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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发展理论（第2页）

这位古希腊的“智者”是随着事物的发展，主观性必然也采取实践转向的例证。规定的来源不仅必然从抽象变为具体，主体的目的也必然得到改变。主体的目的必然从理论转向批判，转向否定现存事物的活动。②马克思将伊壁鸠鲁描绘为一位“智者”，或实践批判的个人。这样一来，伊壁鸠鲁就代表着人们能从古希腊哲学史中得到的两种启示。

首先，古希腊哲学的完善在于伊壁鸠鲁，而不在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思想的三巨头。三巨头将哲学理论发展到最高的水平，而伊壁鸠鲁将古希腊思想转向实践。其次，伊壁鸠鲁证明，即使在完整的哲学体系形成之后，哲学本身依然拥有未来。逐步的发展是持续的。即使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时代之后，哲学仍然在伊壁鸠鲁的描述中开启了新的视域。在对伊壁鸠鲁的解释中，马克思指出，左翼黑格尔派的时代即将到来。黑格尔没有导致哲学的终结，但黑格尔左派必然以黑格尔提出的问题为工具，使之转向实践，或使之成为否定目前社会存在的手段。

马克思对苏格拉底这位“智者”的象征以及伊壁鸠鲁的解读表明，他具有一种反黑格尔的立场。马克思提出对主观自我意识的彻底辩护，黑格尔则没有。黑格尔将古希腊的原子主义和唯物主义视为衰落的表征，而马克思将伊壁鸠鲁视为古希腊思想的实现者。马克思认为，苏格拉底是普罗米修斯；黑格尔认为，雅典对苏格拉底的起诉是正当的。黑格尔总是停留在抽象、逻辑和实在上，而马克思提倡个人、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自我意识。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与“老师”决裂。相反，即使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的缺陷，他也确信黑格尔的思想具有创造性的方面。在第六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写道：

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就[比黑格尔——作者注]更富有内容，更热烈，对启蒙教育的社会精神更为有益——亚里士多德以这种**颂扬“理论认识”是最美好的……斯宾诺莎以这种**论述关于“从永恒的角度”观察世界……黑格尔以这种**揭示观念的永恒存在，精神世界的庞大机体。因此，柏拉图的**在达到登峰造极时就使他变得如痴如狂，而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则燃烧成纯洁的理想的科学之火；因此前者只是个别人的感情的加温器，而后者则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气勃勃的精神。①

无视使马克思与黑格尔相分离的重要差别，马克思仍然将黑格尔视为“科学之火”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气勃勃的精神”。由于相信黑格尔对当代德国哲学，甚至黑格尔左派仍有教育意义，马克思捍卫“老师”以反对那些试图在总体性中消解黑格尔的人。对于那些看到黑格尔捍卫雅典判决苏格拉底的人而言，他们有理由与黑格尔彻底决裂，但马克思只是加以指责。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部分传统必须被利用起来。与其说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没有断裂，毋宁说黑格尔思想的独特方面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了延续。

马克思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也提到了鲍威尔的观点。马克思基本上是以鲍威尔的主要观点来展开对古希腊思想的解释，或展开从泛逻辑主义到个人自我意识的运动的。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不仅基于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向，而且基于辩证法。在第六个笔记本中，马克思阐述道：“死和爱是否定的辩证法的神话，因为辩证法是内在的淳朴之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①

在1839～1841年对辩证法的这种定义中，马克思强调“否定的”方面。当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否定”的时候，由于消解现存的事物，他为其发展理论增加了另一个维度。他证明历史发展来自对现实的解构。在这里，马克思的观点再次与鲍威尔的观点保持一致。

在第七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对他在1839～1841年就已经形成的发展理论加以简要的概述：

编纂哲学史的任务，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个性理解为好像是他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理上的琐屑小事和卖弄聪明。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并把它们同那些以对话形式出现的证明和论证区别开来，同哲学家们对它们的阐述区别开来，因为哲学家是了解他们自己的。哲学史应该把那种像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这种主体意识是那些哲学论述的容器和动力。在把这种意识区别开来时应该彻底研究的正是它的统一性，相互制约性。在阐述具有历史意义的哲学体系时，为了把对体系的科学阐述和它的历史存在联系起来，这个关键因素是绝对必需的。这一联系所以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因为这个存在是历史的。但是与此同时哲学史还应该被确定为哲学的联系，——因而，它应该根据它的本质来展开。最不可取的是仅仅根据威望和真诚的信仰来断定哪一种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尽管这种威望的体现者是整个民族并且这种信仰已存在了千百年。要提供证明，只能够通过揭示这一哲学的实质。①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认为，每个哲学体系都是一个整体。它们都是由各个独特的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运动是从总体、抽象到规定部分展开的。

