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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可读的城市 都市符号与主体（第1页）

第一章可读的城市：都市符号与主体

你凝神扫视着街道，仿佛它们是书写的篇章：这个城市诉说着你必须思考的一切，让你重复她的话语。

然而，在这层厚厚的符号包裹之下，无论城市可能包含或隐藏着什么，当你离开时……都不会发现她的真相。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建筑始终是一种符号的艺术，但是，20世纪却见证了符号和建筑前所未有的融合。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美国和欧洲城市的建筑空间就充斥着各种文本和图像——广告、街道标志、报纸头条、政治性海报和涂鸦等。可以说，这些符号已经成为了城市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填充了我们的感知能力，模糊了曾经定义城市的街道和建筑。这种文本化符号之城的出现，标志着从以往被称为物之城的城市形态的历史性转变。虽然这种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制的，但是这种转变本身对后现代城市、后现代主体性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研究的第一章致力于通过三部小说追踪这段历史：从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Dreiser）《嘉莉妹妹》（1901）中的物之城开始，经由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DosPassos）《曼哈顿中转站》（1925）里初现端倪的符号之城，到威廉·吉布森《模式识别》（2003）的21世纪早期符号之城的顶峰。1在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中，我还简要涉及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的《夜色温柔》和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Woolf）的《海浪》等几部现代主义小说，这使我能够支持并丰富我的论点，尤其是当它涉及欲望的性别化时，这是我整个章节论点的一个重要方

面。第4节通过对各种后现代建筑、艺术、电影和电视作品的思考，转向对前面几节阐述的主题进行更广泛的文化探索，这些作品反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在作为符号之城的后现代城市构成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认为，从物之城及其主体性向现代和后现代符号之城及其17主体性的这种转变，也涉及相应的意义经济和欲望经济的相伴变化（在直接意义上和更广泛意义上使用“经济”一词，即形成给定现象或过程的力量的相互作用和管理）。由于对这些经济结构的适当分析（现在，尤其是直接意义上的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涉及物和符号的消费问题，本章还探讨消费如何影响都市环境，如何界定都市与其居民的关系以及如何塑造都市主体和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

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分析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城市及其相应的主体性的形态与美国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关联：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的工业资本主义，即一种物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占据主导地位；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资本主义，即一种符号的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符号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这刺激了市场营销手段日益复杂的发展，因为生产商寻求创造对空前数量的消费品需求。广告（包括店铺标识符号）和广义上的市场营销毋庸置疑与市场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然而，在20世纪，广告和营销成为了主要的都市产业。随着这些产业和依赖它们获得经济支持的新媒体（收音机、电影、电视、互联网）在20世纪一个接一个地发展起来，城市的性质也产生了变化。物之城让位给了符号之城，主要城市的实际经济重心在很大程度上从商品生产转向包括广告在内的符号生产。因此，商品消费也转向了符号消费。正如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所言，大多数商品现在都主要是作为符号，其次才作为物来消费。他进一步补充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对其最好的理解是“一种积极操纵符号的行为，一种个体拼命地试图组织私人化生活并为之赋予意义的拼凑行为”（5页）。到了21世纪初，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几乎已经在吉布森的《模式识别》所表现的超文本后现代城市中得到了完成。很大程度上，这部小说所描述的后工业时代经济依赖于（印刷、广播媒体、金融、市场营销等）进行的符号生产、操纵和交换。?

这些变化，如有助于实现这些变化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一样，不可避免地是复杂和不平衡的。几十年来，现代城市才逐渐成为了后现代城市。物之城和符号之城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是复杂的，需要一些限制性条件。人们很少遇到任何没有条件限制的实体或隔离区——一会儿是物之城，过一会儿是符号之城——而是一种既有物又有符号，却又与现代和后现代城市都不相同的复杂平衡。作为任何资本主义的固有部分，物以及物的消费对于现代和后现代资本主义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包括都市资本主义，尽管今天的物通常不是在美国城市制造的，而是在结构上类似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工业城市的外国城市制造的。然而，对于符号和物来说，美国城市本身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交易场所。这些复杂之处也反映在本章讨论的文学和艺术中。就像每一部小说所描绘的城市中的现实世界一样，在德莱塞所描写的芝加哥和纽约（尤其是嘉莉妹妹里具有特色的百老汇和广告牌上的灯光）中也有各种符号，在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这本小说以对渡口船头周围漂浮的碎屑不厌其烦的详细描写开篇）以及吉布森的全球城市（尽管那里的东西几乎总与消费品牌相关）里，同样有大量的物。尽管可能有人会反对，我自己仍然认为，这三部小说反映出了物与符号平衡关系的变化——从主导现代城市的物到主导后现代城市的符号，再一次，伴随着消费品牌意义形态的进一步转变——这标志着都市后现代性的历史。

