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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贝勒斯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四节贝勒斯的教育思想

约翰·贝勒斯（JohnBellers，1654—1725）是17世纪下半期至18世纪上半期英国激进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的劳动教育思想以及创办劳动学院的建议，曾对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生平活动及教育观的出发点

贝勒斯在1654年出生于英格兰沃立克郡阿尔塞斯特镇一个贵格会[80]教徒的家庭。他的祖父是当地绅士。大伯父曾在牛津接受高等教育，担任过教区长。其父早年即积极参加贵格会的活动。

17世纪中叶后，英国经历过两次内战，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内战期间，贝勒斯一家迁居伦敦。在他6岁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对共和势力及不信奉国教教派（包括贵格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贵格会教义具有诸多平等思想，民主气氛甚浓，提倡和平主义。但因和国教会不和，故当时贵格会教徒和其他不信奉国教者一样，都被拒之于大学和其他专业教育机构的门外，故贝勒斯无缘上大学。他当过学徒，做过棉布商，懂得生活的艰辛。此外，从幼年时代起，贝勒斯就受到贵格会思想的影响，后又结识了很多贵格会教徒，其中有很多人属于激进的平等派，还有克伦威尔铁甲军的成员，从而使他的思想变得更为激进。

贝勒斯自幼勤奋读书，广泛地阅读古今名作，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甚至还有孔子以及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对于《圣经》，贝勒斯更是潜心研读，其中反映的平等思想给他以诸多启示。25岁时，贝勒斯成为贵格会的中坚成员，经常出席贵格会救济贫民的活动，曾引起当局的不满，并因此而受过迫害。但他不为所动，仍坚持对不信奉国教者和贫民鼎力相助。

在贝勒斯生活的时代，英国经过两次内战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新宪制代表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此后，英国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并加紧发展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资本的原始积累加速。在17世纪的最后10年，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英国很快赶上并超过荷兰、法国，确立了欧洲霸主的地位。伦敦成为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然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贫苦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贫民的生活并没有因工业的发展而得到改善。相反，贫困、失业成为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的酗酒、乞讨、道德败坏、犯罪等问题愈演愈烈。

当时，资产阶级、有权势的人以及政府关心的是财富的增加、利润的上升和贸易的扩张，不屑顾及穷人的死活。他们将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日下及穷人的贫困、失业归结为穷人自身人性的“劣根性”。认为穷人是不可救药的，其贫穷，系咎由自取，并应对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这样，穷人的利益根本被忽视，更不用说穷人的教育问题了。虽然在17世纪中叶由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矛盾尖锐，政府为了缓和矛盾而推出了济贫法，但济贫法随着内战的深入和社会的变迁而成为一纸空文。内战以后的一些济贫法也一再因反对意见而受到限制。

贝勒斯作为激进的贵格会教徒，对穷人深表同情，不遗余力地为之呼号奔走，企图以他的热忱感动世人，使国家和富人都来关心贫民利益，包括贫民教育问题。贝勒斯的著作颇丰，涉及面甚广，主要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来论述的。

贝勒斯反对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与政府及权势者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处境不好乃是社会因素而造成的。经过深入分析后，他认为贫穷、失业、犯罪等问题都是缺乏教育的缘故。贝勒斯充满忧虑地向世人呼吁：“想一下有多少人由于缺乏良好的教导而过着悲惨的生活，漂泊流浪，多少人世代从父到子继续不断过着这种生活？”[81]而这一切是国家及富人对穷人漠不关心以及国家的经济制度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而致。他主张国家应为全体人民谋利益，认为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的富裕才是国家的目的，而国家的经济制度却以金钱为评价一切必需品的价值标准，富人只重金钱和利润，这才造成了穷人的贫穷和失业。贝勒斯认为国家应以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他说：“土地和工人才是国家、民族真正的财富，而不是金钱。”“金钱只是交换的手段，而不是生产的目的。”[82]他将金钱与国家的关系比作“拐杖之于跛子”，认为“如果身体健康，拐杖只是麻烦”。“当特殊利益成为公共利益时……金钱很少用处。”[83]这里，贝勒斯已将贫困原因的探讨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层面，虽然尚显粗浅、片面，但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不无异曲同工之处。

