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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控制之城与城邦（第1页）

第三章控制之城与城邦

本章认为，都市和赛博空间二者都受制于相同的相互竞争的都市模式，我称之为“控制”和“城邦”模式。第一种模式也可以被视为“警察”模式，第二种模式也可以被视为“自由”模式，因此也允许控制自由或警察城邦的对立。“控制”这一术语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吉尔·德勒兹的“控制社会”概念（第二章已提到，并将在本章后面讨论）。这些模式中的每一个都被其独特的空间逻辑——支配空间组织的原则，以及经济和政治权力在其中所承担的战略、物质形态所界定。

首先，是控制模式，空间逻辑是控制、包容、排斥和监视的逻辑，所有这些都与前一章讨论的网格的深层逻辑有关。控制模式反过来又被两种主要的控制或安保形式即“堡垒”和“扫描景观”所界定。堡垒城市在建筑上体现为强化安保的建筑物和漫延的封闭式社区，而扫描视图则体现在闭路电视摄像头以及其他越来越多地嵌入城市肌理的监视中。在赛博空间里，堡垒和扫描景观采取的主要方式是监管、网禁以及各种类型的互联网监控机制和间谍软件。

在第二种空间模型即城邦中，这些逻辑是自由、开放、平等和相互交换的。城邦出现在为促进互动和公民参与而建造的空间中，从意大利城市的广场到纽约和芝加哥的公共公园和赤褐色砂石门廊。赛博城邦则可在邮件列表、新闻组、聊天室、“网络市

政厅”以及像“第二人生”模拟世界这样易于进入的网络开放空间中找到。然而，不管我们是处理控制模式还是城邦模式，正如亚历桑德罗·奥里吉（Alessandri）和斯蒂芬·格雷厄姆更普遍地观察到的那样，虚拟城市的建设，“[必然]要涉及社会分工、公民身份、公民文化、城市政策和规划等许多关键问题”（492页）。

城市和赛博空间的不断演变是由许多概念性和实体性力量决定的，这些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空间逻辑之间的相互镜像，同时也揭示出都市空间与赛博空间更加广泛且复杂的关系本质。在这些力量中，首先是我们的都市想象，我们对城市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概念，其中的一些方面已在第二章中进行了讨论。都市想象源于我们对城市的文学和视觉表现，也源于物质城市本身，它延伸到那些——由作家、学者、建筑师、网页设计师和其他人——提出的历史性和理论性概念，这些人往往未来性地展望城市和赛博空间。1都市想象也包含了我们对城市的主观心理意象，这些意象是由我们所遇到的城市的表象和概念以及我们自己对城市的特殊体验所塑造的，而且它们更难以评估。然而，这些概念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们的物质城市和赛博城市的建设。总之，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我们在实际空间（物理和文化的）和网络空间中构建我们想象中的城市。

城市生态和网络空间及其关系也受到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包括全球资本的巨大流动和迫切性。许多研究都对大量资本流入流出城市的“在地性”效应进行过充分记录和考察，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五章也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微软、网络解决方案（workSolutions）、思科（Cisco）、谷歌和雅虎等大公司在决定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增长和形式方面，已经并且将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政府也是城市和赛博空间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对企业权力需求的响应往往超出了对公民要求的响应，因而与企业对城市和赛博空间政治经济的影响沆瀣一气。此外，资本不仅塑造城市和赛博空间的本质和物质状态，也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当代经济和政治力量的集中和运动，可以通过绘制信息的电子流动图在都市景观中进行追踪。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使我们将赛博空间幻想为赛博城市的伟大贡献者之一，提出了一种“通过兆字节绘制地图”以使信息流清晰可读的方法：“将一个地图编程，以显示数据交换频率，每一千兆字节在一个很大的屏幕上显示一个像素。曼哈顿和亚特兰大是白色的固体……你开始以每秒数百万兆字节的速度，从曼哈顿中城辨认出某些街区。”（43页）2不出所料，数字网络倾向于重新追踪和加强都市权力中心之间已经存在的联系。