在索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Veblen）的《有闲阶级论》提出“炫耀性消费”和“金钱的竞赛”等概念一年后，《嘉莉妹妹》出版了，它将衣服、饰品作为欲望的基本对象和**手段。这些商品（非常直白地说）为资本主义代言，它们的话语就是欲望的叙事——通过获得表明人们在社会等级中地位的事物来生产理想化的主体性欲望。德莱塞笔下的世纪之交的芝加哥和纽约，精心图绘了百货商店（小说中提到了五个名字）和各种展示场所（街道、剧院、餐馆、酒店）的组合图，通过在这些场所购买和公开展示消费品来确立主人公的主体性。3小说中所有的都市场所——从制造商品的工厂楼层到购买商品的百货公司，再到陈列展示它们的街道——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物。

相比之下，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里呼啸的20年代纽约则是一个符号之城，它的居民是资本机构生发出的无情的符号表达的主体。这些话语还提供了某种潜在的主体性叙事，这些叙述有时被小说中的人物所采用，有时被他们所抵制。虽然这两个角色都是通过资本主义向他们提供消费主义叙事，但是，多斯·帕索斯的埃伦·撒切尔转变了她自己的观念，这些观念是通过她消费资本的符号和广告话语而改变和产生的，而不是消费那些界定嘉莉妹妹主体性的实际事物。相比之下，失败的报人吉米·赫尔夫则努力创造一种自我意识，与环绕在“镀金字母之城”中的商业叙事形成鲜明对比（多斯·帕索斯，351页）。但是，埃伦和吉米都代表了消费主义的主体性——这些主体性与其说是由对物的欲望塑造的，不如说是对符号的渴望和消费塑造的——这是“文本化”的主体性。

威廉·吉布森《模式识别》中的第一世界全球城市的居民也是通过对符号的渴望和消费来塑造的。然而，吉布森小说里的后现代世界比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晚了将近一个世纪。因此，符号的性质也已获得了新的维度：广告符号已经成为品牌，它们生产一种可以用“品牌”来进行最恰当概括的主体性模式。营销已经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大公司不得不把自己看作品牌供应者而不是产品供应者，扩张的企业形象试图包含存在和思维在内的各种方式——整个“生活方式”和成套的经验与价值体系。随着品牌遍布全球，我们的城市景观变得越来越彼此相似：无穷无尽不断重复的可口可乐、麦当劳、星巴克、诺基亚、索尼、三星和耐克照亮了都市的夜晚。吉布森的主角凯西·波拉德，一个对品牌极度恐惧并反感的“酷猎族”，寻求构建自己独立的主体性，以对抗周围那些被纳入“品牌”中的主体性。

在这个过程中，21世纪初后现代城市中的这类企业的困境和潜力都得到揭示。

这种新的（甚至是后现代性的）都市空间和主体模式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在第4节中的主题。这一节将更倾向于用这种模式自身的方式来思考，如通过视觉艺术和媒体等，尽管它们本身也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我特别要讨论HBO的电视连续剧《欲望城市》，苏菲娅·柯波拉（SofiaCoppola）的《迷失东京》与芭芭拉·克鲁格和珍妮·霍尔泽的概念艺术。

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即众多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普通人，会在诸如教堂、剧院、舞厅、酒店、公园、商店之类的地方聚集起来。为了给短暂聚会中的观察者留下深刻印象，并从中赢得个人满足，一个人的金钱实力应该通过他身上的信号流露出来，并使别人能够识别……

