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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第2页）

城市中的“我们”并不是一件物，而是一种欲望的客体，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冲突中出现而又退出。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身份不是某种东西（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可触知和可测量的某种东西），但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无形的、任意的、社会结构的简单表达，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也就是说，身份涉及问题一解决的方式，涉及日常生活中有争议和模糊性的力量。例如，建设和重建，公民、艺术与社区的关系，物品和商品，街道生活，白天和夜晚，景观和风景，每一种表现都以自己的方式发挥镜像作用，在有关行动和解释的争论中，反映城市作为一种消失点的“我们”。所有这些表现都会对城市或者为城市提出要求，从而促成一种力图利用城市声音的司法解释景观。在这里，共同体不是一劳永逸获得的最终产品，而是图绘在进程中持续发挥作用的不同群体的对话，通过提出“什么是城市?”和“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的持久性问题，作为一条问题一解决的路线。

韦伯关于城市的社会实体存在的公式，把城市定位在通过隐性区别的范畴，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行为网络之中。规范秩序的公式只是掩盖了共同情境变得明确时所看到的模糊的相互依存性。韦伯首先表明城市（或任何集体）在实践中是怎样具体化的，但是并没有阐述这种实践如何指向、如何做、如何参与作为一种秩序的城市问题。这必须用一种叙述方式表现，扩展并发展关于共同情境的争论，而这一共同情境合并了这一范畴所涉及的聚集体。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城市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城市是一种规范性秩序（因此，是某种东西，而不仅是一个符号），那么通过这种秩序把彼此联系在一起的集体化的故事就仍有待于讲述。

城市变得越来越相似，是否更加努力地在城市之间创造一种差异呢?这一点并不完全清楚。因为许多城市都以类似于其他城市的方式，用具有可比性的城市（在“全球市场”中）来衡量自己。然而，假如城市失去了这种可比性的测度，那么就可能面临丧失与其他城市差异感的危险。假如身份认同的社会实践既有聚集又有区别，那么任何一个城市都恰恰处在被誉为边境城市的现代居民的中间地带（DurrsdMatthiesen，2002）。这意味着，倘若身份（比如说一个城市、一个群体、一个人）是塑造差异的一种做法，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种否定（“嗨。我是切维蔡斯，你不是!”除了我们不是对方外，并没有告知我们各自的任何事情）。蒙特利尔不是多伦多（或任何其他城市）。人们从其他人身上抽离出来的明显否定不仅仅是一种对抗性的姿态，而更像是我们二者是什么（作为城市、群体、人）的一种特殊而有区别的表达。这意味着一个城市的身份，是通过在城市的语法中创造一种差异性的工作，也就是通过塑造一种不同的城市作品来锻造的。这一要求在原则上能够（重新）呼唤所有的城市都提出城市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呼唤所有城市（在马克斯·韦伯的意义上）重新获得作为一个城市的使命问题。在某种隐含的意义上，这一使命与城市的共同纽带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方面，以下各章都在寻找各种关键场合或案例研究，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对城市共同纽带问题的协调一致的集体参与，含蓄地提出城市为什么是同一又是他者的思考，之所以是同一的，就因为是自己而不是他者。

在大部分研究中，城市的每一个变化都可以被解释为用不同但具体的形态对集体生活提出的挑战，无论是因为传记和场所之间的所谓联系的自我连续性（，2002），还是由于以各种方式让人们看到交织着地方性与普遍性、新与旧、狭隘性与国际性影响冲突的解决方式的同质性（DurrsdMatthiesen，2002）。对于探讨者来说，任何这样的变化都必须当作一种挑战来看待，这种变化扰乱了解释和附属物的集体构造，仿佛是一个需要在应答冲突中集体澄清的问题。这些变化体现在合并提案、中产阶级化和重建举措之中，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使干预作为集体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区分的问题对话研究成为可能。或许，正是以这种方式，尼尔森和徐才能够说“每个城市的特殊性都以它处理……恼人的问题的方式来表现自身”，正是在这个时候，它才直面“强大的全球性和同质化力量”（NielsenandHsu，2002）。变化与抵抗的辩证法释放出激烈的对立，只有通过对话这种药（pharmakon）才能治愈。占据同一空间的人之间的对立倾向于增加他们对空间控制权的争夺。也就是说，他们走得越近，就越容易分道扬镳。

在最基本层面上，城市的想象性结构描绘了一系列解释行为的过程，一套用作推论和行动理由的触及和针对领域性的实践。因此，我们可能在最基本层面上提出问题，即询问，用我们的方式，通过审视聚焦其用途的伦理冲突以及这些冲突所涉及的对象，包括范畴、分歧、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生产，城市的存在的概念究竟是如何促进社会性的。在这个层面上，当我们询问城市作为场所的优先地位究竟如何发挥作用的时候，质疑城市作为一种欲望客体的自我保持，在解释和行动的冲突中，变得清晰可见的不同方式。