作为全球资本的“指挥和控制”中心，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城市是这些活动所需的技术密集型通信、信息处理和金融服务的主要场所。3在这些城市中建立的密集的人才和技术网络反过来又推动了技术创新。因此，计算机技术（和赛博空间）既决定着城市的经济结构，也日益被城市的经济结构所决定。4

这种技术密集型的服务经济，反过来通过创造这些产业所需的电信基础设施和集中在那里的消费者需求，相互重塑了城市的建成空间。这种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包括在公共空间无线接入互联网，当我们在城市空间和赛博空间之间转换时，它会影响我们对物质都市空间的体验和自我意识，或者当我们坐在公园或咖啡馆里上网时，它会同时占据这些空间。然而，技术密集型的都市服务经济带来的变化远远超出了电信基础设施。随着这种服务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高档住房和便利设施（餐馆、精品店等）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服务行业中雇用的白领工人数量不断增加，这一需求经常导致社区，尤其是城市中心附近的中产阶级化，以及蓝领工人和穷人流离失所，并被转移到不断扩大的城市外围。

然而，赛博空间在决定后现代城市特征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远远超出了它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的作用。作为一个庞大且不断扩大的监控技术网络的一部分，赛博空间正在帮助创建堡垒城市和扫描景观。然而，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扩展，赛博空间同时也对将城市创建为城邦有所帮助（应该注意的是，这也是资本最有效运作所必需的一种形式）。这两种空间逻辑（堡垒和城邦）都是古老的，但它们在当代城市和赛博空间中所呈现的特殊形态显然是特定于我们时代的。

在这一章中，我将更仔细地审视这些形式，更广泛地了解现代和后现代城市概念塑造赛博空间设计的方式，以及网络空间如何反过来塑造后现代城市的物质和想象空间及其我们的经验。我要强调的是，我不仅要处理经验描述（城市和赛博空间的物理和经济空间是如何发展的），而且要处理认识论描述（后现代城市和赛博空间是如何改变我们认识和感知世界以及我们自己作为其中的主体的方式）。

本章内容如下。第1节讨论城市控制逻辑中的堡垒部分。第2节从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转向网络空间，然后到网络行业的物质的、公司的世界。第3节讨论作为城邦式和控制式经济的“互联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4节将这一讨论延伸到有关“信息时代资本”的更广泛分析。第5节专门讨论扫描视图。第6节放下控制式城市和赛博空间经济，转向城邦。

1。堡垒城市与街道

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的都市化潮流中，后现代“堡垒城市”是最重要且讨论最多的一种城市。用迈克尔·迪尔（MichaelDear）和史蒂文·弗拉斯蒂（StevenFlusty）的话来形容其特点，就是“将无所不在的高科技警务手段应用于封闭式住宅租金昂贵的安保措施[以及]全景监狱式的商场”，并且将公共空间转化为以“炫耀式地遍布监控设备、令人紧张不安”为特色的“互斥的空间”（57页）。“国家暴力成因和预防委员会”196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未来城市”就是堡垒城市：“在这种城市中，有钱人会逃到封闭社区和更远的郊区。郊区通过‘净化走廊’与中央商务区高耸入云并被高科技武装的写字楼相连。而在夜里这些写字楼则变得荒芜。这些走廊会绕过或跨过贫民窟——就是那些‘恐怖并遍布罪恶的地方’。”（米尔顿·S。艾森豪威尔基金会）

米尔顿·S。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在1999进行的一项后续研究发现，1969年“委员会的预测中有很多是非常准确的”，包括“堡垒式”的高层建筑和有私人保安人员的围墙社区，“美国人从共享空间中撤出”，内城区贫民日益孤立，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都市中的犯罪急剧上升（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末持续到21世纪初的情况有所改善），以及“一个以安全为基础的城市只会加深社会分裂”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该基金会的报告还注意到委员会未能预见到的后续发展，包括“衰变螺旋将从中心城市扩散到郊区”。因此，这项研究证实了爱德华·索亚对形势的评估：“有关种族、阶级、性别、年龄、收入和民族的新地形在洛杉矶制造出煽动性的都市地理。地方景观就是一片处处是暴力的边缘、冲突的躁动、不稳定的边界、莫名并置的生活空间以及暴富和绝望的飞地。”（《后现代都市化》，134页）5