服装上的支出比大多数其他方式更具备这种优势，因为我们的外表总是能够成为一种明显的证据，并且第一眼就能向所有观察者表明我们的经济地位。

——凡勃仑，《有闲阶级论》

来到纽约两年之后，西奥多·德莱塞在他的专栏《反思》中描写了1896年纽约城里血汗工厂的罢工。他把这座城市比作“罪恶的从良妓女”，“装扮得如此华美，穿着猩红的丝绸长袍，珠宝和香水，使她浑身散发迷人魅力。而实际上，在这种外表之下，却是撕裂、悲惨的心灵，和扭曲、不幸的良知”（411页）。德莱塞警告城市的崇拜者“让你欢乐的只是外在”（410页），他提醒读者“一切都建筑在悲痛和对艰辛劳作永无止境的索取之上”，“这些高耸的墙壁遮蔽了无尽的悲苦”（411页）。三年后，在《嘉莉妹妹》这部关于美国城市的伟大小说中，德莱塞开始考虑这些主题——城市表面的魅力，它在经济和社会地位跌宕中的精打细算，以及服装和其他物品在炫耀性消费中所扮演的想当然的角色。

户外电子标志1891年在纽约首次应用，它在《嘉莉妹妹》描写的年代里已经十分普通。但这个时期的芝加哥和纽约仍主要是物之城。以当代眼光看这期间的照片，纽约街头的标志牌少得不可思议（仅有寥寥几个夸张的例外，特别是百老汇大街，晚上被电子广告变成了“白老汇大街”）。5但是，物与人却无所不在。在1898年赫斯特街市场的标志性照片（图1。1）里，你可以看到市场被无数推车里大减价的物品和下东城的居民们挤得水泄不通。一张摄于1897年西格尔库珀百货公司内部的照片（图1。2）则可看作1896年“女士一英里”（以百老汇、第五大道为边界的第14街到第23街之间的区域）的豪华版注解。这家公司在广告中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店”。但从照片中也看出，即便是在新百货商店更精致的空间里，商品的陈列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审美是一种丰富甚至过剩，而不是稀有或排他性。6百货公司在这个时代（或许任何时代）都充当着大宗生产奇迹的供应者和事实上的庆祝者。7

德莱塞的主人公们在满是细节的都市环境中行进（小说的叙述经常提供具体地址甚至方向和路线），在这些环境中，重点始终是对商品的消费和展示，尤其以服装和配饰为甚。

凡勃仑本人指出：“炫耀性消费占城市收入的比例比农村人口21的比例要大，而且这种要求也更为必要”，因为“对[财富和地位]这一系列证据的刺激，及其短暂的有效性，在城市中更为明显”（54页）。因此，毫不意外，斯图亚特（Stuart）和伊丽莎白·伊文（ElizabethEwen）认为“城市提供了大众时尚扎根的肥沃土壤。作为一种流动的、个性化的展示形式，时尚尤其适合这个日益以流动的个人为特色的社会”（142页）。正如嘉莉到纽约不久之后所发现的那样，百老汇大街上的步行“就是一个由漂亮的脸和精致的衣服构成的非常壮观的队列。女人们穿戴着她们最好的帽子、鞋子和手套，手挽手地走在去商店或剧院的路上，从十四街一路簇拥到三十四街。同样，男人们也炫耀着他们能负担起的最新款式……如果一个爱穿漂亮衣服的人买了一套新衣服，他毫无疑问会在百老汇大街上进行处女秀”（226页）。这里的流动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在百老汇大街行走），也是隐喻性的（向更高社会阶层攀缘）。

嘉莉与大众时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她最初参观“费尔公司”，即一家芝加哥百货公司的时候。在这个场景中，她只是在橱窗外看看，因为她没有钱，但却“被橱窗里陈列的饰品、服饰、文具和珠宝等深深打动。每一个独立的柜台都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引人入胜的展示场所。她情不自禁地感觉到每件小饰品和贵重物品都对她本人发出召唤……没有什么是她不能用的，也没有什么是她不想拥有的”（17页）。她自己的“着装缺陷”，她痛苦地意识到，“向所有人表明她是谁和她是什么”（17页）。正如她在直觉上理解的，在这个（资本主义）欲望经济中，缺少所需要的东西就是缺少所需要的自我。

