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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传说（第2页）

“当人类及其大脑永远离开地球时，人类及其大脑或者不如说大脑及其人类能类似什么呢？故事并未道出这一点。”

现实主义是创造现实的艺术，了解现实的艺术和知道创造现实的艺术。大家刚刚倾听的故事认为这种艺术还因此将大有长进。现实将发生变化；创造、了解和知道创造都将发生变化。在现在的我们与最后逃难的未来角色之间，现实和现实的艺术至少将像其曾从变形虫变到我们人类那样变形。传说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叙述的故事有一种创造、破坏和重塑现实的力量。传说是现实主义的，还因为传说注意到事实即这种力量早已大大改变了现实及其艺术，并且除了灾难以外，这种改变应继续进行。传说是现实主义的，还因为它承认继续进行改变、太阳系的终结会有一个难以避免的障碍。最后，当传说预言这个障碍将被克服并且力量将避开灾难时，传说还是现实主义的吗？

传说叙述关于影响能量的两个过程之间的冲突的故事。第一个过程导致地球上和太阳系中存在的所有体系、所有物体（无论有否生命）的毁灭。在这个熵过程内部，在这个连续而必然的熵过程内部，另一个偶然而间断的过程至少在很长时间内因这些体系的日益分化而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这后一个运动不能阻止前一个运动（除非人们在使太阳碳化时能为太阳提供什么），可是它在放弃自己的宇宙位置——太阳系时能避免灾难。

在地球上，如同在别处，熵把能量引导到最可能的状态，一种微粒浓汤，一种冷却的混沌。相反，负熵则在最复杂的（我们说最发达的）分化体系内与它相结合。发展并非人类的发明创造。人类是发展的发明创造。传说的主角并非人类，而是能量。传说叙述一系列插曲，这些插曲时而表明了最可能的成功即死亡，时而表明了最不可能、最不确定而且也是最有效的成功即情结。这是能量的悲剧。如同“俄狄浦斯王”，它结局糟糕。如同“俄狄浦斯在科洛纳”，它允许作最后的宽恕。

主角并非主体。能量这个词什么都没有表达，除非存在着力量。能量上发生的事、系统的形成、系统的死亡或续存、最最分化的系统的出现，能量对此一无所知并且什么都不期望。能量服从盲目的和局部的法则，服从偶然性。

人类并非传说的主角。人类是一种复杂的能量组织形式。如同其他形式一样，人类大概也是暂时性的。其他更为复杂并且占据人类上风的形式终会出现。人类也许是这些形式中的一种，它准备从传说被叙述时起经历科技发展。这就是传说为什么不能开始鉴别将成流亡主角的体系。传说只能预言如果主角成功逃脱了太阳系的毁灭，那么主角就应比当传说被叙述时人类未成其为所是更复杂，因为人类那时并不拥有逃难手段，尽管人类与人们所了解的宇宙中其他能量相比，是最复杂的能量组织。

主角应更为复杂，因为它应能在地球背景毁灭后继续存在。在与地球上发现的特殊能量即人体共生时，一个生命有机体继续使这个系统尤其大脑继续存在下去，这将是不充分的。主角应能直接利用宇宙中可自由使用的物理能量的唯一形式、未经事先组织的微粒。这就是为什么传说示意，注定在地球生命毁灭后继续存在的主角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幸存者，因为主角将不在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生存。

这个条件是必需的，但在传说被叙述时，没有一个地方能说出该条件将被如何满足。在这个故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因为负熵以偶然的方式起作用并且最复杂的系统的出现仍是无法预见的，尽管研究和控制本身是系统的。人们可使这种出现变得容易，但并不是支配它。让便于最复杂的组织出现的不确定性空间处于开放状态，这是传说所说的“自由民主”的开放系统的特征，而这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是一样的。我们所说的研究是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自由空间的一个情形，它已变得平淡无奇了。这个情形本身标志着一种高级发展，必然性和偶然性不仅按认识论程序相互结合在一起，诚如莫诺所看到的，而且用普利高津和斯滕格的话说，必然性和偶然性还在一种新结合的现实中相互结合在一起。这种新结合并非客观和主观的结合，而是规则与机缘的结合，或者连贯性与间断性的结合。

假如能量故事中不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区域，那么叙述这个故事的传说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传说是一个言语组织，而言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能量状态，一个象征性的技术器官。不过，虚构要求展开一种时空的和形体的空虚，语言能量在这种空虚中并不直接受制于人们在创造、认识和展示才干时对能量的开采。

