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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控制之城与城邦（第2页）

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主流媒介同样也以鲜明的乌托邦式术语来讨论互联网。1994年《国家民族杂志》的一篇文章《互联网上的自由言论》中，乔恩·维纳（JonWien）调查了大多数有关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报道：

它是“这个星球上最普遍且不可或缺的网络”，《纽约时报》杂志最近宣布，因为，当“巨大的信息帝国拥有其他一切”的时候，互联网是“无政府主义的，也是民主的”。《哈珀杂志》也加入乌托邦讨论：互联网标志的“不是权威的开端，而是它的结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月份声称，在互联网上“每个人事实上都拥有无限的权力去表达和搜寻任何主题的信息”。（825页）

企业白皮书、使命宣言、广告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的广告，也都是互联网乌托邦愿景和它将创造的未来的主要散布者。IBM公司宣言“计算的未来”十分典型：“IBM有关‘以网络为中心’的未来观点，由人民和企业使用信息与世界上其他人和企业互联的欲望驱动。他们希望利用强大新技术跨越时间和空间，降低市场、文化与个人之间的障碍，并确实提供实现普遍连接承诺的解决方案。”

这些公司文本中反复出现了几个关键的主题和图像：一个无国界的世界，未来就是现在（无论是否准备好），时间和空间的压缩，无尽的机会，不受限制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20“欢迎，”2007年一则思科广告这样开始，“欢迎来到全新的一天。欢迎来到一个书本重新自我书写的地方……地图也被重制。任何人都能够出名。在这里，我们聚在一起，比以往任何孤立的时刻更强大。欢迎来到人的网络。思科。”（。）信息与传播技术，就像广告所提出的那样，会使国家的边界不再重要，并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都市化、后国度的未来：“你知道谁能创作出肯辛顿最好的流行乐。你知道除周三以外每个下午在罗马的什么地方能看到木偶戏演出。你知道橄榄球、板球、足球、地掷球和棒球。而且现在你知道，在任何有电话的地方，如何快速并清晰地连接……到所有你想要呼叫的地方。MCI①世界，为全世界的公民。”一则1998年甲骨文（Oracle）的广告预言，信息革命将会使我们从历史、暴力、意识形态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中解放出来：“一场革命存在于我们的宿命中。然而，这一革命不会有枪支或士兵争斗。它不会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文字战争。因为这一革命将涉及知识和获取。与进步和机遇相关……我们做管理信息软件。使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得以坐上知识的宝座。甲骨文，成就信息时代。”显然，我们也不会受到经济制约。因此，2001年一则纳104斯达克的广告断言：“有一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够向世界任何公司投资。轻松且迅速的跨国贸易只有在如今才能得到想象。有一个地方，这种技术正在形成并奠定基础，它将向全世界投资者展示互联网的奇迹。纳斯达克，数码世界的股票市场。”（戈德曼，1998—2003）然而在这些技术乌托邦梦之下，是非常现实的政府机构、法律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全球市场。

3。赛博空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赛博城邦到控制空间

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发展是由一系列强大的利益集团带来的，美国政府（以及随之跟进的其他政府）和大公司都在发挥关键作用，因此，赛博空间实际上被证明与许多早期幻想家和评论家们所想象的虚拟世界城邦大不相同。互联网和21世纪很多重要的传播媒介一样，可以与交通媒介相类比——从道路、海洋航线到铁路和航空领域——它们对于政府管理和商业发展来说总是至关重要。就像古罗马帝国的道路那样，互联网“信息高速路”最初被用来保障国家安全并为国家利益服务。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商业利益在互联网的发展和运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按需付费高速路和城市中“拥堵区”的增加一样，对许多人来说，进入赛博空间也取决于支付能力，这大大增加网络的复杂性并抑制互联网作为城邦的潜质。更令人不安的是，后现代城市扫描式和堡垒式城市中所体现的监狱式逻辑，或者根本就是当代国家以及世界全球化地缘政治格局的逻辑，已经转移到赛博空间。由于互联网已经被世界各国政府和大公司或隐或显地监控，它成为我们最新的扫描视图。在整个亚洲、中东以及其他地方（例如苏联地区），专制政权正在搭建几乎不可能穿透的防火墙，用以建造全国性的网络堡垒。尽管依然有许多人拥护赛博城邦的理想，但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却日渐消退。为理解当前互联网的形式、竞争逻辑以及为什么某些观点比其他观点更为流行，有必要简单追溯它在过去40余年间的起源和发展。