嘉莉在百货公司、餐馆、旅馆和街道上看到的衣服都是为了满足她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欲望客体，但这种欲望与任何生物需求无关。这些衣服主要是用来作为嘉莉可能拥有和成为什么的指示物（或用凡勃仑的话说，作为金钱效仿的对象），但在那一刻，它们也是嘉莉不属于什么的指示物，是她作为工人阶级父母的一个女儿的阶级地位的指示物，因此也是她所无法掌握的一切的指示物。8这样，嘉莉所渴望的服饰既发挥一种物（或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术语来说的所指）的作用，又不可避免地起着一种符号的功能，她对这种符号的消费总是涉及所指物，即物质性的物。相比之下，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曼哈顿中转站》里的符号除了它们的物质所指（物）之外，本身就是作为符号来消费的。因此，这两部小说中发挥作用的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一种是消费经济，一种是消费与意义之间关系的经济。

从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符号理论可以很清楚地理解这一区别。他将符号的概念表述为由能指（词语或声音图像）和所指（概念或意义）组成，并与指称对象（符号所指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虽然索绪尔承认这种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从本质上说是任意的，但它启发其后的理论家（特别是雅克·德里达以及讨论意义在欲望功能中的作用时的雅克·拉康）对能指和所指二者关系的更多复杂性的探索。9这些复杂性涉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等级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在索绪尔和其他地方，不允许后者对前者具有优先性），能指与所指分离的方式和“浮动”，能指如何从其所指分离并成为“漂浮”的能指；以及符号最终如何从它的所指物上分离，并开始自身的生涯。在这些方面，德里达和拉康背离了索绪尔，或至少是（解构性地）把索绪尔的理论变得更激进。

我认为，在德莱塞那里，就能指、所指和物（作为指称对象）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言，就能指和物支配着这种经济而言（在任何意义上），这种符号的功能更接近于索绪尔的意义观。10另一方面，就像拉康和德里达分析的那样，多斯·帕索斯和吉布森的符号功能可以被视为表现或艺术地显示出与索绪尔的背离，这是拉康和德里达分析性地表达出来的。在多斯·帕索斯和吉布森那里，符号离开物、能指离开所指浮动，因此能随时重新拼接自身或继续保持背离和独立。即便是在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中，对物的消费也包含着对符号的消费（例如，作为财富和地位符号的衣服），尽管如此，这种所指支配着这种消费的经济；正如前面提到的，在这本小说中，符号的消费几乎总是涉及物的消费。11相比之下，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不仅物的消费（或通过商品的符号消费）经由商品的话语在本质上成为了符号消费的次要因素，而且最重要的是，符号（词语）现在成为以一种原后现代时尚主导的符号经济。简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德莱塞的物之城也是一座符号之城，它主要是一座所指之城；而多斯·帕索斯的符号之城也是一座物之城，它主要是一座能指之城。

在物之城里，嘉莉欲望的走向被资本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家庭的各种经济因素所决定。这些欲望引导她进入特定所指的意义体系和结构，决定她想要什么、什么时候要。这样看来，与弗洛伊德学说和拉康学说相应的物之城和符号之城的两种欲望经济，就可以看作分别产生于工业资本主义和后工业资本主义。在这两种模式中，由于欲望是由无法获取的欲望客体界定并驱动的，因此欲望也是由匮乏构建而成的，并且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功能”，就像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28页）中所描述的那样。这种功能“涉及在丰盛的产品中刻意营造欲望和需求；使所有欲望在需求无法满足的巨大恐惧中战栗不安”（28页）。在弗洛伊德模式中，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主张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及其中构建的核心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前俄狄浦斯的、多形态性变态儿童的欲望多样性，被俄狄浦斯情结引导到以匮乏为特征的俄狄浦斯欲望经济中。这种匮乏由（男孩方面）所预期的和（女孩方面）所感知的阴茎（一种实在物）的丧失所突然引起的。我认为，在德莱塞的城市的市场经济中，欲望仍然保持着这种特征，专注于由它们连接和界定的物和符号（它们的所指和它们的能指）。

“迅速理解生活中更强烈的乐趣，并且雄心勃勃地想从物质上获得利益”（2页），嘉莉被那些能同时给她两样东西的人所吸引。最关键的是，这种吸引力总是由——他和她的衣服来调节

