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乔治·卢卡奇西奥多·阿多诺
(一)乔治·卢卡奇
尽管列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但卢卡奇是其最重要的拥护者。他1923年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遭到误解,但通常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我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得到了过高的评价,他后来的著作《青年黑格尔》(完成于1938年,1948年在
瑞士第一次出版,1954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第二版)对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最强有力的宣传。①《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青年黑格尔》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之间有深刻的差异。如果没有书目学的革命,从《青年黑格尔》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中导出强大的电流是不可能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青年黑格尔》的差异不仅来自创作时期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卢卡奇在撰写这些与众不同的著作时采用了不同的参考书目。
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对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超越体现在四个因素上:一是1931年,在柏林大学举办的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代表着黑格尔研究的复兴①;二是接触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是接触列宁的《哲学笔记》;四是接触黑格尔的早期著述,尤其是《伦理学体系》,以及《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②
首先,20世纪的德国对黑格尔的研究经历了一次复兴。这次对黑格尔研究兴趣复兴的**是赫尔曼·格洛克纳借黑格尔逝世一百年纪念为契机组织的第一次黑格尔会议。1930年,卢卡奇待在莫斯科。1931年,他被派往柏林,恰逢第一次黑格尔会议。实际上,他试图组织一个反黑格尔的会议,以此提出一个对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反对以格洛克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形式。卢卡奇没有成功地组织起他计划中的会议,但1932年,他确实在法兰克福大学发表了关于黑格尔对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长篇评论的演讲,对黑格尔研究的复兴做出了贡献。③对黑格尔的重新解释已经取得进展,而卢卡奇参与了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
其次,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尽管当时尚未出版(仍是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档案),但卢卡奇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的同意,读到了这些文件。他可能是
第一个读到这些开创性文本的中欧或西欧学者。
再次,直到1933年,斯大林才不再压制《哲学笔记》的全文出版。幸运的是,梁赞诺夫允许卢卡奇1930年在莫斯科期间阅读《哲学笔记》全文。《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于1923年,是在卢卡奇熟悉列宁的《哲学笔记》之前,但列宁的这些充满思辨的草稿对卢卡奇来说是重要的,被他纳入后来出版的《青年黑格尔》中。
最后,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尤其是《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直到20世纪才出版。《伦理学体系》出版于1923年,《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发表于1931年。①
《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形成了黑格尔关于经济学、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思想的核心。它们还不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知,因此黑格尔的经济学思想是他们忽略的关键因素。黑格尔的这些早期著述对20世纪黑格尔的解释版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于20世纪马克思的解释。
当卢卡奇准备写作《青年黑格尔》时,《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已为他所用,因此《青年黑格尔》是对此前不为人知的黑格尔的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融合。这被证明是一个爆炸性的混合物,其中的汞合金充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化合物。
《青年黑格尔》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另一个差别是,这两部著作分别从黑格尔的不同文本中获得基本的灵感。黑格尔的三个文本——《逻辑学》《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在建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那些看到马克思从《逻辑学》中发现黑格尔的逻辑学方法论的学者,认为该书对其方法论产生了重要作用;那些看到主体实践和社会本体论思想将黑格尔和马克思连接在一起的学者,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最关键的文本;那些比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政治、市民社会的本质以及国家的基础等的观点的学者,将《法哲学原理》视为黑格尔最重要的文本。贯穿《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的是《逻辑学》,而《精神现象学》是《青年黑格尔》最直接的思想基础。1923年,卢卡奇主要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概述。他对黑格尔的借鉴来自《逻辑学》。1938年,卢卡奇最重要的意图是抵制欧洲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根基是非理性主义和浪漫的保守主义,而卢卡奇正是从《精神现象学》中获得了理论一实践和社会本体论思想的启示。
此外,《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青年黑格尔》都是在对历史语境的回应中形成的。卢卡奇1923年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的历史条件与他1938年写作《青年黑格尔》时的历史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
《历史与阶级意识》收录的文章写于1919~1923年,反映了共产主义左翼这些年的思考。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中欧的革命浪潮在1923年宣告结束。《历史与阶级意识》是涵盖1919年反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的乌托邦希望的文章的过渡著作,卢卡奇后来的文章则试图克服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全部失败期间无产阶级的绝望。