回顾过去三四十年，不难追踪堡垒城市和郊区发展的深层原因以及它们的并发症。后工业化对经济的重构已经从根本上改变或侵蚀了很多美国城市中心的经济基础，并促进远离城市的地区多样化发展，这些地区指“外大都市”"边缘城市""都市综合体"“科技区”或“技术之都”。经济基础受到侵蚀的“锈带”城市在这种转换中越来越郊区化：市中心每况愈下，因为有经济能力的市民（中产及上等阶层）搬得越来越远直至“边缘”（同样，如今许多城市的恶化已经向外扩散到郊区外沿），而留下来的大部分居民发现他们除低收入服务岗位外几乎没有什么就业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这种重构会被指责为彻底完成了几十年来的郊区化趋势。6老城市幸免于这种命运（纽约就是最好的例子），主要由于这些城市承担了全球公司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服务中心的功能，第五章会对这一形态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伴随着从里根时代的“供给侧经济”开始的联邦税收政策的戏剧性转变，美国的经济重组在过去30年中带来了财富、收入和工资不平等的惊人增长。2004年，美国人口中最富有的1%拥有全国财富（总净值）的34。3%，10%的上层人员掌握72%的财富，90%的下层人群则仅占28。7%，差距程度之大在大萧条前从未有过。?由于过去30年来上层阶级收入增加，中低阶层收入则停滞或下降，收入不平等也达到1920年来无法比拟的程度：2005年，美国1%的顶级人群得到国家总工资收入的21。8%，前10%人群的收入是48。5%，留给底层90%人群的收入则只有剩下的51。5%。8这种巨大的经济鸿沟催生“私有化”文化，有时也被称为“公民分裂”——（普通民众）从公共领域撤离，对公共领域的关心和责任由富人以及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承担。由此，文化和经济两方力量都促使美国城市和郊区越发堡垒化。

堡垒化的最重要表现形式是公共空间私有化，这在购物中心（包括市中心的大商场）里的私有市集中十分明显。另一重要表现形式是夏洛特、达拉斯、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费城和纽约等城市中由隧道和天桥搭建起来以使步行者通过人行道和街道、绕开建筑的路线系统。这些“代理街道”是堡垒城市的部件或延伸，而且正如特雷弗·博迪指出的：“它们加速种族和阶级分层，且矛盾性地使它们本应弥补的那些方面越发恶化——公共领域的舒适性、安全性以及环境条件等。”（124页）9我们彼此看得越少，就越有可能互相害怕；正如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很久以前所说的，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街道会增加而不是减弱他们的危险性。

一种充满敌意的私有化形式即麦克·戴维斯（MikeDavis）在《石英之城》中描写的主要针对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公共空间的“硬化”，一种“将城市设计、建筑以及警察机构合并为一个单一、综合型安全措施的倾向”（324页）。10这种合并表现为无数形式，从引发颠覆感或形象等地下掩体、中世纪城堡、军事堡垒的建筑设计，到令人生畏的标志牌、监视摄像头和保安，再到设计极不友好的尖刺篱笆、桶状长凳，以及巨大、空旷、风吹不停的广场等。11《石英之城》一书的副标题是“挖掘洛杉矶的未来”，而且在它出版后近20年来，戴维斯所调研的洛杉矶市区的军事化实际上已经遍布美国。在他的工作基础上，彼得·马库斯（PeterMar-cuse）和史蒂文·夫拉斯蒂开发出精心分类的墙壁和“交叉空间”——这种设计元素旨在通过使用物理障碍和敌对的“认知信号”来进行排除或阻止。12类似的空间形态和元素，是经济和社会分裂在政治方面的物质表现（有时是故意的混淆）——既反映出分裂也有助于延缓分裂。

