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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乔治卢卡奇西奥多阿多诺（第2页）

尽管马克思不知道黑格尔的早期著述，即卢卡奇从中受益的唯物主义，但他熟知《法哲学原理》，并且正是从这些层面上，以及从《哲学史讲演录》的层面上，猜测黑格尔接近了雅典政治。《法哲学原理》使马克思了解到黑格尔对19世纪弥漫着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黑格尔将资产阶级的组合称为“市民社会”，或道德领域，并将其描述为个体之间利己的和自私的斗争。

经由黑格尔转化到马克思的雅典精神存在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重现城邦共同体精神的一种手段。尽管马克思对共同体的定义采用了与黑格尔不同的形式——马克思希望消除私有财产而黑格尔希望私有财产永存，但城邦共同体是马克思定义共产主义的核心。黑格尔是将雅典的政治理念转化到马克思那里的关节点。

《青年黑格尔》转移了从《逻辑学》《历史与阶级意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研究黑格尔的重心。在卢卡奇运作这种转向时，一种新的概念词汇进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词典中。卢卡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精神现象学》的层面上孕育的，当卢卡奇迈出这一步时，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语法的词源学。

卢卡奇孕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术语是社会本体论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黑格尔左派中关注《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概念的第一人，但他批判黑格尔将劳动当作仅仅从客观精神中产生的活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采取了手术的方式：他将黑格尔主义的劳动概念从对客观精神的封闭中分离出来，并将劳动置于经济生产实践的社会语境中。卢卡奇不必遵循与马克思一样的方法论轨迹，因为基于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以及对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评论，连同他对于苏格兰学派的一般了解，卢卡奇证明“青年黑格尔”已经将劳动概念应用于经济领域。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证明黑格尔已经将辩证法和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大约在马克思开始马克思主义事业的30年前，黑格尔开始了同样的旅程。

至于社会本体论观念，卢卡奇也从《精神现象学》中借用了对象化、外化、异化、重新占有（reappropriation）等术语。卢卡奇借用了黑格尔劳动现象学的全部工具，但他再现和模仿了马克思，将这种工具视为经济实践的一种功能，而黑格尔将这种工具视为客观精神的表述。

卢卡奇提出了一种社会本体论观点。他将共同生活作为社会的基础，认为活动是对象化的第一阶段，或曰新事物的存在是诸如风车、马车或火车之类的社会劳动的结果。对象化，或外化，指的是人类劳动、社会实践、意识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事物有助于维持或改善共同体的社会生存。

基于人类劳动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经济（如社会劳动产品）与社会人发生异化。异化，指的是个人或集体的产品与生产者相分离的过程。重新占有意味着不会发生异化，或者生产者能够重新获得对劳动者制造的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控制。共产主义运动被视为一种重新占有的巨大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对异化的扬弃取决于劳动者的社会，即对他们自己的生产力重新占有的社会。

卢卡奇回到了本体论领域，但并未抵达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存在本体论取决于对存在——独立于社会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的讨论。卢卡奇论述了社会本体论、社会存在以及人和社会相互依存的初始境遇。卢卡奇的劳动现象学假定人和社会是共生的，或者说存在是一个社会范畴。

由于存在是社会的产物，卢卡奇强调历史性概念。活动内在于人的类生活，因此类生活必须持续地确定并通过确定的事物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人是内在的综合体。这意味着当新生事物成形的时候，社会必须发展。这种不断确定的过程预先假定了社会存在的历史性。

威廉·狄尔泰影响了卢卡奇的进路，因为狄尔泰是很早就将哲学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的人之一。在论述历史本性的著作中，狄尔泰划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对象是静态的、重复的，而历史关注的是变化的、独特的、个性的存在。卢卡奇受到狄尔泰这种见解的影响。也正是由于狄尔泰和威廉·文德尔班、海因里希·李尔凯特分离了历史和自然科学，卢卡奇才能将哲学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这位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是20世纪早期黑格尔复兴的代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于1923年出版，1927年马丁·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1932年赫伯特·马尔库塞撰写了《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理论的基础》，1938年卢卡奇完成了他的《青年黑格尔》第一稿，1933—1939年亚历山大·科耶夫在索邦大学主持关于黑格尔的研讨班（seminars）。卢卡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意在于，远离他所不同意的让-保罗·萨特的存在本体论。卢卡奇将黑格尔的存在思想置于社会范畴，并对作为一种在历史上被归结为社会经济力量的辩证法重新进行定位。卢卡奇将狄尔泰和海德格尔视为19世纪趋向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代表。因此，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非理性主义的驳斥，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实现理性主义启蒙的尝试。

（二）西奥多·阿多诺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西奥多·阿多诺没有参加20世纪早期的黑格尔复兴运动，他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员。他确实致力于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但作为上述两种人的反对者，其著作希望降低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一般影响。我将在这里对阿多诺的思想进行简要描述，但不是把他当作卢卡奇的反对者，而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加以介绍。阿多诺倡导一种避免介入黑格尔或马克思的批判形式。一旦极权主义凸显，对阿多诺思想的研究就将成为建构西方激进主义的脚手架。如果假定去黑格尔化和去马克思化同时进行，阿多诺的社会批评就是激进主义形式的一个有趣例证。

阿多诺的历史背景有助于解释他为什么希望从非黑格尔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推论中重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他出生于1903年，目睹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衰亡，以及斯大林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衰退。阿多诺审视了历史上乌托邦的政治——无论是有着民族优越性的形式，还是有着专制的平均主义的形式。