这部作品的引导性问题是，一种内容的不确定性与支配性直觉的坚固性和完整性之间的张力，一种在哲学中被反复提到的张力，如何体现在作为与众不同社会形态的城市的细节中，以及如何体现在把城市看作一种欲望客体的实践中。在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争夺战场的焦点。一方面，城市似乎是一个空洞的词，一种毫无实质内容之物；另一方面，城市又“比猫和狗都真实”（Heidegger，1961）。这使我不禁要问，城市（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一个空洞的词）究竟是如何存在的?言外之意，就存在而言它是如何存在的?

这种激烈的冲突暗含对边界的完整性、渗透性和可变性的关切，这些冲突把集体表述为边界争夺的场所，而边界争夺既是集体生活的主题，也是集体生活的资源，是连续性的和可以观察得到的，是对解释手段的控制问题。无论这种边界争夺对于集体来说实质上是什么，也无论它多么强烈地否定集体的完整性，它总是必须证实自己具有涂尔干所说的一种“社会事实”（Durkheim，

1961）以及集体表征的性质。这就提出了城市的定位——可以说，对城市的差异性定位，构成城市集体生活的焦点（其集体目标的首要标志）。通过城市自身的集体化问题而集合起来的集体，对城市而言，意味着我们假定了一个由城市的身份问题涉及的一个群体，仿佛这种参与就是由作为一种根本问题发挥作用的“联合行动”，可以把这种参与看作我们研究的中心焦点，这是一种在理论上连贯，在经验上恰当的方法（Weber，1947）。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一种“典型的行为模式”，而不是一个单一的集体行为者。也就是说，集体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城市的集体化问题如何触及群体的无数例子。

被定义的城市

在《城市》这篇文章中，马克斯·韦伯为定义城市所困扰。他首先把城市界定为一个市场，然后又界定为一个政治管理单元（Weber，1951）。当他用城市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的常识性知识衡量的时候，这些界限就会不断消失，如按照他正在阐述的定义来判定某些场所是不是城市的时候，就会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或者说，当一些城市不符合他所定义的城市时，就会让他感觉到真实的城市。也就是说，为了说明城市是什么，必须知道城市不是什么，为了说明城市不是什么，必须知道城市是什么。这种直觉的发展或基础就是理论化的开始，一种问题哲学已经表现为同一与他者的关系。假如韦伯真的不知道城市是什么，那么他又怎么能够认出它来呢?假如韦伯确实知道这个城市是什么，那么他为什么又要重新开始呢?

显然，同一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并不是探询者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思想的根本模糊性在探究本身范围内遭遇的一种运动。这就是贝纳尔德特在苏格拉底之后把理论化称为“第二次航行”（Bee，2000，408-409）的原因。也就是说，韦伯对于他需要和想要确定的城市是什么有一定的了解。韦伯从结果开始（如常识性知识），以努力追忆这一开始而结束。他不会在城市这个范畴和经验的根源上消除这种模糊性，但是，也许能够通过论证澄清城市在集体生活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对于个人和群体来说，这种特殊的模糊性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和集体化的场所。韦伯面对的问题就是在语言和行为上把这种遭遇客观化，因为正是在语言的行为中，这样一种深思熟虑的参与才能够得到体现。这个定义问题并不是韦伯所特有的，它似乎已经困扰了城市社会学的传统：“一种城市的社会学定义是无法形成的”（Gans，1968，114-115）。

我们继续用往往不可改变的、持久的、清晰和明确的方式来认识和区分城市。一种张力似乎存在于这种确定性与我们定义的不确定性之间。海德格尔等人对这一“矛盾”进行了评论，当深入到坚定地认识到的东西时，其特点就是理论性的，总是需要经受它的直觉的清晰性（如城市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与它的区分的不可渗透性之间的张力（Heidegger，1961）。如果在我们对城市的探究中存在这样一种张力，那么它就是这样一个“对象”所特有的，即这是城市本身所特有的东西吗?它描述了对任何内容的探究吗?在致力于抓住它的“对象”，甚至当这个对象逃离这种把握的时候，在寻找各种根据时，难道就没有一种持续的张力吗?在谈到自由的时候，让-吕克·南希谈到的可能是一种观念，甚至是城市：“因为，即便它被剥夺了一种参照，或者没有任何可转让的意义，这个词仍然以某种姿态移动，甚至到了犹豫不决的地步，34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词陷入其不同意义的僵局之中，哲学在其中承认它自身的逻各斯意义：开启一种意义的自由空间”（Nancy，1993b，8）。

