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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主流教育思潮的反省与批判（第2页）

第三，由于教育投资论中的经济效率原理，使得教育投资的分配倾向于“可信赖者”而保证投资的安全与效益，但这样必然助长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产生固化教育差别的作用，加强了“能力主义”和“多样化教育”（实际上是差别教育）的泛滥程度。

第四，教育投资论将教育投资的目的定位于“人力资本”的形成，由此将导致人才标准以国家政治和国家资本发展的要求为准绳，必然造成教育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的统治和统一的强化，进而妨害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第五，由于遵循经济上的效率主义，教育投资论导致国家政权不愿意在它们认为“多余”的事情上使用金钱，结果将不得不由社会团体和学生家长来填补这种经费空白，从而将加重民间负担，也可能造成“私费”对公共教育的危害。

第六，教育投资论注重“以钱赚钱”从而导致教育评论方面的偏颇：或重数量而忽视质量，或重经济效益而混淆政治是非。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日本学者们对于教育投资论的反省与批评，是与他们教育主权在民、教育机会均等、注重个性发展以及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教育理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二）对教育国家统制的抵制与反省

将战后初期确立的教育行政分权转变为中央集权，可以说是后来日本历届政府致力实现的目标。但是，以日本教职员工会为主的教育界民主进步力量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捍卫民主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斗争，积极宣传教育民主、教育自由的理念，揭示教育统制现象及其根源。上节所述的“国民教育论”就是这一斗争在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思想成果之一。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反对扩大国家教育专制、声张国民教育权利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思想进展。被称为“教育诉讼史上划时代的判决”的“杉本判决”[31]的宣布，就是这一进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该案的起诉方是高中社会科教科书《新日本史》的编者、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他曾于1956年以教科书检定制度违宪和违法（教育基本法）为由起诉文部省；1967年他因编写的教科书再度遭到文部省检定官的处罚而又一次提起诉讼，要求取消这一检定处分。“杉本判决”就是针对第二次诉讼所做出的一审判决。该判决书认为文部省对家永三郎教科书所进行的检定，违反了宪法第21条及《教育基本法》第10条而判决原告胜诉。判决书以8。6万余字的篇幅阐述了判决的理由，表达了否定国家的教育干涉、承认国民教育权的基本思想。具体说来有以下主要观点。

第一，承认国民教育权。判决书指出，宪法第26条关于受教育权利的规定，是保障国民特别是儿童受教育权利的，而按照宪法第25条的规定，受教育的权利也可以说是“生存权性质的基本权利的文化侧面”。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是一种“为了在将来充分展开其人性而自我学习、了解事物、长成自身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教育是一种“在以满足儿童的学习权、展开其个性、完成其人格为目标的同时，培养能继承过去文化、发展民主和和平的国家，进而担当世界和平大任的国民的精神性和文化性的工作”，而“承担教育儿童责任的是以双亲为中心的全体国民”。“国民的这种教育责任，就是一个与所谓‘国家教育权’相对的概念，即国民的教育自由。”[32]

第二，关于学术自由和教育自由。判决书认为，在教育活动中，教师的学术自由和“教育乃至教学的自由”应当予以尊重，应当承认教师有资格判断和采用对儿童和学生来说最适当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判决书还认为，教科书执笔者为了尽教育的责任，作为一个国民将学术研究的成果以写作和出版教科书的形式传授给担负下一代重任的儿童们，这是他的自由。

第三，错误地运用检定就是违宪。判决书认为，教科书检定制度实际上发挥着禁止以未经检定的教科书作为教科书来发行的机制，但是对此加以误用，就难免要受到侵害宪法所保障的表现的自由等方面的指控。

第四，关于教育行政的任务。判决书认为，教育行政本来就应当以教育设施的设置、管理等作为自己的任务；认为国家对教育内容的介入基本上是不允许的，因为它“并不真正与以政党政治为背景的多数表决而被决定的东西相协调”。[33]

总之，杉本判决书致力于对宪法的教育条款和《教育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认为它们保障的是国民特别是儿童的学习权和教师的教育自由及学术自由，并认为教师的这种自由是由其专业性和科学性所决定的。杉本判决被认为是“否定国家教育权、在司法历史上最早承认国民教育权的历史性判决”，“是教育讼诉史上划时代的判决”。[34]在此后的“高津判决”（1974年）、“衅上判决”（1975年）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学力测验的判决”（1976年）中，也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杉本判决”的思想。

杉本判决的产生是长时期以来民众舆论抵制国家教育集权、声张国民教育论所积累的思想成果的法律表现。当时在法庭内外，以一些专家学者为首的广大民间人士纷纷发表保卫教育民主自由的见解，从而提供了杉本判决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对军国主义教育的警惕与批判

在当局对教育的干涉和控制不断加强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教育观也借着“爱国”“国防”“国际化”等旗号逐渐抬头。以日本教职员工会中一批极有影响的学者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并影响于教育的几乎每一个事件，都有着及时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例如，早在1978年，日本教职员工会就在当年的定期大会上针对“日之丸”旗和歌曲“君之代”被鼓吹的问题，发表了《日本教职员工会对“日之丸”“君之代”的统一见解》的决议。决议指出：“从‘君之代’的歌词内容及其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来看，它的复活是对主权在民的宪法原理及《教育基本法》的民主教育理念的否定，因此坚决予以反对。”[35]至于“日之丸”虽然被作为日本国家的标识而被国内外所采用，但是它作为明治时代的产物，包含了天皇制国家主义的理念。政府和自民党将“君之代”“日之丸”法制化，目的是为了复活和强化国家主义，因此必须予以反对。1977年6月，文部省公布的《学习指导要领》明确以“君之代”为国歌，20天后就有日本教职员工会等97个民间团体共同发表反对意见，认为“君之代”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天皇制时代的东西，其歌词无论怎样解释也是充满了天皇主权的内容，所以以此为国歌，与日本宪法的国民主权原则是根本对立的，也是对全体国民包括教职员和儿童、学生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压制与侵害。

又如，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文部省《学习指导要领》和教科书内容的反动化，1981年日本教职员工会等8个民间组织认为，“当教科书被‘国防’和‘天皇’所充斥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别的国家作为战场了”。[36]因此，其强烈其反对教科书的“国有化”，反对国家权力对教育和教科书的介入。

对军国主义思想的警惕和反对也反映在对教育国际化问题的看法上。日本教职员工会等民间教育团体指出，政府强调“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和教育“国际化”目的之一是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借“面向世界”让教育更好地替日本资本主义企业的世界扩张以及为成为“国际国家”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是要借“加强日本人的自觉”向学生灌输国家主义思想，加强忠君和爱国心教育，并积极向世界张扬日本的优良传统和文化，最终是要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使日本也成为称霸世界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1]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发表的《占领初期美国的对日方针》。转引自五十岚显等：《战后教育的历史》，青木书店1978年版，第43页。

[2]细谷俊夫等：《世界各国教育制度》，林本译，台湾开明书店1970年版，第260页。

[3]转引自梁忠义：《战后日本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第377页。

[4]《生活学校》创刊号卷头语，见梁忠义：《战后日本教育研究》，第378页。

[5]转引自梁忠义：《战后日本教育研究》，第384～385页。

[6]大田尧：《战后日本教育史》，王智新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7]五十岚显等：《战后教育的历史》，第40页。

[8]堀尾辉久：《当代日本教育思想》，王智新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9]大田尧：《战后日本教育史》，第68～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