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6章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否定之否定（第2页）

所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做资本，当做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做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做雇佣工人来生产。①

因此，资本家作为购买者与工人作为销售者在市场上互相遭遇对方绝不是偶然现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②。

显然，马克思意在向我们表明，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起源的问题与这个体系将自身建构为自我再生产的总体的能力相比，是不重要的。资本是自我持存的。

通过阅读黑格尔，马克思对这种辩证法的形式已经熟悉了（当他针对黑格尔著作的合理内核进行隐晦的评论时，他或许考虑过这种辩证法的形式）。由两个极点（pole）建立起来的这种总体具有下列特征：

a）这两个极点就它们的定义来说，对于彼此都是必要的；

b）每一个极点都通过它自身的运动产生其对立面；

c）每一个极点都通过其对立面的中介而再生产自身；

d）总体外在于其要素而形成，但是总体仍然在它的要素中并通过它的要素再生产自身——这甚至是当物质沦为某种程度上先于总体的组成部分（即不仅在关于其组成部分的科学叙述中先于它）而存在的这些要素时。

如果资本主义生产以“劳动产品与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马克思语）为前提，那么过程的这个基础就通过将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和资本而再生产自身。然而，我们似乎承诺了资本基金的原始存在以使得这个过程得以进行。那么这种原始资本来自哪里呢?比如说，它来自作为他们自己劳动结果的直接生产者自己的双手吗?

它的占有者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是通过他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而他们的这种假定好像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①

现在给予这种说法以现实性（truth），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结果（ces）否定了它本身的作用（effect）。以先前提到的关于再生产（它源于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分析为基础，马克思指出交换、占有和私有权的规律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变。以下这两个著名段落值得引用：那么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

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①

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②

私有制关系的物质内容中的这种“颠倒”当然不必为财产的法律形式中的任何区别所标识。法律形式的这种持久性实际上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非常便利的，因为它使得政治经济学“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③。因此，马克思评论道，从洛克到李嘉图的一般法律观念“都是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观念，而他们所阐述的生产关系则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证明了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所有权的合法性，在这种所有权的掩盖下“证明对群众的剥夺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①

现在回到如下的问题：在“原始资本产生于其所有者本人的劳动”这一论断中是否存在某种真理性。我们看到，马克思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这一“假定”“好像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既然我们在分析商品生产本身的逻辑，那么那种逻辑所允许的价值原始存储的唯一来源就是劳动。请注意，马克思说的是，这好像真的是如此。换句话说，马克思想表明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在这里，他并没有假定通过其发展而历史地产生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模式。这里的历史是“潜在的”（virtual）历史。这种历史必须从资本主义作为既定总体、将它的内在要素抛回过去的视角开始写起。②这种抛回（retroje）既是逻辑上固有的也是在历史上无根据的，从马克思讨论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的假设性本质来看这是很明显的——例如下面的段落：

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①

请注意我所强调的词：司：“似乎是”（seem），“假定”（assump-tion），“似乎”（apparent）。马克思将劳动对财产的关系中的这种转变描述为“辩证的转变”②（dialeversion），这一转变“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③。

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否定”的“逻辑”版本，其中，劳动与财产的原始统一仅仅“似乎”是真实的。注意：财产规律并不是前资本主义的，而是源自商品生产本身的。这里研究这个体系的逻辑是为了说明其所涉及的否定。在这个既定体系中，简单流通表面层次上等价交换的假定与生产层次上对工人劳动的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可被诠释为另一占有逻辑对这一占有逻辑的否定。

我认为这个否定应该被理解为“潜在的”（virtual）过程而非“真实的”（real）过程。①这里倒没有必要证明简单商品生产制度（regime）作为产生其反题的正题是历史的存在。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将这一否定假定为已经被永远扬弃的内在要素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总体。马克思在该段中说“潜在地”而非“历史地”，这就驳倒了那种认为《资本论》是对具有历史诸阶段的既存总体的系统叙述的看法，依据那种看法《资本论》第1章好像承诺了某种先在的简单商品生产制度似的。

如果我们忽略真实的历史并只关注私有制得到发展的关系的逻辑，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方面是“主观劳动力”，另一方面是为非工人所有的“客观劳动条件”。将之抛回到假想的过去，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是对“原始的”个人私有财产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在财产的相同法律原则下完成的，它具有颠倒的内容，以至于现在财富在与劳动相反的另一极积累起来了。

这种逻辑对立的物质条件不得不通过一些已不存在的（原始积累）过程而历史地产生。但是，我们刚才谈论的既存总体中的逻辑矛盾，其原因现在看来是清楚的。它提供了将第一个否定诠释为被转换成既存总体内部的内在前提的可能性。

这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采取了相同的策略。阿尔都塞认为，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中，黑格尔主义辩证法规范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最初综合。阿尔都塞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例证了人本主义问题式，在这种问题式中，人失去了自身的本质并通过重新占有他的异化本质而再次回复自身。阿尔都塞认为，在私有财产的否定中并通过私有财产的否定——这种否定也是对人的否定，马克思假定了人本身。①然而，这无论如何不是真实的历史。马克思的理论没有假定一个随后被否定的无异化存在的黄金时代。相反，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第一次发展了人类的潜能，但却是在人类力量通过异化形式而发展的矛盾结构中实现的。这不是（在双重否定运动之后）回归原初黄金时代的问题，而是解放资本主义总体下内在要素的问题。对人类作为人本身的假定是结果，但正题与反题是同时形成的。首先是劳动，但那已是私有财产符号下的异化劳动。因此，它的另一面即生产工具中的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在这种趋于解体的私有财产关系中，无产阶级作为矛盾的“否定性”因素否定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那种关系。结果是再占有（从逻辑上说）或占有（从历史上说）被锁定于资本中的人类力量。在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由于把私有财产的劳动假定为它被异化的自身并接下来否定这一否定，共产主义运动就被描述为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②。