美国政府几乎资助了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甚至当互联网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全球传播网络，在文化、教育、经济、商业和政治运作等方面影响到数十亿人以及几十个国家时，美国政府依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它的某些关键职能。21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权力”——互联域名命名和编号（识别计算机IP地址）的控制系统，以及DNS根服务器的管理。22“根权力”，戈德史密斯和吴观察到，“非常接近互联网上真正的全球权力——每个人都依赖的终极媒介物”（168页）。虽然极少实施，但这种控制具备扣留、更改或撤销互联网域名和编号的能力。因此，如果美国政府选择，“个人、机构或甚至整个国家都可能失去域名、IP地址甚至是互联网成员的身份”（戈德史密斯和吴，32页）。

除了“根”控制之外，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还寻求并成功实施了一系列其他方式——不仅控制技术架构，而且控制互联网的使用和内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正如戈德史密斯和吴所记录的，最近十年出现“一种新的互联网——有边界的网络，在这里领土法、政府权力和国际关系与技术发明一样重要”（vii）。世界的地理边界、意识形态断层和经济差异正在赛博空间里重新划定。他们解释道，在某些方面互联网的碎片化或“边界”反映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不同地方的个人，他们需要一个符合地方偏好的‘互联网’。压力也来自网页运营商以及内容提供者，他们塑造互联网经验，以便满足这类需求”（戈德史密斯和吴，viii）。

毫无疑问，这些“地区偏好”中，首要的是语言。2007年，互联网上使用最多的语言是英语（329000000用户）、汉语（普通话和广东话——159000000）、西班牙语（89000000）、日语（86000000）和德语（59000000）。23随着越来越多其他语言使用者开始上网，英语在互联网上的统治地位迅速下降。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英语位居第二（仅次于汉语），有大约11。4亿使用者，包括以其为第二语言的人。互联网上许多西班牙、日语和德语用户，因而同样有访问英语网站的语言能力，特别是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政府对互联网使用管制相对较少的国家。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其他主要语种，例如孟加拉语、印地语和俄语的使用者，他们将来也很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互联网上。

然而，正如在物质世界中那样，这种语言上的巴别塔导致了互联网的碎片化和分裂，使之成为多种特定语言的互联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二大互联网语言的汉语的地位显得尤其重要。从世界范围来看，汉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到2007年年初，大约13亿说汉语的人中，只有11。8%的人能够上网，但汉语用户的增长率大约是英语用户增长率的3倍。24因而，中国在互联网上的份额和影响有望在未来持续显著增加。由于当前中国在互联网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已经对赛博空间的未来和赛博城邦的理想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的互联网监控系统。无论是好是坏，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可能仍将是互联网的主要塑造者，其影响将像互联网本身一样不断扩展，远远超出各自领土的范围。

美国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和网上犯罪为由，开展多个层面的互联网监控。2005年年底，新闻报道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总统行政令许可下，自2002年以来就在进行广泛且未经授权的国内互联网数据挖掘和电子邮件监控行动。这项监控行动包括“直接接入美国电信系统的部分主干线”（里歇布劳和莱森）。在“美国爱国者法案”中，美国司法部要求记录图书馆用户的互联网使用情况，据报道，“作为维护在线色情法努力的一部分，司法部要求一名联邦法官强迫谷歌上缴成百万的用户搜索记录”（哈夫纳）。显然，雅虎、MSN、美国在线已经上缴了客户互联网搜索记录（哈夫纳）。