公民分裂以上层和中产阶级退避到封闭“飞地”为表现形式，在更大程度上，则表现为富裕的“脱离”群体与多元化收入的城市和国家分裂。132005年，《私托邦》的作者伊凡·麦肯齐估计，封闭式社区大约占美国总房屋数量的18%，但却占新建房屋的60%。14封闭式社区通常包括住户付费（通过私人安保服务）维护管理的私有街道和公园、儿童游乐场、网球场和游泳池等休闲空间。这类社区也由有偿工作人员管理，并遵循被称为“条件、契约和限制”的“准宪法”，其首要目标是保护财产价值。

随着越来越多人搬进封闭社区，他们对于被“二次收税”的愤怒也越来越强烈。他们越来越多地动用其以充足资金为基础的政治权力，去游说州立法者减免房主税款，并迫使政府退还封闭社区居民付的财产税。对政治组织不再有归属感同样成为其他政治运动和行为的基础，如加利福尼亚臭名昭著的“13号提案”（官方名称是“人民限制财产税倡议”）。它破坏市政税收的基础，导致公共教育、健康和其他服务猛烈下滑；引发反对“平权法案”和双语教育的运动；也促使规划和分区委员会提议的反对建造低收入住宅的禁令得到通过。15与此同时，混合和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也越来越多地转而采取（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被迫）封闭、分裂和自我隔离的策略。在当地警方敦促下，根据《可防御空间：通过城市设计防止犯罪》一书作者奥斯卡·纽曼（Os）提出的城市规划理念，俄亥俄州代顿地区的“五棵橡树”等中产社区划分为多个“微型社区”，并安装“减速带和障碍物、设置封闭街道和小巷，并在社区内铺设地砖、安装金属大门，上面装饰着颇具意味的社区图标”（库斯，57页）。为寻找低成本减少犯罪的方式，遍布国内的不少社区效仿“五棵橡树”案例。16其他社区则被迫引进这种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美国住房与都市发展部在所有其新建的低收入房屋项目中（几乎是通过法令）采取纽曼策略。1996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甚至按照纽曼的《创造可防御空间》印刷DIY指南，以指导人们自我隔离。

《创造可防御空间》的封面（图3。1）上是一幅引人注目的照片，三个大约七八岁的非裔美国男孩正在街上玩接球游戏，这条街被夹在砖柱之间的大铁门隔开。大门在孩子们身后隐约出现，门后是一条绿树掩映的街道，两旁有维护得很好的朴素房屋。不清楚孩子们是在墙内还是墙外：我的第一印象是后者，因为另一侧的人行道看起来在大门处停止，而且孩子们玩耍的步道上满是垃圾且严重失修。然而由于这本书吹嘘“可防御空间”的好处，从照片中的倒影看起来孩子们更有可能是被安全地围在内部，保护他们不受交通或者大门外那绿树成荫的社区里其他隐藏危险的伤害。

这里的要点在于，这幅图看起来与纽曼及其追随者的意愿大相径庭，那就是大门的意义和效果远远超出那些倡导并建造它的人所普遍认为的“墙内安全”，并且复杂得多。它不仅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极度专享的“庇护所”内的居民也许感觉被安全地封闭起来，但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的纽曼式开发项目中的居民也可能会感到监禁而不是保护。即便在五棵橡树这个许多居民都选择立起围墙的地方，其他的社区居民也会将它们看作“旨在鼓励隔离的屏障。‘就像在南非那样，把人们关起来’，一名在工厂工作的黑人居民柯蒂斯·普林特（CurtisPrint））说”（引自欧文斯）。

