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学科自觉:教育史学体系的新进展02
第八章“教育史研究报告的评价”讨论了学期报告以及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标准,并阐述了高水平历史学者应具备的品质。对于高水平教育史学者应该具有的素质,布里克曼明确指出,其包括探究和呈现真理的热诚、正确的判断能力和客观的态度、非比寻常的耐性和毅力、理智上的警觉、可靠的记忆力和良好的建构性想象力、追求完美精确和透彻的热情、从外语文献中提取资料的能力以及学者最真实的谦虚和谦卑品质。附录中的四篇论文是布里克曼曾在《教育史季刊》和《教育史》上发表的论文,分别为《修正主义与教育史研究《布朗大学教授的免税特权》《教育史学的理论视角和批判视角》《美国教育史学研究与著述的早期发展》。
③《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一书的特点:第一,文献资料特别丰富,为教育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资料库。第二,分析论述清楚明晰,使得整本著作的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作为一本研究指南性质的教育史学著作,作者在论述教育史研究方法和提供相关建议的时候,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并运用书目清单的形式,使读者易于理解和实践运用。第三,学术观点鲜明独特,凸显出作者的知识渊博和思想睿智。第四,表现出提高教育史学科学术地位和学科尊严的强烈愿望与感情。在该书中,作者反复强调,教师教育课程在压缩甚至取消教育史课程的做法并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为在教育领域的分支学科中,没有几个能像教育史一样符合学术研究要求的。因此,必须强**育史学科职业性和学术性的双重本质,才能更好地推进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和提升教育史学科的地位。
2。《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史论》
史静寰、延建林等著的《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史论》,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20世纪西方教育史学理论与研究范式研究”的研究成果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全书系统梳理了西方教育史学研究的百年历程,深刻分析了西方教育史学理论的社会背景、思想基础、丰富内涵和机理特点。作者在“导言”①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史论》研究的大致情况。
第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教育历史的记忆与反思。历史的记忆和反思是人类社会心智成熟、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维生素。教育史学研究是教育史学科丰富自身、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该书对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历程的梳理,展现出教育史学者用心灵和智慧对教育演进变化的史实进行审视和冶炼的努力和追求。在现今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学者要作出恰当的判断并找到合适的答案,除了要在全面回顾和反思传统教育史学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提升教育史研究者自身的史学反思能力之外,还需要培养起一种全球性的视野,能够从全局上把握世界范围内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能够分析不同政治背景条件下教育发展的具体情势。探讨西方教育史学发展的趋势,是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史研究工作融入世界范围内教育史学研究洪流的有效路径,也昭示了我们今天要深入挖掘和探索西方教育史学理论与范式变革的基本意义。
第二,研究的体系与内容:教育历史的多面与杂色。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我们并没有找到像历史学界那样以研究“史学史”“史学理论”为专业方向的研究者,所谓的“教育史学”和“教育史学理论”更多地体现在不同研究者以各自选择的史实重塑各自所期望的教育历史的著述中。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整理和分析这些教育史著述的文本及相关研究文章,从中勾勒出指导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教育史研究工作的思想、理论和精神。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坊间流传的“传统教育史学”“进步主义教育史学”“修正主义教育史学”“新教育史学”等称谓,并非现成的标签可以分门别类地贴在不同教育史学家身上和教育史著作上。同样,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教育学、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思潮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也比我们已经看到的要复杂、深远得多。因此,我们并没有采取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历史研究路径,也没有试图描绘和建构西方教育史学的理论框架,而是自下而上、多案例、多维度地对西方教育著作进行文本分析,进而揭示出西方教育史学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丰富表现。
《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史论》主要包括五个板块的研究内容:①国别研究。以美国和法国为对象,系统分析了20世纪以来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教育史学研究向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史学提出挑战并成功引领西方教育史学变革的历程。②人物研究。主要分析了美国的劳伦斯·A。克雷明、乔尔·斯普林以及英国的布莱恩·西蒙三位教育史学家代表性观点的形成背景、过程及其在西方20世纪教育史研究中的影响。③专题研究。主要对国民教育史研究和女性主义教育史学两个主题进行了重点分析,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西方教育史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④比较研究。以美国和英国为例,通过分析美、英在20世纪西方教育史学变革中表现出的趋同性特征和差异性特色,进一步揭示了西方20世纪教育史学研究的走势和特点。⑤启示探索。以中国教育史学研究为立足和着眼点,全面回顾了20世纪中国学者进行的外国教育史研究,揭示了西方教育史学研究传统及变革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对我国教育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研究的启示与思考:教育历史的继承与超越。探索外国教育史学的发展与变革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开展外国教育史学理论与范式的研究也缺乏现成的路径。当我们的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在外国教育史学领域中,我们仍然有许多值得深思和回味的问题。①危机与挑战。对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历程的反思,为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对中国教育史学界过去和现实的重新认识,还应该有对未来发展机遇的判断与把握。变危机为转机如何在中国教育史学界实现,有待于所有教育史学同人的共同努力。②历史与理论。教育史学者究竟应当如何在历史研究与理论分析中掌握平衡?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自觉运用理论分析指导,避免使历史研究沦为剪刀加耀糊的拼凑?如何在运用理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避免简单化与教条化的倾向?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中国的同行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与探索。③承继与创新。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场景中的历史学家,都希望从自己的历史时代出发,按照各自的意志重新解释历史,历史知识在一代代人不断进行的历史再认识中向前发展。西方教育史学的不断嬗变,是西方教育史学本身内在逻辑展开的自然过程,同时也是西方教育史学者进行历史再认识的过程中主动选择的结果。当代的教育史学家究竟应当承担起怎样的历史责任,究竟如何才能撰写出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教育史作品,值得我们深思。
