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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第1页)

第一章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

引言

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这一观念支配着城市的表象。这种陈词滥调不局限于实证科学,而且出现在对经验主义的不同反应中,表现在接受“生活经验”或地方性语境塑造了“内在的现实”的即时性和细节性的优先性上。行为者无论受到强有力的一般性条件还是具体细节的制约,都仍然被外部因素所吸引,而不是定位在吸引他们的事物上。让·鲍德里亚把这种陈词滥调与超越的终结联系起来,因为被看作全神贯注的行动者,从根本上说并不具有对他们接受和生产的东西的局限性进行反思的任何能力。请注意下面的引文:

一个对符号着迷和被符号所迷的过程……不再有灵魂,没有影子,没有副本,也没有镜面意义上的形象。存在中不再有任何矛盾,或者不再有存在和表象的任何问题。除了信号的传递和接收外,不再有任何东西,个体消失了……从来不直面自己的需要……他自己的形象:他沉浸在自己安排的符号之中。不再有任何超越,没有终结性,没有目标:这个社会的特征就是缺乏对自身的“反思”。(Baudrillard,1998,191-192)

行为者的“着迷”意味着个体(个性)的“消失”,因为行为者不面向其他任何事物。如前所说,其余的东西没有给出当代变化,没有给出不同观点,毋宁说,它就是存在于一切区分行为中的最内在的模糊性,就是困扰着这个词的他者性。在这里,“他者”获得了基本意义,就像柏拉图所说的,这意味着行为者不具有理解自我反思(没有灵魂,没有影子,没有副本)的能力,因为事件被当成看起来的那样,而不是犹豫不决的决断。行为者的存在着迷于表面的东西,意味着行为者决意要像他看起来的那个样子,保持不受这种关系限制的影响。因此,“存在中不再有任何矛盾,或者不再有存在和表象的任何问题”。所以,行为者的行为定位并不会在行动上形成“他们自己的视角”,也不会在行动上反映给行为者,因为它是作为一件事情而不是另一件事情来完成的。

城市被看作一种符号,仅此而已,不是被认为拥有或缺少实质性的能力,而是因为社会行为者被认为是通过区分来发挥作用的,没有用表明希望与区分行动构成反思性关系的方式来描述。在城市研究中,构成解释范围的典型行为者被理解为被外在“传播和接受”的区别问题所吸引,仿佛他们的选择和行为是被确定的,而不是作为不同的视角涉及他们自身。

一个普遍问题是,对城市的这种看法是否有分量,也就是说,对那些居住在其区域内的多样性群体来说,以及对那些只能把城市设想为目的地或他们的部分想象的人来说,城市是否能够作为忠诚、主权和凝聚力的焦点。人们常说,“新”世界把人口和影响混为一谈,以至于人们把其场所感贬低为任何一种东西,而不是一种发挥作用并且与居住具有私密性关系的语境。城市被人们拒绝的理由是,分担仍然不确定所有范畴的命运,像所有此类区分一样,只能以哲学上站不住脚的方式用规定来维持。也就是说,当一切都说了而且做了的时候,仍然没有充分理由把城市当作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所,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城市当作一个空间或停靠点,而不是当作一个充满活力的场所看待。城市往往被看作各种个人行为的背景或语境,也许是为了生存或者追求生活的便利,而不是被看作一种激发人们致力于其独特方式的秩序。在这里,我们需要揭示一个社会世界,为那些被城市是一种便利设施所困扰的人保持这个存在和表象的问题,从这样一种符号观点来看,“矛盾”可以使行为者直面自身的局限性。