在什么意义上，这种对整体内在矛盾的体系性辩证分析能够解释其特征与命运?显然，如果我们假定资本已经存在，那么，我们就会搁置作为研究领域的资本历史起源。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指出它在颠倒的逻辑关系中仍然保持了其自身的逻辑前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逻辑上假定了简单商品流通，但却“颠倒”了它所产生的“所有权规律”——这一所有权规律是商品必须被其所有者自己的劳动所生产。因此，它代表着对直接生产者与劳动对象之统一的否定。因此，在逻辑上，这个否定之否定就产生了。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特征对于我们概念化它的结构和它的转变来说就是有帮助的了。然而，马克思在谈论这种推翻资本主义的方式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之前讨论有关资本的“历史命运”一节时，我们分析了第一个否定这一特殊用语。对个人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被视作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我否定。现在同样的特殊性也在第二个否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它自己的否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夺剥夺者”。它比第一个否定更特殊，这是因为第一个转变是在私有制发展得更广泛的框架内得到叙述的，相反第二个转变却由“社会所有制”所引领——尽管它重建了“个人所有制”。

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什么应该否定自身?

对这个问题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它这样做，是因为它不自主地促进了“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①。在脚注中，马克思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②。

因此，在已叙述出来的一般辩证法中存在大量省略。资本主义所有制仅仅间接地产生它自身的否定；紧接着它就产生了自身的否定者，即革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就它产生了社会地联合起来的、要求社会所有制发展的生产力而言，这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所以，资本主义通过它自身的发展，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为自身准备了被取代的方式：消极地说，通过迫使无产阶级反抗它们；积极地说，在能从资本自身的遗产中获益的新社会秩序中为其自身的有规定性的否定提供基础。但是显然，这个结果会遭到资本的抵抗，资本将竭尽全力打乱和分化无产阶级这个新兴工人阶级的复仇计划。

这个矛盾补充了我们刚刚研究的第一个矛盾。资本持续再生产一种商品流通形式，这种形式潜在地暗示某种占有规律——尽管它同时以颠倒的形式否定这一规律。资本以同样的方式形成一种社会生产形式，这种形式逻辑地表明一种新的占有规律——社会所有制，尽管它同时以与之矛盾的既存体系限制这种新规律。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先于历史事实而潜在地否定了自身。因此，资本主义在结构上被内在有着诸否定的这种体系撕裂（rive）。这种观点比将资本主义置于时间序列上的中间阶段更有启发意义。

以这种方式建立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其遗憾之处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向个人所有制的“回归”。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并且它需要我们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某种讨论，以使其与共同财产的提法能够兼容。

当我们谈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分析时，我们能够了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因为他也把这些形式视作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制的反题，后者瓦解了所有先前存在的公社联系。

曾经，土地财产和农业是基本要素，生产只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个人的再生产（除了歉收的情况）通过生产诸关系而得到保证——尽管他们也被剥削。个人在一开始是与劳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据说也是有财产的。这是由于另一种结合，即个人与公社其他成员的结合。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也就是说“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是根据公社组织的分配规律而预先给予个人的。例如，让我们看看公共土地条状耕种的情况。这种体系经常存在于封建时代的乡村中。生产诸关系由这样的体系决定，在其中一块土地被分配给一个家庭供他们使用而这些条块分割的土地每年都轮换地使用。在一种意义上它看起来是个体生产，因为每个家庭都只为自己的生计负责，但事实上，这种个人占有由公共土地的分配原则提前固定了。普遍性主导了特殊性。不存在土地的分离，财产积累也是不可能的，并且没有人没有工作。马克思说：“在这里，个人决不可能像单纯的自由工人那样表现为单个的点”;相反“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因为他对土地的关系是以公社为中介的”。①就此而言，劳动的客观条件是属于他的。

对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马克思补充道：“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②马克思坚持认为，严格说来，工人与他们的生产条件是毫无关联的，就好像彼此是独立的一样；他的存在也被简单地分成两个方面：主观的一面即他自身，客观的一面即他得以存在的自然条件。不是劳动和它的客观条件的结合需要一个解释，而是他们的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③的这种分离——需要一个解释。在资本主义中，劳动者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与劳动对象的统一之中，而是需要被置于通过“找工作”的偶然性而与劳动对象的关系之中。马克思说，所谓自由工人是“作为丧失客体条件的、纯粹主体的劳动能力，来同作为他的非财产，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作为资本的生产的客观条件相对立”①。这个过程被总结在下述段落中：

但同样明显的是，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为自由工人，这一过程又可能使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或这一切的总和）从它们同这些个人（他们现在已同这些条件分离）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

正是这种使大众作为自由工人来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的过程，也使这些条件作为资本同自由工人相对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