3。《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
周采等著的《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的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研究了当代西方教育史学主要流派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主要特征。作者在“导论”①中从四个方面对《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阐释。
第一,研究西方教育史学史的意义。首先,研究西方教育史学史有助于拓宽我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我们不仅要研究西方教育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还应从教育史学自身的发展这一视角去观察和认识。其次,研究西方教育史学史有助于优化西方教育史研究。西方教育史学史的研究不仅能为研习者提供一个参考书目,还可以帮助其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材料,有效地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教育史学史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各种教育史学著作形式,帮助教育史学工作者更好地运用适合时代需要、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史学著作形式。
第二,西方史学嬗变与史学流派。与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关系较为密切的三个史学流派为:①新社会史。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史是由20世纪的法国年鉴学派开创的,推崇整体历史观,关注民众日常生活研究的风格和方法。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成为西方史坛的劲旅,在继续运用传统方法研究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同时,也将研究拓展到精神状态史、社会经济史、日常生活史、大众文化史、农民史和反抗史等领域。③后现代主义史学。一是新叙事史,主要包括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
二是新文化史,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史、实践和表象史。
第三,西方教育史学的研究与教育史学流派。西方的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教育史学的传统模式形成。其基本特点是:直线进步史观、自上而下的视角、思想和制度两分法、学校教育史和叙述取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历史学家开始挑战传统教育史学,出现了以贝林和克雷明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学派”,并对西方一些国家产生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和全球史的影响下,西方教育史学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劳工阶级教育史、少数族裔教育史、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史、新城市教育史、妇女与性别教育史、婚姻与家庭教育史、儿童史、青年史和地方教育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当代教育史学科的职业取向渐趋淡化,甚至退出教师培训课程的背景下,学术取向的教育史研究却呈现出方兴未艾和繁荣昌盛的局面。
第四,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的发展。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视野的影响下,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各种教育史学流派,如修正派教育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史学等。各流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同时,不同流派之间又存在交叉和相互影响,甚至边界模糊的复杂状况,并在劳工教育史、少数族裔教育史、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史、新城市教育史、妇女与性别教育史、婚姻与家庭教育史、儿童史、青年史和地方教育史等领域表现出来。
作者在对西方教育史学及其流派的大致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选择十个主题展开研究:
①民族主义与西方教育史学;②西方教育修正派教育史学;③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派;④多元文化主义与西方教育史学;⑤新文化史与教育史学;⑥全球史视阈下的教育史研究;⑦西方城市教育史学;⑧西方女性教育史学;⑨美国课程史学;⑩史学理论与教育史学研究。
(二)国内教育史学理论的探索
现阶段体现我国教育史学者关于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新进展的学术成果,主要为《教育史学》(杜成宪、邓明言,2014年)和《教育史学通论》(周洪宇,2018年)。其中,杜成宪与崔运武、王伦信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曾出版我国第一部教育史学著作《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我们试对本阶段出版的两本教育史学著作进行简要介绍,以期呈现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进展。
1。《教育史学》
杜成宪、邓明言著的《教育史学》作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之一,是我国教育史学界第一本直接以教育史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后记”①中对研究的缘起、主要内容及撰写思路进行了简要说明。
第一,研究缘起。《教育史学》作为瞿葆奎主编的“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中的一种,却与丛书中其他大多数论著大有不同,即它不再是提供一种教育史的著作,而是对教育史学科进行理论反思和总结;如果名为“教育史学”,却最终仍提供一部《中国教育史》或《西方教育史》,即使材料、观点再新,也将贻笑大方。因为,写出的仍日是“史”而非“学”。这就意味着,这是一部草创之作,在国内无先例可循。因此,这部书不妨分成两部分,即“中国教育史学”与“西方教育史学”,由两个作者分别撰写,合成一书。待日后条件成熟了,再可写出一部可以概括中西两个教育史学科总体的“教育史学”。
第二,主要内容。《教育史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教育史学”,由杜成宪撰写;下编为“西方教育史学”,由邓明言撰写。
上编“中国教育史学”分为八章:第一章通过辨析有关中国教育史的几个基本概念,阐述对教育历史的基本认识和对中国教育史研究对象的基本见解;第二章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历史的简要追溯;第三章是对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及其组成部分的构想,尝试描绘出学科的边界、内涵及结构;第四章着重阐述了在中国教育史研究中,曾经困扰过人们很长时期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事实上仍旧有现实价值;第五章谈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条件及其相关学问——史料和史料学问题;第六章通过体裁、体例和文字谈中国教育史著作的编纂问题,即教育史研究成果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