在传说中，语言能量耗费在想象上。因而，传说成功塑造了一个现实，一个传说叙述的故事的现实，但当涉及人们对现实作认识的和技术的使用时，这个现实就被悬置起来了。现实从反思的角度被利用，即在言语里反映出来，以便言语与其意图相关联（这就是我正要做的）。这种悬置把实践诗学与实用诗学区分开来了。虚构把这个现实保留起来了，并使它远离在系统内的利用。这个现实被称作想象出来的事物。想象中的现实的存在在所处的系统内预先假定了这样一些区域，对于上述系统的操作所具的仅仅是现实主义的束缚来讲，这些区域可以说是中立的。在一般情况下，像反射弧这样严格的系统，甚或一个本能的程序（以我们了解的生物为例）都禁止变形虫、埃及无花果或鳗鱼去虚构。

现实主义承认甚至要求想象中的事物呈现出来，并且，想象中的事物对现实来说远非陌生，它处在一种状态下，新生的状态下。科学和技术本身同样不虚构，科学和技术与绘画、文学或电影一样是诗化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唯一差异在于假说之证实、证伪的约束。传说是一种摆脱了这种约束的假说。

大家已听到的传说既不是最新的，也不是独创的。可我把它视作后现代的。后现代的并不意味着最新的。后现代指的是，就广义的思想和行动而言，书写在遭受现代性沾染并试图自愈之后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时间。不过，现代性也不是最新的。现代性甚至也不是一个时期。从广义上讲，现代性是另一个书写状态。

在由塔尔斯的保罗、接着由奥古斯丁完成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的最初特征出现了，奥古斯丁从事这一工作是为了使古典的异教传统与基督教末世学相互适应。现代想象物的一个独特要素是历史性，这恰恰是古代想象物所缺乏的。现代人使人们称之为欧洲或西方的集体主体的合法性取决于历史时期的展开。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弟德—利韦（Tite-Live）和塔西佗一起，古代人的确已发明了历史，并以之来对抗其他种类的叙事：神话和史诗。而与亚里士多德一起，古代人已详述了telos的概念（意在终极）和目的论思想。但是，正是由保罗和奥古斯丁重新思考的基督教才把确切意义上的末世学引入西方思想的中心，才将支配具历史性的现代想象物。末世学叙述一个受失误影响的主体所具有的体验，并预言这个体验将因对邪恶的宽恕、死亡的毁灭和天堂的回归（即回到意味深长的圆满）而在末日完成。

与这个末世学相联系的基督教希望在源于异教古典主义的合理性中重新得到奠基。希望变得合乎情理。反之亦然，希腊理性发生了变化。希腊理性不再是城邦居民在对在悲剧命运、政治动乱或思想混乱等体验中必须加以思考和行动的事情作商议时相互间论战的公平分配。现代理性则是与他人（不管是奴隶、女人，还是移民）分享每个人特有的有罪体验和应无罪获释的体验。美德伦理学褒扬古代的理性活动，而宽恕伦理学则褒扬现代的理性活动。古代信仰与震撼奥林匹斯神山的狂热无序发生冲突。现代信仰则放心大胆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一位独特的、遵守教规的和仁慈的神甫。

这种描述显得过于基督教式。但是，通过无数的插曲，世俗的现代性坚持这个世俗的部署，一个“大叙事”的部署，如同人们所说的，该部署最后使主体能与自身调适并消除其分离。尽管被世俗化了，但启蒙运动的叙事、浪漫主义的辩证法或思辨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叙事都展开了与基督教相同的历史性，因为它们都保留了末世学原则。总是被排斥的故事的结尾与他者的法则确立起一种完全而整体的关系，如同这种关系一开始时那样：基督教天堂里的上帝法则，由卢梭幻想的自然法中的大自然法则，由恩格斯想象的在家庭、财产和国家之前存在的无阶级的社会。这始终是一个古得无法追忆的过去，被允诺为最终目的。在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一已失落的起源上时，事先规划自己的合法性对于现代想象物来说是重要的。末世学需要一种考古学。这个循环，作为解释学循环是历史性刻画为现代时代的想象物。

