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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贝勒斯的教育思想（第2页）

（三）教育原则与方法

受当时新的教育思想的影响，贝勒斯在其有关教育著作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了儿童教育的新原则和方法。

①教育要适应儿童的身心特点。贝勒斯认为，儿童“记忆力的发展先于理解力”，他们“意志薄、喜爱变化”，“更多地受感觉而不是理智指导”。[106]因此，教育的实施必须考虑这些特点，循序渐进地进行。他重视儿童语言的学习，主张“必须先学习词，然后学习规则，把词联合起来”[107]；而且，“首先学习母语的词，然后学习句子”[108]，“词汇和字典必须在词法和语法之前学习”[109]。他认为学习规则和句子需要判断力的成熟，而此时儿童是受感觉指导的，“要他们在判断力成熟以前学习规则，会削弱他们的理解力”[110]。

②注意劳逸结合。贝勒斯认为儿童天生意志薄弱，喜爱变化，因而他反对长时间将儿童拴在书本上，而主张动静结合，让儿童做一些事或观摩成人劳动，并努力予以模仿。他认为，对儿童来讲，劳动和玩耍一样，是一种消遣。动静结合既可使儿童习惯于劳动，也可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③教育应以儿童的理解为基础，反对说教及强迫儿童学习。贝勒斯说：“理解是必须提炼的，儿童能够接受，而不是迫使他们理解；悲伤有损记忆，并使多数人思维混乱。”[111]并且，与成人更多地受理智指导相反，儿童更多地受感觉的指导。因此，必须“更多地采取明智的管理方法，而不是用说教使他们远离罪恶”[112]。

④反对体罚，主张以奖赏和竞赛的方法鼓励儿童。他告诫人们以打骂的手段迫使儿童学习，会损伤其天性，这不是用打骂得来的东西所能弥补的。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只能培养出平庸的学生来”[113]。因此，他主张学习应建立在快乐的基础上，不应伴随着痛苦来进行，并提出用奖赏和竞赛的方法提高儿童对学习的热爱，以使学习取得更佳效果。

四、影响及评析

作为激烈的改革家和虔诚的贵格会教徒，贝勒斯一生将维护贫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使命，用自己的热血和行动向社会呼吁，要关心贫民的健康和教育，并提出建议由富人捐款创办劳动学院，通过劳动教育，“使富人获利，贫民自立，给青少年以良好的教育”。他还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方法，以改善穷人的状况。

贝勒斯的《建议》一度引起了贵格会教徒乃至社会的注意，一些激进的贵格会教徒还曾经努力实现他的理想和建议。其中布列斯托尔的贵格会教徒首先创办贫民习艺所（WorkHouse），包括一间工厂、一个孤儿院、一个贫民所和一所学校。1702年，伦敦的贵格会教徒也相继在克拉肯惠尔建立一所贫民习艺所。这些贫民习艺所的创办对贫民境遇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贝勒斯在《建议》中明确表示要用“学院”（College）这一名称，而不用公所（习艺所）或济贫院，反复强调劳动的教育意义和生产自救的意义，反对济贫院中过多的劳役。他强调学院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宗教机构。因此，这些贫民习艺所不论是名称上还是实际上都并没有实现贝勒斯的理想，充其量只是贝勒斯的学院概念的暗淡的影子。其中，伦敦的克拉肯惠尔贫民习艺所延续到18世纪末，越来越强**育工作，最终事实上成为一所贵格会的学校，而不是劳动学院。

英国政府于1723年通过立法批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区可联合起来建立济贫院的议案。这项济贫法不是单纯的救济，而是重在使穷人懂得劳动，充分利用劳动力，以减轻社会负担。这一议案的出台亦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贝勒斯的影响。

在当时的状况下，贝勒斯的计划未能充分付诸实践，他的名字亦逐渐被世人遗忘。直到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社会改革家普雷斯（F。Press）重新发现了贝勒斯和他的《建议》，并寄给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R。Owen）。欧文阅毕予以高度评价，并重印和散发了这篇文章，这才使贝勒斯重新为世人所知。

欧文谦逊地认为自己的原则并非首创，功劳应该属于120年前的贝勒斯，并称赞贝勒斯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帮助下，“出色地表明这些原则如何按照当时已知的事实应用于社会的改进，从而表明他的才智有能力在他同时代人120年以前考虑这个问题”[114]。贝勒斯和欧文都主张通过有组织的劳动，通过教育来改善穷人的境遇，进而改造社会。他们将这一目的的实现寄希望于富人的善心，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矛盾，因而不能意识到单纯通过正确的组织劳动和教育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冲突问题，这也注定了他的《建议》（包括欧文的实验）在当时的英国不可能实现或成功。随着欧文的社会改革和教育实验活动的失败，贝勒斯一度又淡出人们的视野。

然而后来马克思通过研究欧文，对贝勒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仍予以高度评价。在其传世名著《资本论》中，称贝勒斯为“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早在17世纪末就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废除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的两极上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115]

[1]《西方教育史》，第269页。

[2]《西方教育史》，第267页。

[3]阿·阿·克腊斯诺夫斯基教授：《夸美纽斯的生平和教育学说》，杨岂深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4]引自徐辉、郑继伟：《英国教育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5]参见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6]《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70页。

[7]《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70页。

[8]马克·帕蒂森：《弥尔顿传略》，金发燊、颜俊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47页。

[9]《弥尔顿传略》，第6页。

[10]《弥尔顿传略》，第7页。

[11]《弥尔顿传略》，第93页。

[12]弥尔顿：《致国会意见书——为出版自由不受检查而辩护》，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11页。

[13]JohnioneersofModerion（1600—17eUyPressWarehouse，1905，p。182。

[14]转引自《弥尔顿传略》，前言第8页。

[15]参见《弥尔顿传略》，第16页。

[16]参见弥尔顿：《失乐园》，金发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9页。

[17]弥尔顿：《论维护学习》，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0、583页。

[18]《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2页。

[19]弥尔顿：《论维护学习》，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4页。

[20]《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8～5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