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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偏袒1991节选（第2页）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采取相当多的人所无法接受的政治步骤就不能得到正当合理的证明。当我们废除某种根本不正义的东西（诸如，奴隶制、农奴制、世袭制，或者对妇女的压制）时，通常需要强行使那些受益于解除这种不正义行动的人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只有在经过这种观念转变之后（也许经过一代或两代人），在正义观念和个体动机的综合影响下，政治安排的结果才能够最终为人们所接受。而且，接受新的政治安排的人的社会等级范围一定比旧的政治安排更加宽泛，这就向人们证实了一种可行的、更高形式的集体生活。

如果一种转变并没有导致稳定的、大家都支持的结果——通过对共同制度的坚持，达到相互尊重以及对道德平等的认识，那么这种转变经常会被指责为乌托邦理想。与政治的可行性论证一样，道德能否成立依赖于道德证明、个体动机，以及制度框架、规则或习俗三个方面的相互支持。罗尔斯的“良序社会”的概念为这种道德稳定的目标——即，通过正义制度和个体心理之间的相互强化来维持道德的生存——提供了最杰出的表述。因而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可以被当作发现良序社会之约束因素的问题来思考。[1]

下面让我举一个负面的例子来给予说明。迄今为止，道德转变所遭受的最重大的失败就是创立无阶级社会的尝试，而相信这种尝试能够成功的想法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乌托邦的理想。这正是政治理论为人性所左右的显著例证。断言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锲而不舍地为共同善而奋斗，因而必须废除生产方式中的私有财产，是毫无用处的。如果绝大多数人的动机之个人因素无法适当地收敛，或者非个人的因素膨胀到一定程度，那么，一套完备的公共所有制制度就必定会退化堕落，经济萧条，结党营私，黑市猖獗，更不用说为了维持统治所采取的政治压迫和迫害。也许存在更高平等的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各种激进的制度也没能获得更高的平等。比方说，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他主义都同样罕见；而且，运用铁腕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也很少取得成功。

上述问题中的一些问题可能被归咎到20世纪共产主义的独特品质，从而很可能使情况变得比以前更加糟糕。而且我们无法预先排除这样一些可能性：将来设计的一些决策安排在没有暴政，也不要求使个人动机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仍可能会阻碍那些社会阶层和经济阶级的发展。不过，这里所提到的可能性完全是抽象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一种体面的无阶级的社会似乎是无法实现的。

然则，阶级分层显然是一种恶：如果一些人的社会地位生来就比别人的低劣，我们怎么能不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一种恶？这与那些天生就身体残疾的人情况不同，因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至少是有希望改变的，比如说，如果给予残疾人以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安排，给予他们一种与正常人不同的激励方式，那么残疾人与正常人之间的差距就可以得到弥补。即令市场需要有效供求的相互作用，我们仍不难想象，还存在一些与个人获利动机不同的激励机制，来促使整个市场追求成本最少化和利益最大化。然而，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促使这些安排发挥作用，即使这些安排是被强加到他们身上的，他们也往往设法回避之。因此，最初十分吸引人的道德理想却被桀骜不驯的人性所阻隔，这是否显露了人类的本性缺陷或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不充分性呢？

我之所以详细阐述这个例子，不仅仅由于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也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核心特征：

1。从非个人的角度来考虑，消除天然的经济不平等的理想具有道德吸引力。

2。实现这一理想所必需的自愿行为的制度与模式都是可以设想的，至少是可以大致设想的。我意识到，这种看法只是思辨性的。

3。通过对多种多样的制度下人们的实际行为的观察，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每个人都具有很强的个人动机，不可能将它们根除，而正是这些动机导致人们的行为千差万别。

4。要想维持面对这些个人动机的体系，似乎需要对个体生活进行广泛的政府控制，这样就会严重地拒斥自由，严格强化公众的无知，使民主消失。但是，即使真的这样做了，我们也不可能达到人人平等的结果，因为那些控制着整个体系的人会操纵体系向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5。最后，如果人们能够有所改变，以使经济平等的体系得以自由地兴旺发达，那么这些改变对个人来讲肯定不是件更糟的事。但更确切地说，人们不必完全沉浸在个人动机的夙愿之中，也不必只关心共同善的诉求，而仅仅需要（记住，是“仅仅”）放弃他们获取的渴望，大大扩展他们的公共精神，并出自公共精神而奉献创造性的劳动。

对大多数人来讲，这种品格的改变难以想象，除非我们对很多代人的社会制度持续不断地施加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发明这样的社会制度。非个人的理想与个体动机之间的冲突反映了每个个体心中对这两个方面的基本划分，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划分。个体可能会站在非个人的立场上做出如下判断：某种形式的集体行为或者某些特定的人际关系可能不错——甚至比我们现在拥有的更好，因而很有必要使它们在这种安排中发挥作用，却并不需要人们具备足够的动机驱使。