我们听到的传说的确是一个叙事，可它叙述的故事并没有提供历史性的主要特征。

第一，这是一则物理故事，它只涉及能量和作为能量状态的物质。在这个故事里，人被视做一个复杂的物质体系，意识被看作言语的效果，而言语则被视做一个非常复杂的物质体系。

第二，在这个故事中起作用的时间只是一种历时性。系列被切割成时钟单元，在被假定为等速而规则的物理运动的基础上，这些单元被任意限定。这个时间并非一种有关意识的时间性，该意识要求在过去和未来不在场的情况下，过去和未来仍能与现实同时被视作“现在的”。传说只允许拥有象征语言的体系具有这样一种时间性，这些体系实际上使有关不在场的熟记和期待，即现今化成为可能。至于对虚构的能量故事进行强调的那些事件（“有时会……”），该故事并未加以期待和研究。

第三，这个故事最终并未接近解放的境域。的确，传说的结尾叙述了关于一个已非常分化的体系的拯救，一种超级大脑的拯救。超级大脑之所以能预料这个出路并准备这个出路，事实上是因为它必定会拥有一种象征语言，不管这种语言是什么，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就不如我们的大脑复杂。合目的性的效果或情感源于象征体系的这种能力。的确，象征体系更能控制根据已突然发生的事情而突然发生的事情。然而，传说与其说是一个解释学循环，还不如说传说把这个效果描述为固定的控制论日趋封闭的结果。

第四，传说在过去叙述的（并非盲目）、对我们今天而言的未来并非希望的目的。希望是故事主题的希望，该主题指望或被允诺一个最终的完善。后现代传说叙述完全不同的事情。人类或其大脑是一种非常不可能的形体构成（即能量构成）。这种构成必定是短暂的，因为它依赖地球生命的状况，而这些状况并不是永恒的。如果人类或大脑应在这些状况消失后继续存在，那么称之为人或大脑的构成就应被另一个更为复杂的东西所超越。人类或大脑曾经只拥有在分化与熵之间存在的冲突中体现出来的一个插曲。复杂化的谋求并不要求人类的完善，而是要求人类为了性能更优的体系改变自己或使自己失败。有人错误地认为人类炫耀自己是发展的动力，人类把发展与意识和文明的进步混为一谈。人类是产品、工具和见证。即使人类对发展及其不平等、不规则、命定性、非人道能提出反对的批评也是发展的表现并有助于发展。革命、战争、危机、磋商、发明和发现都不是“人类的作为”，而是复杂化之效果和状况。对人类而言，它们总具双重性，它们为人类带来了祸与福。

无须深入讨论，我们就可充分认识到传说描述现代“大叙事”的特征。传说并不答复宽恕或解放的要求。由于缺乏末世学，由传说叙述的故事所具的纯机械性和随之而来的偶然性任凭思想受合目的性的悬置。这种悬置是思想的后现代状况，是此时此刻适于唤起其危机、苦恼或忧郁的东西。传说并未为这种状况带来任何纠正办法，只是对这种状况做了说明。说明既非合法性，也非斥责。传说忽略了善与恶。至于真与假，它们是依据所谓的现实主义体制下当人们作出判断时有效与否而得以确定的。

传说的内容说明了危机，虚构的叙事本身是这种危机的体现。该叙事所谈论的内容和含义意味着希望的终结（对现代性而言，意味着地狱）。叙事的形式把这个内容记录在叙事本身上面，同时以简单传说的名义打乱内容。传说既不受争论，也不受证伪。传说甚至也不是一种批判话语，而仅仅是想象。这是因为传说利用了由体系向假设性思想敞开的不确定性空间。

这同样是因为传说习惯于表达当今思想的危机，这几乎是幼稚的表达：现代性的危机，它是后现代思想状况。因在认识上和伦理—政治上表现出谦逊，传说赋予自己一种诗性的或美学的地位。传说只有忠于后现代情感即忧郁才是有价值的。传说首先瞎吹的是动机。但整个传说同样也是忧郁的，因为它取代了现实。

我们可以说，我们听说的传说是比后现代人所能掌握的要悲观得多的话语。后现代人只是继续说着伽利略、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话语：人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并不是最初的（却是最后的）创造物，并不是话语的主人。无论如何，为了形容悲观主义者的传说，必须拥有一个关于绝对的恶的概念，独立于由人类体系产生的想象。

但毕竟，这个传说并不要求被人相信，只是要求被思考。

节选自［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道德》，第二章，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莫伟民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