“编纂哲学史”的职责是规定部分，或曰规定每个主观的自我意识。哲学学者的目的是“区别”哲学家，表明每个独特的哲学家何以将自身个性化以反对整体。马克思的视角基于的是黑格尔的整体和部分的概念。

哲学体系的总体性是由批判推动的。或者说，批判是创造发展条件的否定的力量。否定与取代类似。当总体的一部分通过取消、批判而被取代时，整个体系都向前发展了，或者说被改变了。

然而，取消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都认为，否定和保留不是不相容的。包容的过程指的是一个事物被取消，继而被吸收到一个有机的系统中，因而保留了那个事物的行为。显然，事物的本性将被改变，其个性将被消除，但它仍会作为整体的部分被保留在不同的地方。②

后来，当马克思开始研究社会经济总体性的时候，他倾向于将它们解释为包含内在矛盾的系统。由于受到黑格尔哲学的训练，马克思需要从概念的角度将社会总体性解释为对立面的冲突。马克思从威廉·舒尔茨那里知道，社会包含内在的否定。舒尔茨在1843年出版了《生产的运动》一书，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用过该书的内容。在《生产的运动》中，舒尔茨第一次将社会发展描述为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借用了舒尔茨的这个范式，但他将社会视为对立力量的冲突这种学术倾向，已经得益于黑格尔的矛盾理论。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舒尔茨的启发下，用辩证法来研究社会经济有机体。黑格尔则将辩证法限制在思想领域。

马克思在1841年就预见到了舒尔茨的观点，而赫斯、奥古斯特·契希考夫斯基或黑格尔左派的共产主义一翼都没有预见到。《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参考文献没有提到奥古斯特·契希考夫斯基，对赫斯的著述也只是提到了《德国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问题》一文。1841年，马克思还没有信奉赫斯和契希考夫斯基的无产阶级乌托邦主义。从政治的视角来看，科本和鲍威尔是自由的改革者，马克思追随他们成为温和的改革派，正如他在《莱茵报》的新闻生涯所见证的。

历史理念是“编纂哲学史”的预设。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是思想艺术的画廊，如同客观物质。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而且是当前的，也是精神的未来。

马克思保留了历史的核心，却改变了它的内容。在思想的成熟期，马克思主要关注社会经济结构的起源。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取决于历史理念。他攻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锋利的箭指向的是李嘉图和斯密对历史的忽视。马克思之所以驳斥他们，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范畴是永恒的。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结构的历史学。

黑格尔本人也是德国启蒙运动和德国人道主义传统的表述者。

这个学派的宗旨是道德自律和自我决定。黑格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规定了这些术语。正如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做的，马克思以德国自由主义拒斥黑格尔对专制政治的捍卫，攻击他对个人权利的忽视。然而，黑格尔的全部著作都描述了自由的发展，尽管他对自由的规定存在差别。《精神现象学》以“绝对知识”这一章结束，《小逻辑》和《大逻辑》都使逻辑的发展追随理念，或曰抽象的自我决定。不管内容如何，黑格尔使用的语言、对精神的永久化，都包含着德国人道主义的传统。

尽管拒斥了黑格尔对自由和自我决定的定义，但马克思仍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忠实代言人。同样是在这个领域，马克思消解了黑格尔的内容，但确实将反映德国启蒙运动的黑格尔的精神永恒化了。马克思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遗产的继承者。

自我决定的理念是马克思伦理学的核心所在。马克思将自我决定读作从社会经济中产生的人类状况，而黑格尔将自我决定理解为精神的表现。解放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中，而通往普遍解放的动力是由黑格尔的人道主义激活的。

黑格尔的人道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是通过科本实现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这部书促使马克思思考何以将德国人道主义指向政治实践或宪政改革领域。科本还开启了马克思关注古希腊—罗马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视野。

1841年，马克思的思想由黑格尔的方法论、鲍威尔的批判与科本的政治实践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