然而城市和郊区堡垒化的危害效果并不仅局限在致使美国不太富裕的公民日益疏离上，还导致税收基础、公共服务（包括学校、医院）、基础设施资金的猛烈下滑。因为，就像诸多研究显示（以及人类心理学常识可能表明的）那样，那些将自己与不同于自己的人进行隔离的人，也很容易遗忘或忽视其他人以及他们的观点和利益。

或者，如果他们想到了这些人，也非常容易将别人看作既怪异又具威胁性。同样真实的是，那些非自愿被隔离的人，也可能认为更有特权的他者（或他们的代理人，如私人保安）是更怪异、更具威胁性的。因而这些围墙本身就在被分割开的两侧建立起并固化威胁（或至少是威胁感）。

这些围墙也必须在扫描视图中观察。塞缪尔·努恩（SamuelNunn）将现代监视的起源与“寻找敌人，一个他者”联系起来。他写道：

监视技术强调差异，因为正是凭借某种形式的差异，监视者才能通过监视鉴别并挑选出与众不同的人或群体。考虑到视频注视，如果一切都一样，或所有行动都是常规的，摄像头就不可能聚焦于某个差异的主体——没有什么可供对比，没有任何突出的形象。监视系统就是寻求差异。因此，鉴别和排除差异成为监视空间里的目标，就是发现不匹配的部分，然后采取对抗性措施（指出它、逮捕它、驱逐它、排斥它、拒绝它、击退它）。（273页）

于是，所有这些监视和圈地的形式，都构成了反对差异之战的战略和战术。它们不仅谋求将之前的公共空间私有化，而且试图通过驱逐那些在某些方面“不同”的人以“净化”空间。然而净化只可能提升我们对“他者”的恐惧。当我们失去彼此之间日常的联系时——当我们不再在街上擦肩而过，不再看到彼此在公园中流连，孩子们不再一起在游乐场中玩耍，不再在火车或汽车上彼此紧挨着坐下，不再依次走进投票亭——我们同样也失去面对不熟悉事物时的放松和容忍。想要拥有至关重要的公共文化，我们必须对不熟悉的事物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2。街道：收费公路与赛博空间

尽管“街道”及其兄弟姐妹“道路”早已承载着自由和机遇的内涵，但纵观历史，它们都同样是征服和控制的标志。历史上，各政府通过创建和管理保罗·维利略（PaulVirilio）所说的“运输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其在民众中的权力。运输载体带来的，不仅有个人和货物，还有政府服务（包括税务员）和政权安全武装力量的传播。17建于公元前15世纪的波斯皇家之路，西起萨迪斯并延伸到小亚细亚和波斯，东至苏萨，南到超过1500英里的波斯波利斯。这条路使军队、贸易和信息得以运动通行，从而使大流士能够统治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王国之一。同样，几个世纪之后罗马人超过53000英里的庞大道路系统对于帝国的治理也功不可没。在对罗马道路的纪律性和象征性功能的分析中，亨利·列斐101伏尔观察到“在[罗马]行使统治权时，它将城市与乡村联系起来。这条路使这座城市，无论作为人民的还是作为参议院的，在全球疆域（orbisterrarum）的核心确立其政治中心地位。皇权之路通过大门从城市推进到全球，标记出脱离其所属地域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轮廓”（《作品》，245页）。道路的空间逻辑即自由、贸易和控制贯穿整个20世纪：从1956年开始，长度超过46000英里的美国州际高速路系统（官方称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州际与国防高速路国家系统）的设计，不仅是为汽车和卡车的交通，也是便于快速部署军队、军事设备和国防武装。与之类似，都市网格中垂直相交的街道同样不仅用于导航和分配财产，还有助于调节人员和货物流通，自然也包括军队和军事物资的流通。冯·豪斯曼男爵（BaronvonHaussmann）重建的19世纪中叶巴黎宽阔的林荫大道，不仅是为了给第二帝国的首都增添一种气派，而且是为了在国内动乱的情况下迅速部署军队，阻止在狭窄的街道上设置路障或通过被清除的狭窄小巷逃跑。

