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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02（第1页）

第一章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02

城市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自由空间

符号的指示物——“超验所指”的错觉——只有参照城市问题所涉及的集体以及这个问题所隐含的一切才能变得具体。也就是说，“意义的自由空间”是通过“生活经验”或语言的行为过程以及涉及的用法来衡量的。相比之下，城市只是一个符号的规定，正如鲍德里亚所认为的（Baudrillard，1987），可能是作为一种策略的反讽，或者是一个基于对城市的碎片化和显而易见的分散性的解释得出的不成熟结论，或者可能是对通常被称之为它的多义性或“多重代码”的东西的一种简单肯定（Gopo-ul-os，1986）。

如果城市是一个符号，这可能只是意味着，它脱离了任何可以动员人们以它的名义行动的集体目的，而这种集体目的就铭刻在人们认为城市要产生的差异性之中，人们假定在安置活动中定位的这种人群差异性就是推理和行为的基础。遵循这一思路的批评，可能意味着人们无法确定把城市彼此区分开来的特性。因为，据说缺少对定义各种集体——国家、社会、部落标准的一致意见——人们认为集体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的名称，而名称在那里被认为是一个与实际做法无关的符号。这个命题说名称不会产生什么差异。但是这句格言在韦伯的阐述（Weber，1947）中成为一种研究挑衅，要求我们把场所和地方性的范畴当作“面向一种秩序的行动”来考察。城市之所以存在，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指向基于安置和地方性的一些可见的实践组合，从而可以清楚地把它描绘成一个相关的问题。

这种批评可能意味着城市并不是作为一种生动的经验而发挥37作用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任何集体实体的“客观性”都是虚假的，理由是它不能严格按照一组独特的性质加以描述。此外，我们从这一批评中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若干身份划分自己和他人。任何一个身份的“真理”都不足以说明它的用途。反过来，这又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究竟如何通过城市（在与他者身份的区分中）以及它具有何种优先性来进行身份的识别，这两个方面都与我们选择的其他可能性有关，与用途产生的对比和语境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城市的存在，就是建议一个集体确定名称即一种身份来保持自身，而这种身份以不同方式融入城市的实践和解释关系之中。城市如果“存在”，那么就有可能被展示为对实践的一种限制，由此，它的名称便会出现在“被恰当标示的一套社会身份”中（Moerman，1965）。地方性的限制预计会以许多可见的方式呈现出来。城市范畴的优先地位经常在与其他身份有关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实践中得到观察和检验，而其他身份对忠诚提出了相互竞争的要求。我们也通常在有关城市的不同话语中发现，对居住在这个场所的人的种类及其与其他族群和其他场所的差异性的系统性关注，包括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影响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对当地习俗的想象性起源和连续性，以及这些习俗被认为是证明基本成员身份的方式有着一致的兴趣；人口和场所的结合，往往可以追溯到过去，让许多认同这些联系的人把一个人群的所作所为描述为这个城市的典型特征（Moerman，1965）。

在比较城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在场，在谈论可能恰好与其他身份有关的人或做法时，地方性究竟有什么优先性?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地方性怎样以相互暗示和彼此界定的方式在城市、地区、国家之间产生对比，从而为比较提供一种适当的语境呢?最后，假如地方性有能力使不同的人群拥有“千載难逢的历史”中的共同事业（Moerman，1965），那么这样一种“普遍性”又是如何被具体表现在特定的城市情况之中的呢?在最基本层面上，城市的想象性结构，就是围绕地方性的相关性组织起来的，就好像一个“装置”一样：分配优先性，确立相关性的语境和比较，典型化自我保持的人口和自我延续的人口。在这个层面上，地方性允许我们把城市的想象性结构说成“共同文化”，而这种共同文化是人们可以在集体解释的权力和秩序中观察到的。（Garfinkel，1967）。

说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不应该分散我们对城市和地方性的范畴在组织日常生活中如何被作为一种优先性来使用的注意力。这样，陈词滥调本身就会成为一张研究的请柬。因为，如果城市只是一个符号，那么这个说法所推荐的东西应该可以在社会实践中被观察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作为一个范畴，发挥的作用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行为的过程。城市是什么是根据城市不是什么区分的，过去是什么或者未来是什么，是用来解释现在是什么的。这个结构——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洞的术语——是通过解释性实践来完成的，最重要的是，它以典型的解释方式与所建议的任何东西相遇。也就是说，城市作为一个生命实体的主题在任何一个当下都会产生，并通过一系列实例阐述。

