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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发展理论（第1页）

十一、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反黑格尔主义在理念与历史发展的冲突中最为显而易见。“大师”解释了泛逻辑主义方面的历史发展。

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将因果关系的动力重置于主体之中，从而重构了黑格尔的发展概念。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将哲学的发展过程规定为从抽象到具体、从普遍到特殊、从精神—逻辑到物质的运动。

然而，在他对黑格尔发展命题的反驳中，马克思依赖对黑格尔主义公式的具体化。①马克思的反黑格尔主义关注的是思辨的、泛逻辑主义的黑格尔，他的亲黑格尔主义在其对黑格尔主义方法论公式的运用中得到了证明。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向声明主体具有因果优先性的转变，促使他研究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理论—实践的关系及

批判；第二，主体和完整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否定和矛盾的辩证方法。这两个辩证工具在主体层面采用了两种形式：理论一实践和概念的批判。

理论—实践的模式是在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理论一实践的模式带来了发展，因为实践活动变更了当前的现象。这种辩证的工具关注主体否定当前现实的活动。由理论引导的实践的否定引起了环境的改变。

理论—实践的工具必然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所区别。实践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而理论—实践与政治行为相关。无论事实怎样，理论—实践指的是公民的政治领域。实践指的则是经济—生产的领域，也就是发展的动力。劳动和社会生产的过程否定了当前的经济条件。通过改变物质环境，实践开动了发展的马达。

批判在理论—实践的另一个维度上展开。批判关注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而理论一实践关注的是存在和活动之间的矛盾。批判在思想领域发挥其作用，主要致力于在理论中揭示现存的谬误。在批判的模式中，否定的力量不是实践的，而是在理论上对失真的现存事物的揭露。①

批判将理论应用于理论—实践的模式中。通过阐明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差别，批判为理论提供了一个靶子。它为理论提供了一个目的，而实践着眼于其目的。目的驳斥了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确立了这两者之间新的统一。

在上述这些模式中，否定的辩证法是发展的动力。

在关于自我意识和完整的哲学体系这第二个问题上，马克思将个性视为“发展的直接力量”②。个性是在矛盾中获得的。在哲学的这个发展阶段，个人的自我意识“在理论方面还未超出这个体系的范围”③，还未意识到当最后走出这个体系时，它仅仅是在总体的特殊时刻实现的。在对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哲学总体的描述中，马克思采取的是亲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因为他以普遍—特殊的形式展开，研究部分证明整体的程度。

特殊的自我意识与普遍的哲学命令之间的两难困境是马克思在前面那段话中生动地表述过的。我将再次引用这段长文，因为它对我们当前的分析非常重要。

最后，哲学自我意识的这种二重性表现为两个极端对立的派别：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可以一般地称为自由派，它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而另一个派别则坚持把哲学的非概念即实在性的环节作为主要的规定。这第二个派别就是实证哲学。第一个派别的活动就是批判，也正是哲学转向外部；第二个派别的活动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尝试，也就是哲学转向自身，因为第二个派别认为，缺点对哲学来说是内在的，而第一个派别却把它看作是世界的缺点，必须使世界哲学化。两派中的每一派所做的正是对方要做而它自己不愿做的事。但是，第一个派别在它的内在矛盾中意识到了它的一般原则和目的。在第二个派别里却出现了颠倒，也可以说是真正的错乱。在内容上，只有自由派才能获得真实的进步，因为它是概念的一派，而实证哲学只能产生一些这样的要求和倾向，这些要求和倾向的形式是同它们的意义相矛盾的。①

马克思清楚地将自己划进“自由的”阵营中。在界定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完整的哲学命令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是“自由的”，因为他接受

了这两个理念：（1）批判，即哲学必须是实践的，换言之，必须将世界哲学化；（2）概念的优越性。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发展的恰当结果是主体性批判，或者说鲍威尔式的批判。马克思拒斥个人的自我意识关于完整的哲学总体或“实证”方法的第二个派别。这个实证方法的形成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接受批判的优先性，而是受制于实证的哲学体系。同时，这个实证方法的策略没有转向外部，它不是实践的，而是转向内部，转向思想本身。

在直接的发展方面，马克思还为“自由的”阵营所说服，因为“只有自由派才能获得真实的进步，因为它是概念的一派”。另一方面，实证哲学只能产生无效的要求，因为它们是指向内部的，是指向哲学命令的，而不是指向现实的。

我刚才分析的这一段是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核心观点的简要描述。马克思在他的发展理论的结构中指出，哲学必须从抽象的总体性转向个人的主体性。在个人的主体性和有机的哲学整体之间的关系构图中，马克思选择了实践的维度、批判的尝试。

正如本章前面几节所指出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将伊壁鸠鲁描述为一个“自由的”思想家，一个概念的力量的倡导者。伊壁鸠鲁是鲍威尔哲学的古代先贤，证明在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之后，哲学还能呈现出另一种特性。

马克思在1839～1841年的反实证主义表明，尽管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但马克思已经具有反对恩格斯的真理“复写论”的立场。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信奉真理的“复写论”，即感性知觉在我们的精神中留下了外部事物类似复写品的印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反对恩格斯，赞成黑格尔。恩格斯以德谟克利特的方式成为“教条主义者”。

马克思为博士论文准备的笔记还包括对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评论。他对苏格拉底，古希腊的“智者”，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独特评论与他对一般哲学发展史的解释相符合。苏格拉底的意义在于这个事实，即他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的象征。

在第二个笔记本中，马克思认为，苏格拉底是雅典的实质性的体现者。马克思这样写道：

主观性在它的直接承担者[苏格拉底——作者注]身上表现为他的生活和他的实践活动，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通过此种形式他把单独的个人从实体性的规定性引到自身中的规定；如果撇开这种实践活动，那么他的哲学内容就仅仅是善的抽象规定。他的哲学就是，他促使实体上存在着的表象、差别等转化为自身的规定；但是自身规定的唯一内容就是成为这种分解的反思的容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