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生命趋于死亡和永恒,只有实现其无常方能面对这一切。通过一个日常事件、一次判断——由紧闭的双唇和冷静的一瞥中作出判断,诸如,由此认识到现实生活如此划分的不合理性。
所发生的事情仅仅是在一个上午。在一个充满“宗教”**的早晨之后,始于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的造访。他心不在焉。我当然会让这次见面显得亲切,所以对待他不像对待他的同龄人那样有一丝冷淡;那些年轻人习惯于在每天的这个时候见我,他们把我当作圣贤一般,聆听教诲。我专注而坦率地同他交谈——只是我忽略了去猜度他未提出的问题。随后没多久,我从他的一个朋友处得知问题的本质内容——他已不在人世。我知道他的拜访绝非偶然而是宿命,不是为了聊天而是抉择。他曾经到我这里,在一个时刻。当我们在绝望中走进他人,我们期待的是什么?一定是一种显现,借之我们被告知仍有意义。
从此,我放弃了这种宗教,它不过是一种异常、精粹、升华与迷狂;或者说是它放弃了我。除了未被带走的日常生活外我一无所有。神秘不再被揭露,它已经遁逃或留驻于事物的发生处。除了需求与责任等重要时刻之外,我不知道别的什么时候是充实的。尽管与它并不等同,不过我懂得在需求中我被需求,在责任中我要承担责任,我知道是谁说话,是谁需要回应。
我不知道更多。如果那就是宗教,那么它就是一切,不过是作为对话可能性的一切。这里同样有宗教最高形式的空间。因为当你祈祷时,你不是将自己置于这种生活之外,而是在祈祷中针对它去思考,即使最终放弃;空前惊悸的事亦是。当你被上天召唤,它需要你,于是去选择、受准许、被派送。当涉及你以及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时,这一时刻不是从生命中抽取出来的,而是依赖于那些幸存者的示意;你不是湮没于没有义务的完满之中,而是愿意过一种交流的生活。
谁在说话
在生命的符号中,我们被告知。可是,是谁在说话?
把“上帝”作为回答于我们无益,如果我们没有给出个体存在关键时刻之外的答案,这种关键时刻要我们不得不忘掉我们所知道、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所有事情,我们敢于不流传、不学习、不自谋发展,也不存有知识,我们被掷于黑暗之中。
现在,我用一个笨拙的比较来说明,因为我知道没有恰当的方法。
当我们真正理解一首诗时,我们对于诗人的了解是在诗句中所了解到的——没有什么传记智慧,它对于我们完全理解我们所要理解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走近我们的自我就是这诗歌的主体。但是,当我们以相同的正确方式品味诗人的其他作品时,主体在结合的过程中具有多重性,它们相互完善,相互说明,形塑了一首个体实存的复调音乐。
以这样一种方式,从符号的给予者,即过往生命中的语词的言说者中,在诸神以单一身份为我们升起的时刻,这声音的主,太一,出来了!
上与下
上下相联。期望与人而不是与上帝交谈,他的话不能实现;期望与上帝交谈,而不是与人,他的话会引人误入歧途。
有一个传说:一次,一个受上帝启示的人离开生命界进入一片荒地。他在那里游**,直到来到一个神秘门之前。他敲门。里面传出问话:“你到这里想得到什么?”他说:“我向人类称赞你,但是他们对我的话充耳不闻。所以我来到这里,向你诉说并想得到答复。”“转身离开吧”,里面传来声音,“这里也没有人听你诉说,我已经将我的听力融入常人的充耳不闻之中。”
来自上帝的真正的诉说将引导人类进入活生生的言语之境,在那里,生命的声音依稀而过,如此错过却真正获得了永恒的伙伴。
责任
责任的观念会从专门的伦理学领域、从自由翱翔的“应然”领域中带回现实生活领域。真正的责任只存在于有所回应的地方。
对什么作出回应呢?