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文化中，从斯坦利·克莱默（StanleyKramer）的《荒野》、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的《在路上》，通过快乐捣蛋鬼（MerryPranksters）和沙滩男孩的“我走了”，道路始终带有关于自由、能动性和自主的神话光环（对许多人来说，它依然如此）。“汽车乌托邦”是洛杉矶“生态”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雷纳·班纳姆（ReynerBanham）的说法，他认为“[那个]高速公路系统，当前总体来说是一个意义单纯的地方，一种连贯的精神状态，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213页）。然而，人们也可以从流行文化中察觉到这种“生活方式”暗流的幻灭：从伯特·巴哈拉赫（BurtBachaach）的《你知道通往圣何塞的路吗?》，到托马斯·品钦的《拍卖第49批》，其中高速路的“有速度、自由，微风吹拂过头发，无穷无尽的风景”—-很快就被揭示出只是"幻想"，那道路是一种修理（fix）:“道路到底是什么，她[奥狄芭]想象，是皮下注射的针头，插入前方高速公路某条血管中，一条滋养洛杉矶主要部位的静脉，使它保持快乐、连贯，保护它免受疼痛或与城市相关的可能带来痛苦的任何东西。”（14页）高速公路也是一种意义设置上的“固定”（fix），一种凌驾于统治机器之上的自由幻觉（在《拍卖第49批》中，所有使用废旧邮件系统的人的局外人地位都通过其在高速公路下、合法流通表面下的秘密投递箱的位置得到了强调）。

大约25年之后，在《雪崩》的20世纪90年代从现在开始的瞬间重现了未来中，商业超越了公民身份，并且回到了中世纪“通行费”的做法——所有高速路都被私有化，并由菲尔兰斯公司和巡航之路公司等修建维护。从这方面看，我们正在快速接近斯蒂102芬森的未来，因为我们以前公共的、免费的美国高速公路正日渐私有化并按里程收费。相关趋势是，伦敦、新加坡、香港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城市开始对工作日驶入的车辆征收“拥堵费”。在伦敦，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拍摄并记录进入市中心交通拥堵区所有车辆的牌号，将司机身份与支付记录匹配，并给未付款的人开罚单。虽然与按需付费高速路的公共空间私有化不同，但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接近城市以及在城市内部移动的过程中，创造出双重的等级系统。伴随这一系统而来的还有对个人在城市中行动的监视和跟踪，其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它们扩大城市的扫描视图。

在如今21世纪的开端，我可以看到这些关于自由、商业和控制等相互竞争的逻辑，被复制到无尽扩张的赛博空间领域——美国政治家倾向于叫它“信息高速路”。它们的相似之处既在概念也在物质和地理方面：正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和吴（Wu）所指出的，“他们铺设光缆，按照火车和电话连接城市的方式，用光缆对互联网进行最强有力的互联”（56页）。与《神经漫游者》中赛博空间的反乌托邦描写形成对比的是，早期互联网和万维网以自由的乌托邦式言论著称。互联网先驱是最善于发声的群体之一，从WELL①的建立者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Brand）最常被引用的名言“信息需要自由”，到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egropo;互联网不可能被管制”（引自安德鲁·哈金斯[AndrewHiggins]和阿兹·阿扎尔[AzeemAzhar]），再到迈克尔·本尼迪克特声称的“通过它[互联网]无数永远不眨的视频之眼，遥远的地方和面孔、真实的或不真实的、实际的或早已逝去的，都可以被召唤到眼前。积累文化财富的庞大数据库使得每一个档案都可被获得，每一份录音都可被播放，每一幅图画都可被观赏”（2页）。18互联网曾被认为会引起巨大权力转移，将权力从国家政府和公司霸权那里转移，更加平均地分散在个人。它也将使权力在地理位置上发生转移，远离第一世界城区而转向新的、世界性的虚拟社区中。威廉·J。米切尔（WilliamJ。Mitchell）等理论家甚至预言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将会在许多方面导致城市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