作为一种场所的城市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充当一个实际的、可触摸的集体行动轨迹。正如在不断提出问题和矛盾解释的筹划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的那样，这些问题和解释指向相对于城市内部的生活和环境、它的人民、历史和未来，以及其边界的不可渗透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是一个符号，而不是别的什么——一种尼采意义上的纯粹自夸——引导了许多关于全球性的工作，认为城市的侵蚀是忠诚度的一个重要焦点。我们将通过这样的研究，引导我们对许多城市生活领域的兴趣，坚持不懈地考虑它对城市表现和城市集体实践的影响。即便是多义性的城市也需要被看作由多义性所引起的，因此，城市的集体遭遇所隐含的愿景似乎就构成了各种言说方式的基础。

集体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讨论“背景”，体现在作为一种行为的词语所传达的相互承认中。即使城市被看作一件艺术品，也应该让我们想起语言中介的经典概念，在尼采的《悲剧的诞生》（sche，1956）中，这种概念的模糊性得到了戏剧性的证实，并且被恰当地体现在表达一种“存在的方式”（Ledrut，1986，123）的符号观念之中。我们认为，词语永远是鲜活和神奇的，是指它们所肯定的内在的行为过程，因为即使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比如壶和桥，作为词语，对于我们来说，也意味着与这些事物相处的方39式和对待这些事物的方式（seeSimmel，1959）。这种对城市存在的关切是在冲突性的解释中产生的，即它可能代表的地方性和场所的生活经验就是今天的某种东西，而非空无一物。如果城市是一个冷漠的意义场所，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语，是如何开始表达与其安置相称的方式的关切呢?如何标志城市是一种生活体验的地方性的持续集体参与呢?集体是言谈不可避免的背景，意味着语言具有某种心照不宣的主权和权威，语言具有区分关系重大的任何利益的能力，集体也是语言的背景。

我们如果开始把城市当作“意义的自由空间”看待，那么就必须从文明、社会或人民的角度来理解它的“存在”本身，因为它似乎是一种有意义的欲望客体。雷蒙德·莱德鲁特把城市的形象描述为类似于一件艺术品——某种类似于"神话"或"文学作品"的东西——它只能激发与这样一种结构相称的理论化，即一种以反身性和辩证性展开的理论化，它既能唤起又能把握它作为一种“情境”的众多声音（Ledrut，1986）。尽管没有理由提出，为什么城市在这方面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任何话题总是要求超过它自信的富有想象力的提问者，总是有很多话不能说，总是存在比词语能够表达的更多的东西。

莱德鲁，特关于城市是一件艺术品的观念，更深刻地表明，城市作为一个对象是一种持续的对话，一种隐含的、未发展的、抽象的表征组合，在不同文明中产生和传播，在语言和行动中不断地被塑造和重新塑造，仿佛就是一件艺术品。如果城市是一个分析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可以问，这样一个对象如何既掩盖又赋予一种持续性的关注，用体现和区分城市的方式把地方性表现为一种集体生活的焦点?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话本身看作一个整体，既因为它超越了我们的论述的终结性，也因为它作为一个持续的创作（poiesis）作品而存在，我们只能通过遭遇它的部分（它的言说者）才能洞察它。这一整体的观点并不像德赛尔托所说的“太阳眼”的概念（deCerteau，1984），即一种从城市规划或总体规划的独立角度观察城市的全景视角。毋宁说，我们继承并沉浸于其中的就是这种对话，是希望恢复其力量的对话，也是希望通过有条不紊地使其基本形式变得显而易见澄清其模糊性的对话。这一对话的各个部分始终都是言说者，这些言说者出现在我们需要用声音提供观点的伪装之中。

城市声音

我想从一个与通常研究有所不同的角度看待城市，考察不同文明给它们产生大量解释资源的方式及城市独特性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想象性结构指的是被构想的方式，目的是把城市的差异性作为常规问题一解决的一个特征来认识和保持。

通常城市之间的差异性被看作是由外部条件导致的，诸如历史环境、地理、景观、经济波动以及来这些地方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组合。这些差异似乎既区分又限制城市，也造成了城市在这些外部条件上的不平等，生态和历史倾向于书写城市的历史，这些历史把它们阐述为由只能接受却从来没有真正授权的条件所决定的集体行为者。然而城市永无止境的创造性质不仅表现在对差异性的肯定或确认方面，而且表现在城市生活的特殊细节在这些差异中表现出来的方式，以及对共同问题的独特解决办法上。因此，注定一年到头都有海港、酷暑或寒冷的城市仍然可以被看作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使被认为在与其他城市共享的这种限制条件下也是如此。在认识城市的这些共同情境时，人们也可以说，独特的城市是不可能被效仿的。我这篇文章的研究所针对的，正是这种陈词滥调及其“非矛盾性的双峰”（Bee，2000）。

承认城市在共同问题上不可避免的一致性，可以克服城市在外部条件方面的不平等。如果社会学有必要确认任何一个城市的共性和差异性，那么也就有必要理解一个城市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取决于各项工程和关键时刻。这些工程和关键时刻表明，在与所有城市共同具有的问题—解决语境中，这一城市的差异性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项研究中，我关心的是城市差异性的研究，这种差异性不仅是它与所有城市共同具有的问题，而且是它需要遭遇的集体生活的一个持续焦点。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与集体身份联系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解释和行动的焦点。