在协调集体需要与个体的合理要求的过程中，存在着好些难题，而我并没有关注所有这些难题。其中大家最熟悉的是合作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想获得某个结果，但除非保证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否则没有人会产生足够的合作动机。另一个更加尖锐的难题即是所谓“囚徒困境”难题：每个囚徒都期望通过所有人的通力合作来获得某个结果，这就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具备十分坚定的合作动机——无论他人是否如此。即便在我们处理某个单一动机（例如自利动机）时，这些难题也会产生，单一的动机也会使我们同时产生或者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的欲望，或者促使我们不参与其中。

这些难题及其解决对于政治理论非常重要。但我尤其关注这样一种情形：在这些情形中，各种不同的动机都会进入个体力图阻止非个人欲望实现的行为之中（当然，这些截然不同的动机之间的冲突也会同时出现）。当人们超脱非个人性评价，并沉思自己在社会制度中的作用时，个体的生活要求和个人谋划与承诺都会得到伸张。当然，这并不是说非个人的欲望被置于个人欲望之后，而是说，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还有更多的欲望并未实现，最后真正形成的那些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什么是我们有理由去做的则取决于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作用的那些理由的范围。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所在，政治理论必须向人们做出两次证明：第一次是证明它自身所坚持的是非个人的立场；第二次是证明它自身在接受非个人立场的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这并不是对人类之恶或人类弱点的妥协，而是对人类复杂性的必要承认。从坏的意义上来说，如果忽略了第二次证明，政治理论就有沦为乌托邦主义的危险。并且，第二次证明的尝试没有放弃道德证明在政治理论中的首要地位，而仅仅是将个人证明和非个人证明都看成是道德的一部分。因此双重证明的要求也就是道德的要求。

困难在于如何解释对个人观点的合法性考量与道德的吸纳性之间的差异。在一般的伦理学或政治理论中，检验个人证明的标准多少应该出自对个人动机之重要性的评价。这种评价具有一般有效性，因此也可以被非个人的动机所承认：个人动机的合理性本身就是一般伦理判断的目标。

当个体考量其个人动机的重要性时，通常不允许别人的个人动机具体表现出来并影响他的判断——尽管他对任何人的动机（包括他自己的）所具有的影响力和重要性都会有所认识并会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也许那些动机对他的行为的影响是合法的，但是只有这种影响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合法的，他才会承认。问题不只是什么样的行为在实践上是可行的，而在于什么是公正的。一个可接受的答案——尽管对个人动机之重要性的认可会对这个结果产生影响——必须是非个人的，并且必须广泛获得人们的认可，而不只是个体抵制伦理要求的结果。

根据这个标准，生活在同一政体下的每一个人都被要求以公正的仁慈对待共同体内所有其他成员，就像许多抱负较小的主张那样，但这很可能无法检验。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社会组织系统真正获得了这样的成功，甚至压根儿就不可能。问题在于，由于任何政治体系都必须向人们做出两次证明，因此不可能设计出这样一种政治体系，既能够满足非个人的欲望，同时又能满足个人的欲望。在康德的模式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只能采取普遍主义的态度。例如，从非个人的角度来看，阶层划分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将消除阶层分化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个体，也同样不可接受。

但是，下面两种说法均无益处：一种说法认为，如果个体行为不能产生符合非个人欲望的结果，那么只能说是个人做得不对；另一种说法认为，如果非个人的欲望不合法，就应该放弃这种理想。实际上，我们应该将这两个造成道德两难的方面都看成在道德上是有效的，反之，我们所面临的情形就十分棘手，必须借助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想象化解之。使政治理论成为一个独特主题，乃是伦理学的需要，而不只是实践的需要，而且这也是伦理发明的需要，而非仅仅是把个体道德应用于群体行为的需要。问题的关键在于使个人价值和非个人价值的和谐满足不断增长，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立。

在任何政治解决方式中，强制、保证服从，以及对个人利益的介入，都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但只有这些还不够。要充分实现社会理想，必须在要求个人动机服从非个人动机的同时，在社会体系中给予个人动机以一定自由，从而使改造个体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能够共存和整合。不这样解决问题，就会产生文明社会中的坏的良知，对这种坏的良知我们并不陌生。

那种试图通过攻击个体主义而将私人领域缩小在一个狭窄范围内的企图将是十分愚蠢的，若此一企图获得某种成功，就会毁灭人类生活中绝大多数有价值的东西。然而，我们还是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以减少个体动机与社会理想之间的抵牾，任何个体主义的维护者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仅仅靠社会设计的灵活性，或者仅仅靠改变人们的心灵，都无法达成这一目标。毕竟，要求个体的合理性在回应社会媒体的变化时朝着非乌托邦的方向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