在1917年革命之后的圣彼得堡，卢卡奇撰写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而在英雄的余生，他未能成功地将布尔什维主义拓展到欧洲的

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近时，他创作了《青年黑格尔》，旨在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指出德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旨在展示雅各宾—列宁主义的民主代表了世界上进步的力量。卢卡奇从希望的角度撰写他的著作，坚信无产阶级革命是对未来的承诺。阿多诺从历史失败的角度撰写他的著作，坚信所有历史的宏大叙事都会在大灾难中终结。阿多诺通过美学上的悲观主义视窗来观察世界。

阿多诺意识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联系，但他以西方哲学的衰落来解释这种连续性。在西方世界，启蒙以来的哲学衰落是地域性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因为他们是这种衰落的征兆而具有共同的特性。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未能免受工具理性的兴起的影响。为了消除神话和迷信，18世纪的启蒙主义孕育了理性本体论。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辩证法》描述了从作为信仰普遍理性的本

体论的第一个形态到作为工具理性的破坏形式，或作为统治工具的理性、一种统治自然和人的极权主义技术的理性的历史。①

《否定的辩证法》①是反黑格尔的檄文，是一种自启蒙以来便尝试寻找理性衰落的原因的理性的历史编纂学。它认为，黑格尔是这种衰退的主张的提倡者。黑格尔的主要缺陷在于，他承认理性本体论。启蒙主义和黑格尔将理性判断为存在的精神实质，而西方的基督教认为上帝是绝对精神。②

黑格尔的理性本体论假定一种同一性哲学。自从本体论作为存在的精神实质，主体—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以及理论—实践随之成为这种首要存在的终极显现。这四对范畴是绝不分离的，绝不加以区分，体现出一种实体的特殊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假定，最后所有分析的斗争都终结于统一。③

阿多诺告别黑格尔，也是受到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实质的鼓舞。黑格尔的所有著作都提出了对他的普遍体系的具体部分或每一具体部分的功能分析，并使之严格按照精神的普遍原则发展。《哲学科学百科全书》④由三部分组成：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部分中的每一个都以理性的一般程序的重复进行完美的演化，或曰逻辑、自然和人呈现在包括理性进化的各个具体的章节中。⑤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性本体论也是合理的，因为理性浮现意味着一种统治手段。由于理性是同一性哲学的来源，是统一赖以成立的基础，因此理性统治存在。

《否定的辩证法》的写作成因是黑格尔的二律背反。阿多诺看到，黑格尔是20世纪困扰理性的恶疾的先导，而《启蒙辩证法》赋予黑格尔以历史意义。在阿多诺看来，无论理性表现为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形式，还是斯大林的无产阶级形式①，当黑格尔将理性转化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时候，他就为法西斯主义准备了通道。

20世纪见证了工具理性的出现。阿多诺这个术语意味着工具理性并非要支配自然，而是要支配人。“工具理性”这个术语说明，理性是使人成为奴隶的资本主义的、技术的或政治的工具。工具理性展示了理性不是要解放，而是要奴役。理性是一种服务于政治或技术的设施，使人成为自动机器。20世纪推翻了这个德国唯心主义的公式，并证明了理性如何被转化为毒气室的发明者②——黑格尔却将理性描绘为自由的前提。

据黑格尔所见，历史是另一个“精神现象学”证明自身的领域。③《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是“绝对知识”，论述了将其视为精神和自由王国的自我意识的理性征服。④黑格尔理性本体论体系的实质意味着，黑格尔认同一种宏大叙事，这个理性统治的观点导致了人的状况的永久改善。

《启蒙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取缔了黑格尔的乌托邦历史观。阿多诺的这两本书是对所有企图虚构哲学史的行为的谴责，因为这种体制孕育着独裁统治。总体性是极权主义的温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否定的辩证法》是阿多诺对黑格尔辩证法形式的否定。⑤同一性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旨在建构矛盾的统一体，或多元化的合成。黑格尔确定了多对矛盾范畴，如主体一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整体—局部、理论—实践，并将其置于他以统一取代矛盾的辩证法体系中加以讨论。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以综合取代矛盾而告终。

《否定的辩证法》旨在替代黑格尔的辩证法。阿多诺计划将这本书作为对黑格尔的一种超越。阿多诺讨论“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追求哲学的和解，或曰辩证法并不终结于统一，而终结于特殊性和差异性。“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对立面的和解，而是假定其反义。事实上，特殊性往往脱离系统性和统一性。“否定的辩证法”意味着存在的特性是不和谐、疑难以及异构，或曰不和谐和异构的存在是对历史性宏大叙事和所有种类的法西斯主义的最好的防御。①

卢卡奇和阿多诺讨论黑格尔和解的认识论的方式表明了他们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不同理解。卢卡奇认同黑格尔和解的认识论，并将其转换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论。阿多诺否认和回避任何界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尝试。阿多诺确实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否定的辩证法”，但这种方法论完全取消了马克思主义。

延续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卢卡奇没有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但试图将其转换为社会本体论的基础。卢卡奇认同黑格尔的对立范畴——主体—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整体—局部、理论一实践，并证明社会劳动能以这种可调和的对立为基础。卢卡奇认为，社会劳动是替代同一和矛盾的中介，而黑格尔将主体意识视为同一克服差异的中介。对黑格尔和卢卡奇来说，世界是理性或劳动的对象化，或者说世界在人的形象中被塑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