如果城市彼此之间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总是要问，城市如何被认为是指向这种混合体（这种僵局）从而使这个唯41一性的问题变得有影响力、变得引人注目以及变得富有争议性的?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它们有时会富有生气地挑战这样一种假设，即它们彼此之间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肯定它们在性质上也有不同的可能性。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认为城市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即它们的差异性是否是独一无二的，除了程度的差异外（与大多数把文化视为程度上有差异的城市比较研究不同），它们的独特性如何可能具有更多的东西。

在蒙特利尔，魁北克省的地位问题引发了这一问题，其措辞涉及魁北克省人民如何或者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同的或独特的，并且意味着它的主要城市也是如此。柏林在其特殊历史之后的重建，仍然迫使这个城市提出疑问，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属于柏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就像都柏林的经济复苏要求该城市考虑这个问题一样，在面对这些变化之时仍然要保持其独特遗产部分。如果这些城市能够自由地承认作为一个大城市所具有的不同，那么关键时刻仍然会促使它们在实践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属于”这个城市的）差异性是否以及为何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打算在富有启示的时刻来审视这种提问被激活和参与城市生活的方式。这一策略允许我们不是把城市的身份当作一种定型的规定来对待，而是看作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对话，即城市的独特性如何（以及是否）在许多地区以不同的形象表现出来。

柏林墙的拆除和魁北克省的全民公决（Referendum）显然只是外在于这些城市的条件，是不断被塑造和重新定义的经验和记忆，成为“内在”于城市历史的东西和集体经验的一部分。因此，把一个城市的居民与另一个城市的居民区分开来，标志着城市在性质上的差异，而不仅是在程度上的不同。这样的外部事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实践之间的持续辩证关系使城市的身份成为和不成为正在进行的工作。正如柏林作为一个独特场所的部分意义体现在冷战影响的实践中以及在公民身上持续存在的踪迹中，蒙特利尔的部分意义表现在把诸如全民公决（或冰风暴）等事件“消化”或吸收到其集体生活的叙述结构之中。对每一个城市来说，这些“影响”体现在特殊性和独一无二性的持续不断修正的意义中，在城市之间表现出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即使受到共同问题的影响，这种特殊性和独特性也作为它与身份关系的一部分，作为城市居民持续参与的一部分发挥着协商作用。

因此，环境的概念不能被这样不成熟地接受，必须被分42解，被视为一种可变因素和一种运动。地理、地形和经济尽管相互关联，却并不是一回事。例如，威尼斯是一个避难的地方，最初被选择是因为容易进入，它也是一个商业场所，因为容易进入而变得繁荣起来。它的宫殿象征着财富增长的账房。它们打开了方便的门廊，那里是码头和仓库。这里的经济符合地形条件，并利用了它的优势。贸易带来的富足解释了威尼斯建筑正面的浮夸，几乎不免有些傲慢；也解释了一个面向东西方城市的阿拉伯式的奢华。海水和倒影中永恒的海市蜃楼，水晶粒子悬浮在潮湿的空气中——产生了某种梦想和某种味道，在许多诗人的音乐和许多彩色画家的温暖色调中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描绘。从威尼斯的环境条件和利用某种构成要素很容易成比例的民族混合物的角度来看，再没有比这里更完美的地方了，我们希望能理解一件艺术品的时间谱系。但是，威尼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自由影响了威尼斯。它的构造悖论就在于它与这些元素进行斗争，把罗马群众安置在沙滩上和水中；勾勒出多雨天空的东方轮廓，最初是为了在永久的阳光下使用而设计；用自己发明的设备发动了一场与大海无止境的战争——船舶廊台、砖石建筑工程，即墙壁；最后，见证了画家对风景的强烈偏爱，对离我们如此之近的阿尔卑斯山的森林和山脉绿色深处的势不可当的喜好。（Fo，1989，149-150）

影响威尼斯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希望不仅使“环境”形象成为中心，也使所有这些条件成为中心，而这些条件由于明显的外在性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环境产生了一种导致新的问题和新的回应的反应。例如，威尼斯以不同的方式为不同类型和不同群体所使用，这体现在影响威尼斯自身成长的用法上。然而，我们如果把城市当作一种艺术品来欣赏，那么会看到，城市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与其影响持续存在的辩证关系，它与各种构成元素发生冲突，并且用共同发挥作用的方式扩展和延续自己的声音。威尼斯的历史并没有描述它的声音，因为集体的问题一解决的持续性被重新洗牌，在关键时刻表现为努力面对每一个当下与过去和未来的不稳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