对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对所见、所闻、所感作出回应。由于从世界和命运那里获得了一些内容,每一个分配给他的具体时刻对于执著于他的人来讲,都是语言。之所以需要专注,不过是因为需要从仔细观察入手。由此,正如我所指出的,文明这一大容器使人们远离这种专注及其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依其习惯,专注的人“掌握”紧随其后发生的事情;进入其中是强求的。此外,他所信任、所拥有的一向有用的东西中没有一个可以帮助他,没有任何知识、技术、系统、程序可以帮助他,因为现在,他必须利用那些不经分类的东西,自身也被具体化。这种语言没有字母表,每一个声音都是新创造的并且以这种方式领会。
期待一个专注者的出现,他在事件发生时能够直面创新。它以语言的形式出现,不是充溢头脑的语言,而是准确针对他的语言。如果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是否听到,他说听到了,那么他们只是在经验行为而不是在被经验对象上一致。
但是,语言由声音构成,这些声音——我重复是为了消除误解,或许误解依然存在,我指的是那些异乎寻常、大乎生命的东西——就是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其中,我们被告知这些事件或“伟大”或“渺小”,而那些伟大的事件并不比他者运用更重要的符号。
然而,我们的态度并不是通过我们意识到的符号而被决定。关于自己,我们依然可以保持沉默——答复富于典型的时代特征——或者退让至习以为常的类型之中;尽管二者都会令我们沉迷于创伤,这种创伤不会在任何清醒与昏迷的状态中被忘怀。可是,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于我们冒险作出的、或许是结结巴巴的回应之中——心灵几乎不能够获得清晰的发音——然而,这是一种真诚的结巴,当含义与嗓音相合时可以说些什么,然而喉咙过于紧张无法完全表达出成型的含义。我们的应答用言语表达出来,或有所行为抑或有所阻碍,如告谓一样无法翻译——由此,行为类似阻碍而阻碍也类似行为。我们以此方式所说的存在的是我们走向、进入此刻临近我们的情境之中,如此情境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没有类似的存在。
至此并未完结,我们必须放弃那样的期待:我们意识到的情境永远不会被完成,但我们可以把它纳入到现实生活的实质之中。只有那时,那个真正的时刻,我们才能体验生命,一种不同于诸时刻之总和的生命。我们对该时刻作出回应,同时也对那一时刻的行为作出回应,并对其负责。一个新创造的具体实在物被放置在我们的怀抱中,我们要为它负责。一只狗看着你,你要对它这一瞥负责;一个孩子抓住你的手,你要对他的触摸负责;一群人向你走来,你要对他们的需要负责。
道德与宗教
不对一句话作出回应的责任是道德的一种隐喻。事实上,只有当我必须要对彼处的法院行使责任时,责任才存在;只有当我所负的“责任”由明朗变得不容置疑时,“自我责任”才具有现实性。但是在对话的人生中,真正对事件负责的他并不需要说出他所回应的言说者的姓名——他在言辞实体中了解到他,该实体强加其上,并采取一种心性中的音调,搅动他的内心深处。一个人可尽力摒弃“上帝于彼”的信念,他在对话的严格圣礼中悉心体味他。
不要认为我置疑道德而荣耀宗教。当然,宗教是一种现象而非假定,进一步地,它既包括沉着也包括镇定,在这一点上,它优于道德。道德实在,即要求者的要求,在宗教中有一席之地,但宗教实在,即要求者无限的存在,在道德中却无位置。然而,当宗教自尽其能、维护自我的时候,较之道德,它依然暧昧不明,恰恰因为它更为实际而广泛。宗教作为一种准备放弃自我的冒险,乃是富于养料的河流要道;作为系统、拥有、保证与被保证,宗教乃是不循环的静脉血液。如果说没有什么能够像道德那样隐藏人类的面孔,那么也没有什么能够像宗教一样掩盖上帝的面容。道德拥有原则,宗教则有教义对应,我欣赏教义的“客观”的简洁性,但是二者背后所潜藏的——世俗的或神圣的——是有关对话情境的战争,也潜伏着拒斥不可预知时刻的“一劳永逸”。甚至当关于教义本原的主张仍旧无可争议时,教义也已经成为反对天启的、最神圣的无懈可击的形式。天启不允许有完成时,但拥有技艺的人以其对安全的热望却将其支撑在完成状态。
[1]锡拉库扎(Syracuse)系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
[2]乌尔德利希·兹温利(TlyichTlyigligli,1484—1531)系瑞士苏黎世宗教改革运动领导人。
[3]米格尔·塞尔维特(MiguelServeto,1511—1553),西班牙著名学者,1553年被加尔文以火刑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