正如我们看到的，全世界许多政府都试图控制互联网，并将其作为一种对公民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他们在众多美国公司中找到了合作伙伴。类似的控制不仅限于某些国家地缘边界内部，那些抱着影响并控制海外的个人、组织或公司想法的政府，也经常能找到办法。一般来说，这种行动通过地方中介来完成——包括从把计算机和软件卖给你的销售员，到提供上网接入的电话网络供应商，到美国在线和美联网之类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乃至谷歌和雅虎这样的搜索引擎，再到信用卡公司、银行以及电子支付等辅助亚马逊之类购物网站进行在线交易的网络金融服务商在内的每个人。在这个长长链条上的任何一点，政府都有能力影响这些企业，并通过它们控制互联网上发生的事件。

4。信息时代的资本

《雪崩》一开始，阿弘便对后工业时代、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发表了精辟的观点：

（他正在讨论贸易平衡）当它下降到这种程度——一旦我们把绞尽脑汁研发的所有技术都转移到其他国家，一旦世界完全平面化，在玻利维亚制造汽车，在塔吉克斯坦制造微波炉，然后在这里销售——一旦我们的自然资源优势无关紧要，巨大的香港轮船和飞机仅仅为了5分钱就一路从北达科塔州航行到新西兰——一旦看不见的手将所有这些历史不公在全球层面上抹平，一个巴基斯坦泥瓦匠可能会认为这就是繁荣——你知道吗?只有四件事我们比其他人做得都要好：

音乐

电影

微码（软件）

比萨外卖快递。（2页）

撇开夸大其词不谈，阿弘的重点在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依赖其强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通过它们开发和发行的（音乐、电影等）内容。过去30年来，这些技术使世界经济110的重组成为可能，并推动这种重组。它们始终是巨大的经济契机和增长动力，同时也带来不少熊彼特（Schumpeter）①式的“创造性破坏”。然而，随着赛博空间日渐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最显著的公共空间和舞台，对于其中发达的资本主义逻辑和利益在何种程度上决定这一重组过程，我们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全球资本的利益就像国家利益一样，取决于控制逻辑和城邦逻辑之间的竞争，它们也会反过来在公司行动中发挥作用并影响赛博空间和全球城市。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就此提出一种思考方式，揭示出资本对自由城邦复杂的依附（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故事里是犯罪）。（控制城市和城邦城市都有各自的“黑暗面”和“光明面”。）这部小说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夜之城”，一个坐落在东京工业园区千叶市附近的非法区域。在吉布森式的未来中，千叶是电子人技术的中心，它统治着合法和非法的市场，是“植入系统、神经拼接、微仿生的同义词”（6页）。它也是在经济边缘地区努力奋斗的“技术犯罪亚文化”磁铁，在未被官方认可的边境黑市中被称为夜之城，其中“商业”是“持续的潜意识的嗡嗡声”（6-7页）。夜之城是千叶市黑暗的反面，它本质上的夜晚与千叶的白天相对。《神经漫游者》的主人公卡斯思索着，夜之城被权威容忍最可能的解释在于“不断涌现的技术需要非法区域，所以夜之城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居民，而是特意为技术自身设置的一个不受监管的游乐场”（11页）。

一方面，有关城邦的公司广告和使命宣言中那些自由、开放和机遇等说辞并不都是虚伪的；另一方面，控制空间的各种化身所具备的力量和结构也具有强烈吸引力。因此，资本受到城邦以及控制两方面力量的不断撕扯。公司对控制空间最迫切的需求涉及专有代码、商业秘密保护以及知识产权类型（但这绝不是公司关心的全部）。确实，就像戈德史密斯和吴所称，要在互联网上开展业务，商业依靠政府提供的包括“可靠的银行和信贷环境……刑法、财产权以及合同执行”等一系列“公共产品”，所有这一切最终通过国家的强制权力得到保障（182，140页）。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控制空间的力量和结构也正是资本的利润中心，通常使资本获益却有损于公民和城邦。