即使最富有思想的城市研究者,也常常把城市的多样性和碎片化作为一种休戚与共的焦点而牺牲可读性。这表明,城市类似于许多人“喜欢”或享受的便利设施,人们不是以一种投入方式融入城市。许多人把城市看作众多商品之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最原始的观点从作为一个范畴的城市退缩,其理由是城市是多义性的,并且着眼于用多种方式产生符合不同观点或利益的一批城市(苏格拉底会说,一群)。通常,“城市是特殊的”这种观念被看作本质主义或乌托邦主义,被视为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传承的“神话”,并且由于被当代人以及影响的融合和匹配而变得过时了。因此,一方面通过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通过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主张变得盛行起来。不管是否属实,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宣称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将是我们的出发点。正如德勒兹所说的,一个命题(如这样的命题)只是我们将要开展这种探究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辩证法具有讽刺意味,但反讽是问题和提问的艺术。反讽在于把事物和存在当作对隐藏问题的众多回应,如此之多的问题案例尚未得到解决……有问题的结构是对象本身的一部分,把它们当作符号来把握,正如提问或问题化是知识的一部分一样,它允许在学习的行为中被理解为实证性和特殊性……然而,如果我们从体现意识中肯定的……命题开始,那么一切都会颠倒……因为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是……附加命题和亚表征问题,而不像体现它们所产生的肯定性命题。(Deleuze,1994,63,164,267)

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命题不仅是另一个符号,而且是一个挑战,要求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及其与这个符号有密切关系的象征领域:“它正是‘导致问题’的符号,并且是在一种象征性领域中发展起来的”(Deleuze,1994,164)。本章就是考察这个方向发展的开端。“象征领域”由进入命题及其对象——城市——的各种解释行为构成,从而使其肯定或拒绝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决定点,这个决定点掩盖了渗透的不连续性。

城市的身份

对于理论家和城市居民来说,城市的身份问题只能参考一个基本的情境。城市具有清晰的持久性、独特性和中心性,对那些生活在城市中并把它的完整性视为理所当然的人而言,对那些研究城市和想当然地把地图上的位置转化为行动路线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源。最重要的是,对于所有适应城市的人来说,这种对城市的易读性直觉仍然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源,无论他们是否接受城市作为一个安全和确定的场所而存在,它的无场所性(plaess)必须从语言的位置来设定或“发声”(Blum,

2002)。这就是朗西埃把研究的目标说成“把话语空间和属地空间图绘在一起”(Rancière,1994b)的原因。他的意思是,这个概念(如城市)的创造并不是指某些属地上的参照,而是指这个概念所表达和被表达的话语空间;城市定位和聚焦的对话空间被赋予身体,仿佛这个词作为一个问题的中心在其意义所在的地方被赋予了肉体。然而,这种基本的情境总是设想一个具有争论性的场所,在那里可以采取许多途径和表达许多含义。也就是说,语言场所的主权是一个众多声音参与其中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不断地被这个问题所牵涉,即使是隐含的:谁有权为城市代言和谈论这个城市呢?我的目标是通过对这一根源的分析,恢复和回忆城市的问题结构,聚焦并引发针对其完整性问题的话语。因此,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假如城市没有更多的东西,假如它只是一个符号,那么我还是要通过回到这种挑衅以及如何可以被言说的问题,把城市的现实性摆在我们眼前(Baudrillard,1987)。

如果城市被简单地视为一种便利设施,那么与其他城市的比较就是由对城市差异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消费逻辑决定的。也就是说,假如城市被看作一件物品,那么它可以被认为按照商品之间的方式进行区分。然而真正的差异使人们成为“矛盾的存在物”(Baudrillard,1998,88),从这个意义上讲,蒙特利尔和多伦多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各自特殊性排除了他者特殊性),但是程度上的差异(“个别化的差异”)像某种逻辑一样支配着消费。这意味着城市是按照一种人为设计(国民生产总值、生活方式指数)的抽象模型来进行比较的,从而放弃了任何真正差异。虽然城市可能在各自与模型(“立场”或“地位”)的关系上“持有不同看法”,但是总是掩盖着存在与现象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即这样一种差异与真正差异之间的差异性。在这些情况下,这种陈词滥调便可以通过研28究揭示,而这种研究集中在模型与效仿的东西的差异性问题上,这使我们能够提出一种关于城市本身的看法。理论化具有揭示一个社会世界的功能,目的在于使主体成为可能。

