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提出
对话的生命力并不局限于与他人之交流;而如其所示,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且仅仅表现在与他人的交流之中。
同样,即使免除语言和交流,仅从我们可以感知到的来看,对话的生命力似乎也不可避免地与之相结合,并作为其最微小的组成构成内在行为的相互性。对话中连接在一起的两个人一定会转向对方,他们一定业已转向对方——无论以任何行为作为衡量标准,或实际上只是以其行为意识作为衡量标准。
如此直接和正式地提出问题是有益的。在讨论关于范畴之界限这一被明确阐述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新的问题,它使得所有规则分崩离析。
观察旁观意识
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感知一个眼前生活的人(我不考虑将科学知识作为客体,这里不涉及这一点)。我们感知到的客体没有必要了解我们的存在。由此,他是否与感受者有所关联或者对感受者有某些看法都不重要。
观察者为了将被观察者牢记于心,孜孜以求地去“关注”他。观察者探察并且记录,就是说,他勤于记录尽可能多的“特质”。他严阵以待,无一疏漏。特质构成客体,可以获悉特质背后所隐藏的内容。人类所表达的系统的知识不断收录层出不穷的个体的新变化,以保持其适用性。面部只代表容貌,动作仅表现姿态。
旁观者并不专注。他的立场是让自己自由地观看客体,安然地等待其呈现于他。仅在开始有其目的性,超乎目的的一切都非其所愿。旁观者不是四处搜罗、漫无选择地记录,他放任自己,丝毫不怕忘记什么(“忘记才好”,他说)。他不去回忆,只依赖于感观去存留值得保存的东西。他不像观察者那样,以青草作为草料;相反地,而是让阳光去照耀它。他不关注特质(“特质会使人误入歧途”,他说)。客体向它所显现的是那些非“特质”、非“表现”的东西(“兴趣并不重要”,他说)。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旁观者。
然而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知。
旁观者和观察者都具有定向性,他们的立场即期望去感知生活在我们面前的人们。此外,对他们来说,此人乃是与他们自己、他们的生活相分离的客体,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能够被“恰当地”感知。随之,他们以如此方式体验到的东西——无论是从观察者角度得来的众多特质,还是旁观者所认为的存在,二者既不强求他们的行为,也不将命运施加其上,而是将整体交付于感觉。
在我个人生活的某个接受性的时刻,某人来见我,对我“说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关于我的,但我却根本无法以任何客观的方式加以把握,这是一件不同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告诉我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如何,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等等;而意味着,告知我某事,向我讲述某事,论及那些进入我生活的事,可以是关于此人之事,例如他需要我;也可以是关乎自己的事。与我相关的这个人本身与所说的东西毫不相关。他与我没有关系,他的确根本没有注意我。于我而言,不是他像孤独者一般无声地向邻人**心机;而是其在讲述他自己。
把“说”作为隐喻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它。这句“对我没说什么”是一个过时的隐喻;我所说的话则是真实的言语。言语的大厦有很多公寓,这是其中之一。
将它告知我与旁观、审视而得知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不能够描绘、概述或描写一个人,如果事件都是通过他告诉我的。如果我试图去做,这将是话语的终点。此人不是我的客体,我不得不与他相关联。或许,我必须完成与他相关的事件;或许我只是了解一些,这只是让我“接受”的问题。或许我必须立刻作出回答,对于那个我面前的人;或许所言要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传送,我会在其他时间、地点回答他人的问题,用他知晓的那种言语。现在仅仅要做到独自担当,回答问题。而我每每遇到的情形却是:每一句话都需要回答。
我们可以将这种感知方式称为意识。
我所意识到的不一定是人,可以是一种动物、植物,或者一块石头。没有什么现象或事件从这一系列中被剔除,正是通过它们告知我一些事情。没有什么能够拒绝成为福音的化身。对话可能性的范围即意识之界限。
符号
我们每个人却都被包裹在甲胄之中,这些甲胄的任务是防止符号进入。符号不断地涌向我们,或者意味着被告知,我们只需去感知、去展示自己。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风险过大,无声的惊雷似乎要以毁灭作为代价,我们只有一代代地去改良防护器械。我们所有的知识向我们保证,“镇静,所有的事情都如其所愿地发生,没有什么是针对你的,你并没有被指定;它就是世界,你可以任意体验,你用之在自我身上的一切仅仅源于自己,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你不被告知,一片寂静”。