在进一步探讨作为企业利润中心的控制空间如何延伸到政府审查和监督制度之外，并获得利润的多种方式之前，应当简要谈谈新技术固有的两面性（或者“好技术是如何变坏的”）。由于互联网发展以及网络信息量的迅速增长，对基于用户语言或其他（与兴趣、文化、地理、货币等等相关）喜好的内容排序和筛选机制的需求也随之增长。为响应类似需求，公司着手开发易于筛选信息并按特定用户需求确定或匹配信息的技术。这类技术使互联网应用更加方便有效，但也更便于进行互联网内容审查、辨别并监控用户。在《雪崩》里那不远的将来中，所有数据都属于由中央情报局（CIA）和国会图书馆（LOC）合并建立的“中央智能公司”（CIC）——一种类似于从公共资源到监视区域再到商业和私有化（监视原封不动并不断增长）的转变轨迹。

罗纳德·贝汀格（Roig）在《赛博空间的封闭》中指出，赛博空间之类新传播技术的进步和部署由三个主要“结构性趋势”决定：“正在推动媒体融合进程的企业之间的相互兼并、收购和合资”、知识产权法的推行，以及“信息和文化产出的日益商业化”（139—140页）。这三种趋势中的每一种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内容上产生巨大影响。这让人想起电影早期发展中，工作室不仅控制电影制作，还控制从制片到影院发行的过程。互联网和通信行业的资本流由内容提供商和媒体发行渠道整合形成，不仅包括电信公司，也包括软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搜索引擎公司。最近导致美国在线一时代一华纳（）合并的一系列兼并和并购，就是这类整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与此类似的是更近些时候默多克（RuperMurdoc）的新闻集团福克斯与DirecTV的并购，美国广播公司（ABC）和迪士尼的合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环球）和微软（MS）合作产生的MSNBC，或谷歌收购YouTube和DoubleClick。

版权法最近的变化增强了公司对信息的控制。这些更改是由于新媒体技术发展使复制传播音乐、电影、视频、视觉艺术品和写作的文本更加容易而导致的。这类技术——从20世纪60年代的复印机、磁带录音机，到如今的CD、DVD、DVR、MP3播放器以及点对点文件共享软件——常常在媒体内容版权的归属方面引起法律纠纷。然而类似纠纷的解决通常是有利于版权拥有者的，尤其是大的传播和娱乐公司，他们持续不断地扩张对信息和文化产品的拥有权。27在像迪士尼这样有权势的公司支持下，著作权保护期被大大延长。1998年通过的《版权期限延长法案》（又名“米老鼠法案”）中，将版权保护期延长了20年，以至于远远超过个体创作者或他们子女的生命。28在这个视觉、文本和声音拼贴、蒙太奇、模仿、取样、混搭和混合的时代，著作权方面的顾虑（和费用）潜在地扼杀艺术创作并阻碍知识进步流通的可能性相当大。因为“可主张专利”的信息（如部分基因代码）、发现和发明的范围不断扩张，版权保护的延伸伴随着专利法的相应发展，这也会对科学、医学以及技术研发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另外，赛博空间提供了对包括以前免费并可以公开获取的信息进行买卖的另一个场所，一旦互联网不再单纯是美国部队、科学家和学术界的领域，人们很快就会清楚地看到，新的信息阶层等级将与旧的产权阶层等级非常相似。