“意义的自由空间”是一种形象性组合家族——生活经验、自然态度、常识知识、前理论态度的家族——旨在引导我们认识到，任何一个范畴是如何回应它必须命名的想象生活（一种经验）的正常和典型能力的。这就是说，城市必须首先指向一些反复出现的陈规定型的遭遇，因为名称临时性和实验性地存在着（重新呈现），经过反思，它将衡量其多样性。也就是说，从一种描述典型经验的陈词滥调开始，这个名称必须指向其形式的某种隐含的直觉，这种形式有待于阐述和解释。另外，一个民族的生活中的陈词滥调的异质性现象，既保证了历史性（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又保证了透视性（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感觉到了这种范畴的隐含形式，承认它的必要的多元性，从而一些人宣称，这些融入内容表现多样性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使城市变得不确定，仿佛城市仅是一种符号。这种把形式的统一性或者完整性（“城市”意义的典型化）及其现象的多样性（与其不同形象的遭遇）视为好像两个对立条件的观点，导致需要重新阐述的语言与行为之关系的二元论图景。

在黑格尔的扬弃（aufheben）概念的习惯用法中，我们取消了统一性和意义的自由空间多样性之间的对立，保存了差异性（Bir-chall，1980）。有些人会认为，形式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姿态，尽管我们已经说过，它期待一种自由的意义空间，一种异质性的和对问题开放的意义空间，但是在其逼真性上仍然是一些活生生的名称说法的组成部分。城市的自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城市的差异性中，意味着城市既是一个城市，也是许多城市，即一个意义的自由空间，典型体现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出不同形态。

在这一点上，一切重要的东西依然存在，因为形式问题是一种有待发展和解释的直觉（Rosen，1980）。我的研究来自确定材料的策略，运用这些材料的目的是以预期进展的方式把这些碎片重新设计为对话。我们将致力于通过考察许多案例和环境追踪城市形态与其声音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反映城市生活的丰富性。我们不会把城市的形式或意义的自由空间与生活的异质性形象看作对抗性的关系，而是作为一个研究的问题、一种激励。我把这种城市经验的表现当作“自然”情境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境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因为不公正而“一直没有被正确阐述的问题”，但是它有足够的激发作用，可以被想象为对话的一部分，这种对话“就像任何争论一样容易受到普遍的结构性扩张的影响”（Bee，2000，414）。

真实的城市

城市衰落的假设（通常在“去属地化”的标题下讨论），也许只是贯穿于现代生活中的集体的一种更普遍存在的情绪的症状。哲学家大卫·卡尔说："毫无疑问，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人们对一种公共主题的看法没有得到严肃对待。其中的一个原因……来自观察社会现实问题的具有决定性的第三人称视角……通常感兴趣的是那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问题”（Carr，1986，124）。今天，这种怀疑被指责为区别对待的本质主义特征所困扰，这一指控表明，能指的重叠交换只会把所指降低到梦想、愿望或呻吟的地位，最终反映在可以微弱听到的言说者声音的呼吸（心灵）之中。此外，尽管长期以来有社会学传统的资源，但是它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把集体行为者看作强加于从根本上说属于个人行为的具体化的、无端的或虚构的实体上。（所有这些举动都是关于“普遍性”争议性话语的一部分，而普遍性一直困扰着哲学，尤其是困扰着预测模型控制下的分支。）

在这里，在似乎违背自己的利益时，人们就很难认识到如何致力于集体目标，这是卢梭提出的普遍意志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Rousseau，1947），通常表现在搭便车问题的概念中，体现在把目的降低为“效用”之中（Stinbe，1986b），甚至体现在思考集体效用时随之出现的难题中，这种局限最终把集体目标限制在阈限、文化或部落的狂热上（Halton，1993）。这与朗西埃的看法相联系，他认为，因为这个概念的不可避免的抽象性，任何观念的不确定性都取决于一个群体是否有能力具体化语言与行动的关系。当一个集体定向于集体化本身时，它才开始把自己作为某种东西，而不是一个范畴。朗西埃含蓄地运用了马克思阐述阶级形成的轨迹是所有集体化基础的方法（Rancière，1999）。

本书的一个重要动力就在于，试图使反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36及其对形式的恒久性质的批判，与共同影响、反思这种关切的城市生活的普通和专业哲学之间的交流变得清晰。我们不是争论城市不再存在的假设，似乎经验研究可以给我们带来最终的解决方案，我们是把这个假设本身和它所暗示的东西作为一个集体生活的焦点来看待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基本的问题来处理，在某个城市和为某个城市思考解决方案的时候，表明有某种特别属于这个城市的东西。因此，对城市作为一个相关范畴的否定，需要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重新思考，更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基本难题重新思考，这个难题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如此。对城市作为一个相关范畴的否定，需要把城市重新思考为一种社会实践，这是城市和有关城市话语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