为了解决当时英国严重的贫民救济问题，贝勒斯于1695年写了《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交给贵格会讨论，并由贵格会出版。在1696年稍做修改后，该文被呈交给议会备案。贝勒斯在文中建议在英国建立“劳动学院”，收容逃亡到英国的莱茵河西部地区的居民。这份《建议》既是贫民自救的方案，也是展示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

贝勒斯是站在穷人的立场上，为了穷人的利益而提出其教育主张的。他重视劳动，企图通过劳动教育来解决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这一立场构成其教育观立论的出发点。

二、关于创办劳动学院的构想

贝勒斯建议成立一所劳动学院，并提出了具体设想。按照他的设想，在这所学院里，将提供尽可能多的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设施，目的在于把穷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劳动，而不依靠其他救济，从而使“富者获利，贫者过富裕生活，青少年受到良好教育”[84]。

贝勒斯建议有“爱心”的富人来创办劳动学院。他认为办这样的学院可以创造利润，对富人也有利。于是把这个目的放在首位，企图吸引富人的关心，并强调这个目的是后两个目的，即穷人过富裕生活和儿童受到良好教育的生命。贝勒斯分析了这项事业中穷人与富人的利害关系，认为“穷人的劳动乃是富人的矿藏”“没有穷人，他们富不起来”[85]，工人愈多，富人也愈多，富人要想不劳而获，就必须考虑工人最起码的利益，使工人的生活得到保障，摆脱贫困，从而更好地为自己创造财富。建立劳动学院，让穷人就业、生产，自己养活自己，“胜过单纯的赡养”[86]。这样，穷人人数的增加，就不但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反而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他说：“使穷人通过诚实的劳动过着生活，比使他们保持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是更好的施舍，就像一个人的断腿长好，使他能自己行走，而不总是扶着他，也许是更好的施舍一样。”[87]因此，对富人来讲，“为穷人提供良好的教育和职业，是一件多么有价值的事”[88]。

贝勒斯建议劳动学院由300人组成，其中200人的劳动维持学院工人的生活，100人的劳动创造利润。其原则是按劳取酬，给多劳者发工资，以鼓励勤劳，反之亦然。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及各自所需的人数。他要求订立学院规则，富人、穷人都必须遵守。他还为儿童和妇女安排了相应的劳动，对膳食和住宿条件也做了说明。按照他的构想，学院还将聘请熟练、优秀的工人教育青少年。男子在24岁前、女子在21岁前是学员，到年龄以后，他们即可婚配，届时既可离开学院另谋生计，也可留在学院享受成人的待遇。

三、关于教育的具体观点

如上所述，贝勒斯主张建立劳动学院，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贫民及其子女达到脱贫自立，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德行，以解决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还倡导社会教育，认为这种教育优于家庭教育。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儿童教育的新的原则和方法。