我们每个人都被包裹在甲胄之中,但我们很快就对其不再熟悉,不再关注。有时穿过甲胄,激**心灵去感受些什么。每当它把自己强加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注意到它并且问自己,“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吗?不是我们每天所遇到的那类事情吗”?而后我们回答自己,“没什么特别的,的确没有,每天如此,只是我们不在场而已”。
交流的符号并不是异乎寻常、超乎秩序的,即使掺杂那些在任何场合下、经常发生的东西,交流也并没有增加什么。以太之波不停地吼叫,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拒绝接受。
对我呈现的东西在对我说话。在对我呈现的事物中,这个发生着的世界在对我说话。只有从中剔除告知的种子,使其荒芜,我才能将我之所想作为与我无涉的世界的一部分。建立一个只需与之相契合的密切关联的贫瘠系统是人类巨大的工程。人类已将语言强制置于这项工程的施行之中。
在年代久远的城堡之外,反对意见朝向我,如果一些卫士对这一系列思想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它不过是一种原始迷信的变形,这种迷信认为,宇宙和大地之上的时间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具有可把握的直接含义。为代替从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上理解一个事件(对此我思考很多,我一直崇敬真正的研究行为,只要研究者在仅知其所为的同时不忘进入其领域的范围),这些守门者说,人们试图去了解宣称一事件的意义,而这在理性的连续时空中并无位置。
就在那时,我意想不到地遇到一群占卜师,众所周知,他们中的很多都是现代型的。
但是无论他们是内脏占卜还是占星,他们的符号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即它们都包括在词典之中,即使不必有书面形式。流传下来的信息无论多么深奥都无关紧要:探寻符号意义者对于这一符号或那一符号所意指的人生关键之处谙熟于心。由一些不同符号结合所造成的分与合的特定困难也无关紧要。因为你可以在“字典中查找”。这一切事物的共同特征就是它适用于任何时间:事物保持不变,它们被一次性揭示出来,规则、法则及其类推的结论可以随处运用。人们所共称的迷信,即不正当的信仰,对我来说则是谬知。从关于数字“13”的迷信中,可以看到完好的悬梯能够直达真知的眩目高度。这甚至不是现实信仰的狂热。
真正的信仰——如果我所定义的现实信仰是指展示我们自己与感知——始于放下字典而无所用之际。我想到的东西向我诉说,但所言不能够为任何深奥的知识所揭示;因为它从未被说出,也不曾由发出的声音所构成。它既不能阐释也不能翻译,我既不能去解释也不能去展示它;它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东西,据说它进入了我真实的生命;它不是一种可以孤立于情境而记忆的经验,那时,告知依旧存留,不可分离,询问者的问题尤在并且会有答案。
(问题尤在,因为这是另一个重要的矛盾,此矛盾存在于解释符号的一切事物与我所涉及的符号语言之中,这种语言没有带来知识或满足。)
信仰位于“一次性经过”的河流中,知识可以跨越河流。类推和类型学的一切紧急事件结构对人类精神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询问者的问题临近你我,却又要逃开之时,紧急事件的结构就会起作用。有生之命仅于这种河流中得以验证、实现。
怀着对延续时空世界的尊重,我知道我每时每刻所面对的恒常的现实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可以将其分成相应的部分,比较它们,按照类似现象将它们分组,我可以从简单中推导并最终归结为更简单的现象;不过,当我为所有一切而付出时,我并没有触及具象的现实世界。现在它用一种令人恐惧的目光凝视我,不可分离、不可比较、不可简化,只发生了一次。所以,在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中,四处跳动的牵线木偶的导演想要告诉年度集市上的人们,它们所惧怕的丑角不过是一束穿衣的稻草而已:他将其撕碎——他也崩溃了。棚顶之上,活着的彼恰契卡坐在那里嘲笑他,喋喋不休。
具体现实真实的名字是一种创造,它被交付于我和每一个人。告知的符号于其中被赋予我们。
一个转变
早年,“宗教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异常的。这样一些时刻常常超出时间进程:日常的外壳从某处或它处被击碎,随后,表面可靠的永恒性破灭了,所发生的攻击将其法则冲击得七零八落。“宗教经验”是对不合生命情境之他性的体验。它可以始于平常事物,始于对寻常客体的思考,但随之却出人意料地变得神秘而不可思议,最终照亮了进入一条神秘的闪电般穿出黑暗的道路。然而,时间同样不需要中间阶段就能够被撕裂——首先是牢固的世界结构,而后,更为牢固的自信心飘然而去,你被引入到一片充盈的天地之中。“宗教”使你升腾。现在,那里盘踞的事物是习以为常的存在,这里则被启示、迷狂、欣喜所占据,没有时间或顺序。这样,你自身的生活就包含现实的生活与超然的生活,除了转变的时刻之外,没有任何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