因此，赛博空间的商业化和私有化与这种不断增长的商品化以及公司对信息的控制密切相关，并且引发这样的问题：谁有权接入?要付多少钱?这些问题自然是相互关联的。迈克尔·本尼迪克特在他卓有远见的《赛博空间：一些设想》中的描写值得记下来：赛博空间运动（散步、爬行、跳跃、无鞍骑行或赛博别克巡航、漂浮和飞翔之类）看似“无拘无束”，但他写在脚注里的观察中却褪去了理想的外衣，“用户上网游历付出的美元可能成为使赛博空间变成公司赚钱机器的动力引擎之一”（219页）。互联网的使用仍然高度依赖几个变量，而收入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谓“上网游历付出的美元”所暗示的那样，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正如此前提到的，互联网活动和硬件往往集中在第一世界城市中，这些地方既有对信息科技的广泛需求，也有创建和维持信息科技所必需的资本资源。在许多缺乏资本和基础设施的第三世界国家，除大城市外几乎或根本没有互联网接入。因此讽刺的是，地理位置也是判断互联网接入与否的重要因素。而且正如我此前所谈论的互联网监管问题，地理和收入不仅影响一个人能否连入互联网，也决定一个人在网上能访问什么。

本尼迪克特1991年曾预言过“系统拥有者和维护者”的一系列弥达斯①一样的潜在“收入来源”，也因此决定着互联网用户的潜在花费。这些收入来源包括“赛博空间不动产的出让和出租交易、广告时间和空间、系统连接时间和个体在线时间、硬件购买和升级、电缆系统、卫星之类，接入软件及其无休止的升级，等等；除去所有这一切系统内的买卖之外，还有信息的价值”（219n59）。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赛博空间巨大的商业潜力对于本尼迪克特之类理论家来说显而易见，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才开始把互联网作为推广销售商品服务的大型站点（1995年上线的亚马逊是最早之一）。在赛博空间，“就像任何一个现实的地方一样，”正如斯蒂芬森的阿弘冷冷地指出，“大街是需要发展的。”（24页）与《神经漫游者》那略显朴素的（虽然依旧是资本主义的）赛博空间相比，《雪崩》中的元宇宙更近似本尼迪克特设想的超级资本家领域。当阿弘进入元宇宙并探索大街时，他“看到建筑和标牌延展到黑暗之中，在地球边缘的弧形处消失”（25页）。正如斯蒂芬森在小说里提到的，赛博空间里有巨大的营销和销售机会，“在大街上立一个标志或建筑，地球上最富有、最时髦、人脉最广的人每天都会看到它”（26页）。

然而，回到我们当今互联网的现实，从2001年起，网络年均零售额增量大约是每年25%，而2006年初，电子商务在美国整个零售额中仅占微不足道的2。5%。29事实上，互联网的商业潜力才刚刚开始得到开发。在许多方面，网络商务都具有明显优势。成千上万人在网上开始新的生意，其中包括许多现实中无法获得必要资金或资源的人。有上千万的人通过网页购买商品和服务，其中一些商品和服务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数百万人正参与到因规模庞大只可能存在于网上的游戏中，例如“战争世界”（WorldofWarfare）、“天堂”（Lineage）、“RS江湖”（RuneS-cape）、“最终幻想”（FinalFantasy）和“EQ无尽的任务”（Everquest）之类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或类似“第二人生”（灵感来自《雪崩》中的元宇宙）和“模拟人生”（TheSimsOnline）等虚拟世界。总的来说，这些赛博空间，对于那些开发并管理它们的公司，对于那些在其中制造、销售并购买虚拟产品的订户和参与者，对于现实世界的金钱来说，都越来越是赢利的事业。30同时，它们也构成重要的新社区形式。31

看似饱含无限可能又壮观华丽的城市街道一直是城市最吸引人的景观之一，是郊区商场努力挑战甚至以各种方法进行复制的。“美国购物中心”（当前全美最大的购物中心）包括一个室内游乐园、一个地下水族馆、一个教堂和结婚礼拜堂、一所高中以及一座大学校园。加拿大“西埃德蒙顿购物中心”（北美最大购物中心），也包含一个室内游乐园、一个室内嬉水公园、一座冰宫、一座赌场和一个旅馆。也许最引人注意的是，“西埃德蒙顿购物中心”还包括三个都市“主题区”:一个翻新复刻的新奥尔良式法国区域“波庞街”，一个“异国风情的”“欧罗巴大道”，以及一个商业性质的“中国城”。用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Crawford）的话来说，这类购物中心试图创造的“本质上是一种脱离天气、交通和穷人等负面城市影响的都市化幻境”（22页）。赛博空间虚拟世界和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提供简化的、更有趣的幻想式环境，如果它在某些方面比较薄弱，则是由于电脑屏幕边界的限制。这种元宇宙的主要商业组织是“大”街和规模稍小的分支，类似城市街道和郊区购物中心的幻想式空间（同样以熟悉的多重枢纽和分支模式构建），充斥着“建筑、公园、标志以及一些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如用来显示某些超越三维时空规则街区的盘旋在头顶的灯光”（斯蒂芬森，25页）。