的。当嘉莉第一次在从哥伦比亚城到芝加哥的火车上邂逅德鲁埃（Drouet）时，他的服装（小说对它们的细节进行精心描绘）以及举止“为她建立起一个隐隐约约的财富世界，而这个世界以他为中心”（6页）。德鲁埃是个“串街的”，一个不断旅行的推销员，他的华而不实的衣服比德鲁埃本人更能说服嘉莉。12这穿着实际是他实施推销的一部分：它宣扬他的成功，也更进一步地宣扬他所代表的公司和产品的成功。13但是，潜在客户并不是他唯一的目标客户。他的穿戴同样刻意地“处心积虑地吸引着那些敏感年轻女子的倾慕”（3页）。

因此，德鲁埃对嘉莉的**，就像小说中所有其他的**一样，转向了服饰的问题——一开始是他的，接下来是她的服饰问题。他催促她拿走他给的钱，并保证说：“我会帮你渡过难关的。给自己弄点衣服。”（47页）反过来，嘉莉感觉到这些钱似乎与德鲁埃本人混合在一起了：“她接过来的钱是两张柔软、绿色、漂亮的十元美钞。”（47页；本书着重号）接受了这些钱之后，金钱、欲望和**就融合在了一起，嘉莉“现在感到被一种奇怪的感情纽带与他捆绑在一起”（47页）。

第二天，“被这些钱财所迷惑，被欲望所引诱”（51页；本书着重号），嘉莉拿着20美元回到了费尔百货商店（德莱塞的“迷惑”在这里是精心挑选的，意味深长）。作为一个身无分文的求职者，之前她曾梦想流连在店里那些“饰物、服饰、文具和珠宝的诱人展示中……她不能停止对每件小饰品的渴望，它们对她来说那么有价值，而且她也并没有停止”（17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从有吸引力和充实感开始的欲望转向由缺乏强调的欲望：她看到的一切“都碰触到她的个人欲望，她深切感受到所有这些东西都超出她的购买能力之外的事实。她是个……局外人”（17页）。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从我们将欲望放在获得那一边的那个时刻起，我们就把欲望变成了理想主义的（辩证的，虚无主义的）概念，这使我们认为它主要是一种匮乏：缺乏某个客体，缺乏某个真实的客体。”（《反俄狄浦斯》，25页）——而且，人们可能还会加上，缺乏一个真正的主体，对物的拥有能够生产主体，然而这种生产也十分短暂。

这种转变在后来的场景中也很明显，嘉莉带着钱包里的钱回到商店。然而，有意思的是，她再一次被动地关注起获取——或者是匮乏。她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就是那种我们有时会在精神上摇摆不定的状态，被钱财迷惑，被欲望引诱，但又被良心或犹豫所阻碍……现在，她在每一件单独的装饰品前都停下来，在那里她匆匆忙忙地往前走。她的女人心因渴望而感到温暖。她穿上这件衣服会怎么看?这件衣服会让她多么迷人!”（51页）。她的欲望始于丰盛，后来却变成匮乏：“如果没人给她钱，这些东西她就一样都不可能拥有!只要她有几件这样的东西，她看起来也会很漂亮。”（51页）

人们可以把这两个主要购物场景中的每一个变化解读为两个不同的欲望模型之间的运动。每一个场景都以一种欲望的形式开始，这种欲望由连接性或者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连接性综合”（《反俄狄浦斯》，5—6页）来界定的，然后被随后的俄狄浦斯化的分离或缺失所取代。这种最初的欲望是基于他们所描述的“精神分裂症”的扩散和欲望的多重性，而这些欲望处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和拉康的欲望经济之外，因此并不局限于界定这些经济的缺乏。当赫斯特伍德（Hurstwood）想象嘉莉“因为过于好奇和渴望而不可能贪婪。她依然迷惑不解地将城市看作炫目迷宫”（91—92页）的时候，可以说，他想到的就是这种欲望。在他看来，她的欲望是天真的、没有重点或者不知所措的——与她对“城市这庞大迷宫”的感知相应，而这座城市迷宫的欲望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她所未知的。然而，她的欲望被德鲁埃、赫斯特伍德以及金钱——俄狄浦斯式的资本主义所取代，带回到了一个俄狄浦斯情结塑造的领域。人们也可以将这一购物的“原始场景”与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中妮可·迪瓦（NicoleDiver）与罗斯玛丽·霍特（RosemaryHoyt）一起购物的场景相比较。