（一）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贝勒斯高度评价了劳动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强调要进行劳动教育，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①贝勒斯充分论证了劳动的价值。他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劳动创造财富，也是评价一切必需品的标准。在《建议》的开头，他用箴言的形式写道：“劳动带来财富，懒汉衣衫褴褛，不劳动者不得食。”[89]贝勒斯认为，必须通过劳动，经过劳动教育，进行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的训练，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他还从宗教的角度说，“体力劳动是上帝的原始制度”“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挣得面包”。[90]只有诚实劳动才能得救。接着，贝勒斯指出，劳动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幸福。他说：“劳动于身体的健康就像饮食对一个人的生活一样恰当。”[91]不参加劳动容易招致疾病，“一个人由于安逸而避免了痛苦，他将在疾病中遇到痛苦”[92]。“一个从事劳动的人比一个在书斋从事思考的人时间更持久；劳动使人强壮，思考则否……劳动为生命之灯加油，而思考则把灯点亮。”[93]他又指出：“谁比劳动者有更强壮的身体，谁比大学生有更虚弱的身体？”[94]有鉴于此，贝勒斯强调富人也应该参加劳动。他还指出，劳动也有利于培养儿童的理智和良好的习惯，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好转。他说：“让孩子做些事情，尽管是少量的，通过合理的示范，能改善他们的理智，工作中使用理智使人变得聪明，克制意志使人善良。”[95]他又说：“劳动供养人，维持人……尽管学习（书本知识）有用，但是德育和劳动教育无论现在还是今后往往使人更加幸福。”[96]同时，贝勒斯认为，在学院里，通过劳动，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可以大量地消除咒骂、酗酒、懒散和赤贫。由于金钱很少用处，欺诈和抢劫等犯罪行为就不会发生。他相信，通过这种方式，用7年或14年的时间就可能培养出一批生活比较自然的年轻人，从而大大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②贝勒斯批评了传统教育的弊病。他说，“普通教育中的一大障碍，就是让儿童工作而不予以指导”[97]，或是不讲劳动教育而一味地让儿童学习，长时间地将儿童拴在书本上。他认为这样不仅对孩子的身体和眼前利益有害，而且对他们的长远利益也有很大的损害。因为这样做，“有损于儿童的心灵，使他们不喜欢书籍”[98]。况且，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社会来说“也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对公众有用”[99]。因此，贝勒斯反对整天把儿童束缚在书本上，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儿童在劳动中受教育，并使身心受到合理调剂。

贝勒斯建议：“4岁或5岁的男孩和女孩，除了读书以外，可以教给他们编结、纺织等等，年龄较大的男孩，可以教他们车工工艺。”[100]此外，他还主张从小学习绘画等。他认为这样做无论对于其自身还是社会都是大有裨益的。

贝勒斯的劳动教育思想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他被称为“劳动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与洛克将绅士的劳动作为学习的一种调剂，单纯主张贫民劳动相比，贝勒斯强调劳动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及社会生产的意义，表明了两种不同的立场。马克思称赞贝勒斯在17世纪就清楚明白旧的分工有废除的必要。他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却预示着教育发展的方向。一个世纪后，瑞士的裴斯泰洛齐（J。H。Pestalozzi）的做法与贝勒斯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论社会教育

贝勒斯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论述了社会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社会教育具有家庭教育无法比拟的许多优点。

①由于学院包容了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可以使各种不同年龄、不同能力的儿童都可学得一技之长，这是家庭教育无法具备的长处。

②在学院里，成人与儿童及儿童之间可以自由交往，互相影响，学习各种语言和学问。这是因为学院里的贫民伙伴来自五湖四海，通过共同劳动，他们“像教自己的子女母语一样，把他们的母语教给学院的青年人”[101]。贝勒斯认为：“儿童之间互相阅读和谈话比他们自己阅读能得到较深的印象。”[102]

③学院订立了劳动规则和纪律，“由于成人和儿童目睹别人遵守规则的法律，比他们单独时更容易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律；学校里的儿童和军队里的士兵比分散的儿童和散兵游勇更加正规和服从”[103]。学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监督，“比私人家庭可以更多地在师傅和其他人的视线下，防止做更多的蠢事”[104]。儿童更容易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道德素养。

④由于学院是统一管理，有良好的伙伴，避免了儿童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他指出：“这个世界是那么腐败，对青年是一个大陷阱，但是学院有很多伙伴，足以防止受到海外的引诱，由于管理得好，可以大大地防止海外学到的不良行为。”[105]

此外，学院还安排了图书馆、药物园和实验室等设备，可以使儿童更好地学习到有用的知识，这些都是私家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贝勒斯提出的上述观点虽然较为简单和肤浅，没有看到社会教育的出现是当时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当时，上层社会子女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在初等教育阶段），当时英国教育思想的代表洛克也强调绅士教育最好是通过家庭来进行，认为学校里的各种儿童混杂在一起导致道德败坏，纪律涣散。贝勒斯反其道而行之，虽然他主要指的是贫民教育，但仍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