然而这里的居民和访问者谋求的不仅仅是换一个节奏（或地点）。纵观历史，人们已经被乔纳森·拉班所认为的“城市最危险和最基本的自由之一”——重塑人身份的机会所吸引，“对自己有一种柏拉图式的想法，让它从脑子里蹦出来并包装得衣冠楚楚”（65页）。除了购物所带来的幻想之外，购物中心几乎不提供这种自由。对那些无处可去的人来说，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本地的“别处”。然而，赛博空间前所未有地提供这种机会，因为个人至少暂时从诸如性别、血统、阶级和种族等身份的非自愿标记中获得自由，在网络形象上采用在线角色并选择虚拟替身。这种自我形象对许多人来说是纯幻想性的，有时甚至被认为刻意隐瞒；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却被看作透露其真实一面或更加真实的自我，不被身体的物质束缚，不被现实生活中无法选择的意外所阻碍。当然，对于这两类空间来说，逃离也是共同元素——从那些由农村和郊区涌向城市的年轻人、无聊的郊区家庭主妇、青少年、躲进美国购物中心的退休老人，到逃进网络里寻求消遣的大众，都像斯蒂芬森的阿弘那样，更偏爱网络里的元宇宙而不是自己生活的那U盘似的所在。

虽然购物中心实现了城市的许多功能——它不仅是市场，也是一个举行娱乐活动的社区中心，像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这样的团体有时在那里碰头，人们聚集展开社交——但这些活动发生在非常不同的语境下。城市的街道是公共空间；购物中心则是私人空间，是郊区自身“私人乌托邦”逻辑的延伸。34因此，购物中心业主一再坚持，在他们的领地内并不担负允许自由言论的法律义务。这一主张在无数地方、州和联邦法庭案件中受到各种团体的质疑，这些团体从反越战抗议者到纠察工会成员、为民权辩护的组织，再到征集请愿签名的票选工作人员。大多数类似自由言论的观点都基于对购物中心功能的看法，从意图和目的的所有方面来说，它都被看作公共空间——这一说法与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1972年的观点相呼应，他就“劳埃德有限公司诉坦纳案”提出异议，“既然商场被看作传统城镇中广场的角色，它也必须像其发起人不断吹嘘的那样承担起公共责任”（克劳福德，23，她自己的总结）。这些案件的结果没有偏向任何一方，所以这一问题似乎远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它表明购物中心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一个有争议的空间。

在自由言论问题方面，互联网虚拟社区中的半公共半私人空间和游戏世界似乎也是争议地区。从法律上说，它们被看作私人俱乐部，有审核或驱逐那些暴力违背俱乐部规则的成员，例如使用**语言者的权力。几乎所有这类社区以及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都有不容争辩的“服务条款”，实际上是要求注册者签署放弃《第一修正案》权力：它们是生意而不是民主国家。但是由于类似社区参与者数量暴增，产生了越来越多与管理（例如注册用户更新规则）以及言论自由有关的冲突。据报道，一些法律学者相信法院最终会认定赛博空间“与购物中心一样处于灰色地带。几个州法院已经裁定，尽管是私有产业，赛博空间仍需强制维护其中的自由言论权力”（哈蒙）。无论如何，有关赛博空间自由言论的争议看起来仍会在未来持续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