作为第三国际的极“左”的成员,卢卡奇写作了告诫无产阶级在革命活动中永不失去忠诚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同时,《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混为一谈的例子。第二国际将学术精力投入经济学和政治策略中,但1923年革命浪潮过去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了,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回落到哲学沉思上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功能被限制在哲学内部,其创造一个新的政治策略的尝试失败了。这种失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学术垄断。①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黑格尔是马克思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先驱。卢卡奇意识到黑格尔是一个两分的形象,由保守方面和革命方面组成。黑格尔的保守方面是他客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在这个外表下,黑格尔保卫霍亨索伦家族的专制统治。黑格尔的革命方面以辩证法思想为代表。这个革命方面使黑格尔成为马克思的先行者。②
在出自《逻辑学》的大部分研究中,卢卡奇强调主客体统一的思想,认为人类实践是主体反映客体的手段。对卢卡奇来说,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典型是主观意识和实践的主题。辩证法涉及人类中介的转换力量。①
事实上,客体是由强调辩证法的历史性方面的人类实践建构的。历史性成为辩证法的同义语。如果人类实践不断地改变世界,如果主体的性质持续地变化,那么人的条件就会为生成(being)所统治。②
卢卡奇规定了历史中的辩证法。主体一客体、理论一实践的原则涉及经济社会构成中的人类活动。辩证法和历史的结合是一种反恩格斯的变化,因为卢卡奇将辩证法和社会劳动结合起来,而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自然结合起来。卢卡奇以社会本体论推翻了恩格斯的自然哲学。对《自然辩证法》的攻击开始了,卢卡奇是很早就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差异的人之一。
卢卡奇对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结合的驳斥远远超出了他对恩格斯攻击资产阶级思想的一般否定。表明卢卡奇反资产阶级(tra-beois)的路径是,他使用“方法”这个术语描绘马克思的分析程序。这位匈牙利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逻辑,因为它试图避免与康德主义的逻辑——也就是说,决定思想形状的永恒的逻辑形式——的任何联系。遵循黑格尔,卢卡奇反对这种先验逻辑,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一种分析确保经济形式生成的社会的方式。方法不是僵化的,不能冻结形式。方法是一个程序,一种假定社会学客体的历史性的规则。卢卡奇意识到,黑格尔论述方法的话语包含在《逻辑学》的“绝对理念”这一章中。①
卢卡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般攻击简要地包含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长篇文章《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里。②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将理念世界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阵营。其中,只有两种世界观是可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和人道主义的。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第二节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卢卡奇将这些规定为作为决定论者的资产阶级的自然形式和作为超越市民决定论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
对自然的典型的资产阶级观点是事物由数学法则统治。自然决定论被物理学或数学的法则控制,而人类生活是独立运作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也否定人类的自我决定,断言自然法则统治社会,因而人类不能建构自己的社会环境。比如说,资本主义建构在异化和剥削的基础上,但对社会秩序的修改并非出自人的意图。自我建构不是人类存在的要素。
《青年黑格尔》的历史环境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历史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异。《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收录的文章是对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在中欧和西欧进退的推断,《青年黑格尔》则是抵抗希特勒主义的文化战斗的燃料。《青年黑格尔》完成于1938年,大约在希特勒掌权五年之后。这本书的任务是确认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驱。德国唯心主义并不是在不间断地迈向希特勒主义,而是在持续融入大众民主的河流。卢卡奇想将无产阶级描绘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③凭借这种学术思想策略,卢卡奇遵循了恩格斯的传统。
《青年黑格尔》证明《历史与阶级意识》过时了。卢卡奇开始运用新唯物主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连同黑格尔对斯图亚特的评论及对亚当·斯密的理解,成为《青年黑格尔》取代《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源泉。这些新资源需要卢卡奇提出黑格尔的新形象,而他的确这样做了。这些资源也需要卢卡奇提出马克思的新形象以及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他也这样做了。
依靠这些新的文献学资源,卢卡奇刻画了同情法国大革命的“青年黑格尔”。事实上,卢卡奇描述了一个“青年黑格尔”和一个成熟的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显示了雅各宾式的忠诚,成熟的黑格尔终结于客观唯心主义,是霍亨索伦王权的卫护者。卢卡奇指出,“青年黑格尔”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预见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
卢卡奇还描述了一个羡慕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青年黑格尔”。这种古希腊施加于德国18世纪和19世纪的思想专制得到了详细的记载①,黑格尔和马克思就是这种专制的两个例证。
黑格尔认为,希腊城邦提出了对过度的个人主义的适当纠正。对黑格尔来说,激进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文化衰退的标志,因为它中断了个性与共同体的关系。《法哲学原理》的主题是寻求将城邦精神重建为现代形式的机制,认为重建共同体高于个人的重要性,以之为一种加强社会凝聚力或道德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