表达出来。雇佣工人可辨识与其他工人的相似性，同时他们建立工会以捍卫共同利益，尽管避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十分困难。（工会仅仅在其通过对利益的有限整合而克服原子主义这个意义上才是“社会主义学校”。）对他们而言，通过对工厂法案和其他法案施加压力来干预政治甚至也是可能的。然而，这样的群体意识没有对工资制度本身提出质疑。我们必须明确区分用来保护和促进制度内的劳动地位的活动与改变制度的革命活动。后者不能通过研究由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相关的资本主义合理性所定义的工人状况而得出，而只能通过将工人立场与历史运动和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有意义的替代联系起来而得出。只是由于资本自身发展的辩证法潜在地将社会主义提到日程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潜能才能被假定。

消极地看，法国农民的彼此分离，以及具有历史基础的政治计划的缺乏，才阻止他们扮演独立的历史角色并将他们托付于路易·波拿巴（LouisBonaparte）的政治煽动。农民可以抱怨“滥用”、提议改革，但他们无法针对不可避免地产生“滥用”并需要改革的状况设想一种社会转变。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导致他们在自我超越的实践——即通过规定无产阶级从属地位的结构的转变而展望其最终解放的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自身。所有这些明确表达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最充分的意义上）不得不以非常晦涩（redite）的方式予以确定。阶级存在（即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直接性，必须与意识形式——它把阶级置于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化总体中加以定位——区别开来。仅仅后一种意识形式才为阶级提供辩证否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劳工运动提供了富于战斗性的行为形式——它仍然停留于直接性的层面——的实例。卢德分子①（Ludd-ites）不是将资本主义理解成必须被重构为整体的结构化总体，而只是根据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来理解它。他们依靠每天出卖劳动力过活。他们的直接敌人是对他们工作产生威胁的机器。他们试图以与破坏机器同样直接的方式反对这种令人害怕的发展。这种对资本的否定，就其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的干涉上来说可被称作“抽象否定”。它不能通过一种整合——这种整合能够占有资本主义成就中的积极成果——解决冲突；相反，它将一个要素（机器）从总体图景中抽象出来并试图孤立地毁掉它。即使卢德分子能持续地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资本主义停滞了；反之，辩证的否定通过解决活劳动和死劳动之间的关系而否定活劳动和死劳动之间的否定。

在这一部分，我已说明，假定存在的革命者是被剥削阶级。只有作为整体的阶级而非个人才具有再次总体化（retotalisation）的可能性，只有从这个立场进行的推理才能与实践具体地统一起来。然而，阶级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们的阶级认同如何形成（etothefore）?这是我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

阶级认同和它的中介

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著名定义如下：

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①

也许看起来，包括卢卡奇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他们自己的议题（被归因于的阶级意识）以个人也许会采纳的目标为代价而强加于无产阶级。然而，我并不认为这里谈论某种替代性选择是公平的：“如果阶级想我们所想，这很好，所以让我们把这个内容归于他们的‘真实’意识吧。”这种意识的必然性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研究上，这种研究揭示其固有的结构性对抗。这个结果使我们推论出两个互相补充的结论。

首先，只有这种结构性对抗所定义的阶级才能被期望为在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总和的组织时是实际有效的。康德和黑格尔从既存整体立场出发进行思考，他们都反对违反资产阶级规范，但在无产阶级的例子中马克思却将社会诸关系的革命重建计划赋予无产阶级。其次，如下一点也是真实的：只有通过反抗资本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才能将自身建构为自为存在的阶级。

当然，通过与资本的关系它已经被建构为一个阶级了，但考虑到意识形态控制是伴随着物质控制的，对工人来说很难不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他们提供的定义和状况，因而也很难不以制度合理性的方式行动。对于个体无产者来说，寻求改善他们在既存社会等级中的地位经常是可能的，他们甚至决定通过背叛阶级中的其他成员来巩固其地位。相当多工人群体会通过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以特殊利益集团的既定结构为前提——确保他们状况的改善。而且，白人工人会发现排除其他肤色人种的工人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再如新教徒排除天主教徒、男人排除女人等。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无产阶级作为整体即作为集体主体（collectivesubject）而行动，那么对这一点而言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它相对于资本的客观上既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由之前提到过的历史命运预示了。推翻资本是能够取代上述特定利益的唯一普遍利益，而且它是唯一的永久的事实，因为劳动贵族的出现和上文提及的其他特殊情况都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特定事态。

阶级的现实性不取决于社会状况的细微相似性，它是对抗结构的结果。马克思说：“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①所以，团结和竞争这两个维度是同时起作用的。