在这些方面,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的可取之处,就是为场所的想象性结构变得透明提供了一种研究挑衅。这样一种认识是初步的,因为它只是在生活中开始为城市提供一种易读性的区分。至少可以说,它拒绝并果断消除了城市或任何范畴的不确定感释放出来的绝望,引导我们把城市当作集体化的场所,即引导我们“把一个话语空间和属地空间图绘在一起”。即使有不确定性(如果存在的话),也必须作为来自某个由提问主体决定的场所的社会形态来参与和遭遇。客体在话语中呈现肉身(如不确定性的客体),意味着这个话语被结合到了这个标志着城市边界(解释性)领域的空间之中。

即使它没有传达任何东西,话语也体现了交流的存在;即使对于显而易见的东西,它也肯定这个词构成了真理;即使它为了欺骗,话语在这里也会推测证词中的信仰。(La,1968,13)

不管是微不足道、平庸还是欺骗性的话语,都证实了主权,在所有这些事物中都是如此,即使它所说的东西与它本身并不完全相同。它只能来自这种无场所性能够被触及的场所。如果马丁·海德格尔认为无场所性,没有任何场所,什么也没有,是人类与自身的不确定性的原初遭遇的一部分,那么这样一种概念包括与另一个“实体”城市的相遇。这就是我们为何可以说,不确定性的不可思议的经验似乎常常困扰着对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同时也是问题一解决的机会或动力的原因,就像任何一种果断行动都是解决世界模糊性问题的一种方式。

如果人们被城市安置所困扰,被需要在各种环境和场合中使优先性或不透明性变得清晰可见所困扰,那么城市就是这样一种区分。这样,好城市或城市善的问题,就在行为者参与其不确定性的空间中成为基本而生动的问题,这一问题对许多项目都具有迫切性,在城市生活的许多领域里也具有迫切性。因此,通过询问这个命题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提出一种社会学的方法解决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的命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旨在澄清、争论和重塑作为一种形象(作为一个符号、一种秩序、一个社区)的不同城市感觉的推论性实践。在这里,我只是遵循马克斯·韦伯的格言研究城市的集体性“存在”。假如说,城市是一个不确定的范畴,或者说是一种便利设施,别无其他,或者说城市是各种各样、异质性观点的杂乱无章的混合体,那么城市仍然必须作为这样一种阐述结构的基础,一种贯穿于集体生活的社会实践基础。

出于社会学目的,没有这种“充当”集体人格的东西。当在社会学语境中提到“国家”“民族”“家庭”“军队”或者类似的集体时,它们所指的,恰恰相反,只是一种个人的实际或可能的社会行动的某种发展……这些集体实体的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有一种意义,部分是实际存在的事物,而部分是具有规范性权威的事物……因此,行为者在一定程度上把其行动导向于它们,而在这种作用中,这种想法对真正个体的行动过程会产生一种可能的、往往是决定性的因果影响。……作为个体社会互动的一个复合体,它构成了这样的事实,即不同个体的行为都是以其存在或者应该存在的信念为导向的。(Weber,1947,102)

韦伯喜欢说,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他指的是对命题的肯定或拒绝的处理方法,好像用一种让社会学家回避所有重要问题的方式,借助于法令,通过对论点或者世界的仔细审视就能够解决问题。城市的存在意味着它以行动和解释为导向(而不是简单地说,因为“人们的思想”是一种速写),是行为所指向的一种秩序。城市是一种定向的对象,或者说是一个行动的过程,这意味着城市的存在是在围绕它在集体生活中所做的区分而组织起来的话语中得到证实的。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这个意义上的城市存在问题,以及城市存在所暗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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