因为阶级认同仅仅在革命时刻才会实现，否则就会被差异和对抗所威胁（ise），所以努力地阐明阶级的普遍和长期利益的政党才不得不“代表”被假定的等同性，并努力使之成为现实。

而且，除了政治中介，道德要求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工人是具有阶级意识的，这无论如何不会消除个人利益。博弈论（Gametheory）已经证明，对于相互分立的个人的理性自我利益来说，为了共同利益而减少共同行动通常是不可能的。“背叛”（sellingout）经常把自身作为更好的选择。于是就需要无产阶级道德——它表达在诸如“团结”“阶级忠诚”“革命责任”等术语中——的中介，以及对低效者（ratebusters）、流氓（scabs）、“宠儿”（blue-eyedboys）和其他类似的人予以蔑视的灌输（in）。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活生生的现实，它不能在思想上被废除，而只能作为改变状况的实践行动的结果。

马克思曾担心，道德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将工人束缚到虚假普遍性上的资产阶级伏兵。马克思想仅仅依靠阶级利益。当他被迫将“义务”“权利”“真理”"正义"和"道德"这些说法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章程①中时，他曾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对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造成危害”②。这是有趣的。当分析这种“安排”时，语境首先是成员“相互之间的行为”。显然，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观念都从属于反对阶级统治的斗争。马克思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没能理解个人对其阶级的必要忠诚不能简化为一次纯粹谨慎的算计，个人作为阶级卫士的身份不得不以社会的方式建构起来，并且在这里起作用的是适当价值的灌输。

马克思仅仅模糊地意识到作为普遍性的阶级利益与其成员是对立的，因而需要道德中介。这种普遍性——作为不同于一个工人的特殊利益的阶级利益——对于反对资本的有效行动而言必须以理论的和实践的方式实现。但这是哪种普遍性呢?它不能被抽象地概念化，即不能作为超越差异的普遍性，而是作为包含差异的并对阶级中不同成分（熟练的和不熟练的、男人和女人等）的特定经历予以回应的具体普遍性。对运动而言，有必要以压迫作基础而非以阶级作基础，这不仅是因为人们除了阶级压迫之外还会遭受歧视，而且还因为他们受阶级压迫的经历本身就中介于这种特殊性中。

除了种族、性别、技能等常见张力，还存在着自马克思公共领域著作的时代以来巨大扩张的结构性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被分裂为直接与资本冲突的一部分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介而只是间接地与资本冲突的另一部分的问题。这种分裂的表现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社会民主党成为公共领域的代表并失去产业中对减税持不同态度的被剥削者的支持。悖论是，现在工会成员比重最大的正是公共领域，而私人领域的工人则更加原子化了。正是团结分散在这些分裂中的阶级的需要，使得革命政党成为必要。

如下的观点——身份（identities）例如“阶级”是话语建构的—-是明显的胡说。阶级根源于客观社会结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相同结构碎片化（fragment）和原子化（atomise）无产阶级，那么这个矛盾将不得不以政治的方式予以处理。阶级认同既是革命政治的假定，也是革命政治的成就。人们时常谈及，无产阶级不仅能而且也必须掌握有关其状况和革命任务的一定程度的真实知识，这与资产阶级革命以极端意识形态的自我理解而“胡乱应付”（muddlethrough）的方式是不同的。未被强调的（除了卢卡奇）是，这种知识不仅是技术性的（做个类比：建桥需要工程科学），它也是不得不被实现的自我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了。阶级对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所达到的成就改变了它，以致它在阶级斗争中富有实效。

结论

我们来总结主要观点。无产阶级的革命命运不是发生于无产阶级身上的机械必然性，然而它的必然性是从无产阶级——它由其客观既定的等同性来定义——的立场出发辩证推理的结果。制度的合理性使得个人甚或群体面临很多选择，这些选择根据普遍的制度选择或对它们的零星改革而确定下来。辩证的思考将总体作为其对象，并把具有再次总体化的潜能的阶级作为其实践的立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唯一恰当和理性的意识只能是革命性的。然而，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要实现认同，不只是由于其历史命运，还要建立在政治中介、道德中介和理论中介的基础上。对我而言，马克思的观点是“对劳动的批判地承认的观点”①，因为它将雇佣劳动者阶级视作一个被驱使要与雇佣劳动做斗争的阶级。马克思说他的政治经济批判表达了如下立场，即“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不是学院化的旁观和预测，而在于使无产阶级意识到他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